《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的立法改革

Lee Mason助理教授,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引言

立法會於2014年11月26日通過《合約 (第三者權利)條例》(下稱《條例》),使立約各方得以賦予第三者強制執行的合約權利,從而對受「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規管的現行法律進行改革。鑑於幾乎所有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都已制定了第三者合約權利方面的法例,因此 《條例》的通過可以說是姍姍來遲。儘管《條例》目前尚未實施,但現時藉深入研究其主要內容,及考量《條例》與英國的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1999 (下稱《1999年英國法令》,它是《條例》制定時主要參照的藍本)之間的不同,為其正式實施作準備,凡此皆為有益之舉。

《條例》包含什麼主要內容?

可強制執行合約權利的驗證

《條例》中訂明了兩項可強制執行合約權利的驗證。基本上,如果立約各方在合約中「明文」規定第三者可強制執行某合約的某條款;或該條款「看來是」賦予該第三者一項利益,則該第三者可強制執行該條款(第4(1)條)。然而,如按經「恰當解釋」的有關合約,可由該第三者強制執行該條款,明顯立約各方的用意(第4(3)條),則第二(或另一)部分的驗證未能通過。因此,立約各方實際上可藉合約內的明示條款規定有關法例不適用於該合約中。但不管怎樣,如要根據《條例》享有強制執行合約權利,第三者須屬該合約中明文點名者,或屬該合約中明文指明的某類別人士,或屬符合合約中的明文特定描述者(第4(2)條),即使在有關合約訂立時,該第三者並不存在 (第4(6)條)。

第三者可獲的補救

《條例》規定,第三者在違反某合約而提起的訴訟中可獲得的補救,是該第三者假使是該合約的一方時可獲得的補救(第5(1)條)。此等補救不僅包括損害賠償,也包括「衡平法規則之下的補救」(第5(3)條),即是強制履行令及禁制令。然而,由於第5(2)條規定:「關乎上述補救的任何法律,即因而適用」,惟鑒於第三者並沒有就合約給予任何代價,因此它如何與「衡平法不支持無償受讓人」這一衡平法原則相符,實在令人難以完全理解。《條例》進一步明確指出,任何權利或補救如屬「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之例外情況的其中一部分,仍是有效和可予施行的(第5(4)條)。

答辯和反申索

然而,假使該第三者是合約一方;或假使該申索是由受諾人提起的,該申索是由有關合約引起,或與該合約有關連,並且與有關條款有關;或該合約中有明訂條款規定,在該第三者提起的有關的法律程序中,許諾人可提出該事宜作為答辯或銷,則《條例》也令許諾人可據此作為答辯或抵銷(第8(2)條)。此外,假使該第三者是合約的一方,許諾人便可提出某項並非由該合約引起的事宜,作為針對該第三者的反申索,則許諾人可提出該事宜,作為反申索(第8(3)條)。但無論如何,該等答辯、抵銷及反申索的提出,均受該合約中指明許諾人提出某些事宜,作為答辯、抵銷或反申索的明訂條款所規限(第8(4)條)。

更改及撤銷合約

此外,該第三者已同意合約中的某項條款(而許諾人已接獲該同意的通知),或是該第三者已依賴該條款(而許諾人已知悉,或按理能夠預見該第三者會倚賴該條款),否則《條例》容許立約各方更改或撤銷該合約。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中,立約各方如欲更改或撤銷該合約,須獲得該第三者的同意(第6(1)及(2)條)。此外,立約各方可在合約中訂明一項條款,規定任何一方可在有關第三者同意下更改或撤銷合約;或在(上述)所指明的的其他情況下,須獲該第三者同意,方可更改或撤銷該合約,但只有在該第三者表示同意或依賴該賦予其利益的條款之前,已知悉該條款;或立約各方已採取合理步驟令該第三者知悉該條款才適用(第6(3)及(4) 條)。
然而,如立約各方須獲得第三者同意方可更改或撤銷合約,那麼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法院作出命令,免除須獲該第三者同意的規定,前提是合約的另一方(或多方)同意更改或撤銷該合約,而法院認為作出該命令是「公正並切實可行的」(第7(2)及(3)條)。假如該第三者的下落不明,又或是該第三者是精神病患者或幼年人,那麼這項規定會很有用處。此外,該規定也容許法院運用酌情決定權,以防立約各方受合約「鎖定」,無法抽身而出。然而,該等命令受法院認為合適的任何條件所規限,包括規定須向該第三者作出賠償(第7(4)條)。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的這項權力並未表明可適用於仲裁庭,與《1999年英國法令》的規定有所不同。

《條例》與《1999年英國法令》有何不同?

免責條款

雖然《條例》與《1999年英國法令》大致上相同,但當中也存在一些顯著差異,其中一個分別在於,假如主合約中載有一項免責條款,而該條款卸除或局限承諾方在違反合約謹慎責任時須向第三者承擔的法律責任,那麼該項條款便須受《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71章)第3(1)條的「合理標準驗證」所規限。事實上,相關免責條款若未能通過合理標準驗證,《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7(2)條的字眼所涵蓋的廣泛範圍,可足以防止承諾方在違反合約上的謹慎責任時,卸除或局限其須向第三者承擔的法律責任。然而,《1999年英國法令》載有一項特定條文,使《1999年英國法令》中一項與《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7(2)條相對應的規定不再適用,以防第三者以「不合理」為由,免除受承諾方的免責條款所規限。然而,《條例》中並無訂立任何該等相對應條文,使《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7(2) 條不適用。

雖然《條例》看似對第三者較為有利,但它也為立約各方帶來不確定性,尤其是使得許諾人最終可能免除其須向第三者承擔的法律責任,儘管它本人已與受諾人相互同意該等法律責任應予免除。這一情況似乎與推動改革「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之初衷(即是使立約各方的用意得以實行)相悖。鑒於立約各方能夠決定是否給予第三者強制執行合約的權利,故此假如立約各方確實決定賦予第三者該等權利,它們亦應當有權卸除或局限此等權利,才可稱得上公平。因此,相比於《1999年英國法令》所持的觀點,由於沒有使《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7(2)條不適用,許諾人所須承擔的潛在法律責任,實際上較諸它在訂立合約時與受諾人所議定的法律責任更為沉重。

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

《條例》與《1999年英國法令》(事實上,也是與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任何其他第三者法例)的另一個明顯分別是,《條例》中明確載有一項與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有關的條文(第13條)。然而,倘若許諾人向第三者提起訴訟,這項條文也許會為條款的適用帶來問題,或至少會為其帶來不確定性。第三者如欲依賴某項免責條款(而該項條款是以其利益而賦予它的),這可能意味著,該第三者須承擔不得不在主合約所同意的司法管轄區為自身權利進行答辯的。由於法例並無意委予第三者承擔該等義務,因此其必然含意是:雖然必須在規定的司法管轄區提出起訴,但該第三者責任接受該司法管轄區管轄(或者更確切地說,該第三者有權自行選擇是否遵從)。如果該第三者選擇不接受該司法管轄區管轄,那麼該司法管轄區的法院便須把有關的法律程序擱置(除非它能夠基於其他原因而提出其擁有司法管轄權的主張),以致許諾人只能夠選擇在一個對該爭議擁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提起有關法律程序。然而,由於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並無訂立任何與該項條文相對應的條文,更不必說其曾經運用和驗證該項條文,因此實際情況會如何,現時仍然並不清晰。

轉讓條文

《條例》與《1999年英國法令》的最後一個顯著分別是,《條例》載有一項與轉讓有關的特定條文(第14條),而這方面似乎並不太具爭議。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與英格蘭法律委員會的看法一致,認為第三者權利與合約上的權利非常類似,因此並無任何合理理由不容許轉讓第三者權利,儘管英格蘭法律委員會認為沒有為此訂立相關法律條文的必要。《條例》的規定主要容許第三者可強制執行某合約的某條款之權利,可轉讓予另一人,該合約另有明文規定,或按經恰當解釋的該合約,該等權利屬於不可轉讓的(第14(1)及(2)條)。然而,這項條文在「法案審議」階段備受香港保險業聯會的批評。該會認為,一個更為可行的做法是:該法例應採用「自由選擇加入」(opt-in)而非「自行選擇退出」(opt-out)的方式,尤其是在壽險保單方面,因為第三者權利的轉讓,可能會給保險公司在核實該等轉讓的真實性和有效性方面帶來困難。

然而,由於該等轉讓是《條例》所明確規定的,因此在更改和撤銷合約的情形中產生了兩項相關問題。第一,究竟是第三者的行動(同意或依賴)的行動,會導致立約各方(在未獲該第三者同意的情況下)更改或撤銷有關合約的權利終絕(第6(1)及(2)條)。第二,如果立約各方已保留其更改或撤銷有關合約的權利,它們應當讓該第三者讓得悉這項明示條款(第6(3)及(4) 條)。法律改革委員會認為,這兩個問題的一個自然和合乎邏輯的答案,須視乎立約各方是否已接獲該等權利轉讓的通知:若然,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將會是:受讓人。

結論

儘管《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姍姍來遲,但卻可以說是香港合約法中一項令人欣喜的新增法例。雖然這項法例並沒有完全廢除普通法中「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實際上,立約各方仍可自由地將這項法例「不適用於合約」),但它賦權立約各方,使其得以將若干權利或利益賦予第三者,從而讓該第三者直接強制執行此等權利或利益。雖然《條例》與《1999年英國法令》大致相同,但兩者之間也存在若干顯著差異。不管怎樣,《條例》確實在第三者受益人所享有的利益以及在立約各方所欲實行的用意上,取得了一個適當的平衡點。我們目前所等待的,就是 《條例》一旦實施, 法院可以就這項法例在實際情況中如何運作,建立一套完整的判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