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對可強制執行性測試的進一步審視

Lee Mason助理教授,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前言

正如二月號《香港律師》所談到的,立法會在不久前通過了《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使立約各方得以賦予第三者強制執行合約條款的權利。《條例》雖然並沒有取代普通法下的「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但確實也對現行與第三者有關的合約法進行了改革。《條例》將於何時生效,雖然我們目前還不曉得,但預期將會是今年年底的某個時候。

儘管某些合約並不在《條例》的適用範圍內(參見第3條),但所有其他合約均受《條例》的規管,並有可能有意或無意地賦予第三者強制執行合約條款的權利。因此,第三者何時有權在其並非立約一方的合約中,強制執行當中的合約條款,現時對此作進一步審視正是適當時候1

第三者何時有權根據《條例》強制執行合約條款?

就可強制執行性而言,目前共有兩種相關測試,這兩種測試的共同點是﹕根據第4(2)條的規定,要強制執行一項合約條款,該第三者必須屬於在合約中被明文點名者(例如是某位人士或某家公司),或是屬於在合約中被明文指明的某類別人士(例如﹕碼頭裝卸工人、其後的貨主),又或是符合合約中被明文特定描述的人士(例如﹕債權人、立約一方的代名人、或居於某一特定住處的人)。然而,根據第4(6)條的規定,被如此指明的第三者,在合約訂立之時不必存在(強制執行權因此可以授予,例如﹕未出生的孩子、將來的配偶、或還沒組建的公司)。

第一項測試:明確規定可強制執行性

根據第4(1)(a)條,如果合約對有關權利作出了明確規定(例如,「[第三者]有權強制執行本合約」或「強制執行[特定條款]」,或甚至「有權起訴各立約方」),被如此指明的第三者將可強制執行該條款。

第二項測試:可予推翻的可強制執行性推定

又或是,根據第4(1)(b)條的規定,合約條款如果看來是賦予第三者一項利益,則該被如此指明的第三者有權強制執行該條款,惟須受第4(3)條的限制所規限。第4(3)條規定,如果按照對有關合約的恰當解釋,可由該第三者強制執行有關條款並非立約用意,則第4(1)(b)條將不予適用。因此,第二項測試包含一項可予推翻的推定,就是:假如該條款看來是賦予第三者一項利益,那麼當中的推定是﹕立約各方有意圖使該第三者能夠直接強制執行該項利益﹔除非,按照通常(客觀)的合約解釋,希望推翻該項推定的一方能夠證明﹕合約中的某些內容顯示,立約各方實際上並無任何意圖設訂該等強制執行權利。

推定是在甚麼時候產生?

只有當合約條款看來是直接將利益賦予該第三者,這項推定才會產生。換句話說,當中並無任何意圖涵蓋以下情況﹕如果履行合約條款下的義務,其目的只是為了將利益賦予該第三者以外的人士,那麼該合約條款所賦予該第三者的,將會是一項間接或附帶利益(例如,B聘用A為他砍掉他所擁有的、與C的土地接壤的樹籬,而A因此採取的行動將會使C間接受益,但該合約條款看來並非賦予C一項利益。參見Dolphin Maritime & Aviation Services Ltd v Sveriges Angfartygs Assurans Forening [2009] EWHC 716 (Comm) at [74]-[77])。然而,賦予該第三者利益,即使看來並非有關條款背後的主要用意,但該項推定仍然可以產生,前提是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看來是有此用意(參見Prudential Assurance Co Ltd v Ayres [2007] EWHC 775 (Ch) at [28])。

推定如何被推翻?

運用通常(客觀)的合約解釋原則,只要存在一項清晰明確的,排除由任何第三者強制執行相關利益的條款(例如﹕「任何人若非本協議的立約一方,便無權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協議的任何條款,[除非及假如本協議明確規定,《條例》適用於本協議的任何條款]。」),又或是存在一項與立約各方賦予該第三者一項強制執行權利之意圖有所抵觸的條款(例如﹕雖然存在一項將某利益轉讓給第三者的條款,但也同時存在另一項禁止立約的其中一方於未獲另一方同意前轉讓該利益的條款),該項推定便可以被推翻。然而,緘默似乎不足以將該項推定推翻:各立約方必須能夠證明其並無任何意圖使該第三者有權強制執行有關條款(參見Nisshin Shipping Co Ltd v Cleaves & Co Ltd [2003] EWHC 2602 (Comm) at [23])。此外,如果僅僅以該第三者擁有一項現行(儘管是有限的)訴訟權利(例如各立約方設訂了一項以該第三者為受惠一方的信託)作為理由,這看來不足以證明其必然有意圖將在《條例》下的強制執行權利加以排除(參見Nisshin Shipping (above) at [30]-[31])。

重新審視若干與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有關的重要案例

為了讓我們能加深了解在《條例》下的可強制執行性測試,下文將審視若干與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有關的重要英國案例,並就案中的第三者是否應享有強制執行權利,探討在《條例》下該等案件將會作出如何的裁決。

Tweddle v Atkinson (1861) 1 B & S 393

在該案件中,John Tweddle 與 William Guy之間訂立了一項協議,而雙方根據該協議,承諾一旦John Tweddle的兒子(William Tweddle)與William Guy的女兒成婚後,他們將會向John Tweddle的兒子支付一筆金錢。此外,該項協議也訂明:「....雙方謹此進一步同意......就該等謹此承諾及指明的款項......WilliamTweddle享有起訴上述各立約方的充分權力。」儘管根據普通法下的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 William Tweddle在案中並不享有任何強制執行權利,但是根據《條例》,他極有可能享有強制執行有關承諾的權利,因為:就第4(2)條而言,他已經被明文指名(在該案中是藉著被點名)﹔而就第4(1)(a)條而言,他強制執行合約條款的能力,是有關合約所明文規定的。

Beswick v Beswick [1968] AC 58

在該案件中,一名伯父將他的煤炭配送業務出售給其侄兒,條件是其侄兒必須承諾,終該名伯父的餘生,其侄兒須每星期給他支付一筆指定金額,而在他去世後,其侄兒會每星期向他的「遺孀」支付一筆指定金額。該名伯父去世後,其侄兒只曾支付過一次該筆指定金額給其伯父的遺孀,之後便拒絕再作支付。該名伯父的遺孀乃提起強制履行訴訟,以迫使該名侄兒繼續履行其支付承諾。英國上議院駁回該名遺孀以其個人身份提出的申索,理由是她並非該名伯父與其侄兒之間所訂立協議的其中一方。雖然為了避免產生不公正的裁決,法院允許該名遺孀以其已故丈夫之遺產管理人身份提出申索﹔然而,根據《條例》的規定,若然該名遺孀以其個人身份提出申索,她也應當能夠獲得勝訴,因為:就第4(2)條而言,她是被明文指明的(在該案中,她符合合約中的明文特定描述)﹔就第4(1)(b)條而言,有關條款看來是賦予她利益,因此她可以爭辯稱,她享有推定的強制執行權利。只有當該名侄兒能夠證明,根據對合約的恰當解釋,立約各方並無任何意圖讓該名遺孀有權強制執行該項條款(例如﹕證明他與其伯父有意保留改動有關合約的權利,但假如該名遺孀享有強制執行權利,他們的上述權利便將會失去或受到限制),這項推定才可以被推翻。

New Zealand Shipping Co. Ltd v AM Satterthwaite & Co. Ltd (The Eurymedon) [1975] AC 154

在該案件中,碼頭裝卸工人們如不慎損壞了鑽挖機,他們將可免除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托運人與承運人之間訂立的運輸合約中載有一項「喜馬拉雅」條款,當中明確授予「受僱人或代理人......包括獨立承包商」一項強制執行權利,讓他們可以依據一項免責條款,對於在受僱過程中犯有的疏忽,可免於承擔因此須承擔的法律責任。雖然英國樞密院裁定,該等碼頭裝卸工人可以該項免責條款作為依據,但樞密院在作出如此裁定時,是運用了相當複雜及人為的論證,目的是要規避「立約各方的相互關係原則」所施加的限制。但根據《條例》的規定,碼頭裝卸工人看來仍可以該項免責條款作為依據,但所須的論證便簡單得多,因為:就第4(2)條而言,碼頭裝卸工人是被明文指明的(在該案中,他們是作為指明的某類別人士)﹔就第4(1)(a)條而言,以該項免責條款作為依據的權利,可以明確地延伸至他們。(註:雖然第3(2)(d)條明確將海上貨物運輸合約排除於《條例》的適用範圍以外,但就免責條款而言,第3(3)條作出了一個明確的例外規定。)

Jackson v Horizon Holidays Ltd [1975] 1 WLR 1468

在該案件中,Mr. Jackson及其家人在旅行假期所經歷到的,未能如他們預期合約中所應提供的。為此,他就其本人與家人所遭遇的不愉快和失望,向旅行社提出申索並成功獲得損害賠償。根據 《條例》的規定,Mr. Jackson應可以就其家庭成員所遭遇的不愉快經歷,代表他們向旅行社追討有關的損害賠償,前提是﹕就第4(2)條而言,有關的家庭成員在訂立相關合約時是可被明文指明的。此外,由於 Mr. Jackson與旅行社之間所訂立的假期合約條款,看來是要賦予利益給其家庭成員,因此Mr. Jackson代表其家庭成員提出申索,應當屬於第 4(1)(b)條的範圍以內。因此根據第 4(3)條,推翻有關推定(即Mr. Jackson與旅行社均沒有意圖讓Mr. Jackson的家庭成員享有強制執行有關條款的權利)的舉證責任乃落在旅行社身上。

White v Jones [1995] 2 AC 207

在該案件中,一些律師被指無故延誤遺囑的草擬工作,以致立遺囑人未及簽立其遺囑便已去世,該些律師因而被控在製備遺囑方面犯有疏忽。按照立遺囑人的指示,立遺囑人數名女兒的名字應當包括在擬簽立的新遺囑中(她們的名字並沒有包括在當時存在的遺囑中),因此她們向該些律師提起侵權訴訟。儘管英國上議院維持立遺囑人的數名女兒所提出的侵權行為申索,並判給她們損害賠償,但即使根據《條例》,立遺囑人的數名女兒依然無權享有合約上的申索權利,因為:第 4(1)(a)條在該案是明顯不適用﹔此外,該些律師在草擬遺囑過程中所須履行的合約責任—以合理的謹慎和技巧行事,看來並沒有賦予立遺囑人的數名女兒任何利益(作為第三方受益人), 因此她們也不可以第 4(1)(b)條作為依據。事實上,立遺囑人各名女兒可以獲得的利益,只是來自她們的父親,而該些律師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協助其當事人(即立遺囑人)將有關利益賦予他的各名女兒。

結論

雖然新《條例》現時尚未實施,但它可能在無意的情況下給立約各方施加了法律責任,而這必然會引發一些令人關注的問題(特別是在商業運作方面)。然而,第三者在《條例》下是否享有強制執行權利,事實上是可以藉明確的合約草擬方式來為問題尋找答案,即是:對明文指明的第三者所享有的強制執行權利作出明確規定,又或是明確表示《條例》並不適用。就後者而言,將該等與第三者權利有關的法例之適用性排除的條款,在許多英國合約中現已幾乎成為標準條款,特別是在建築行業方面。然而,我們期望《條例》不會成為一紙空文,亦期望香港商界珍惜這項將強制執行權利賦予第三者之法例其所存在的價值。


1 由於《條例》目前仍未生效,香港現時並無任何判例可供作《條例》實施時的指引。因此,我們乃援引與英國的法例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Act 1999相關的英國判例作為參考,該法例乃《條例》起草時的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