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今的理解」: 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 是對他們的一種虐待

長期以來,家庭暴力與虐待兒童都被視為乃共同發生,但二者之間的關係,卻通常被認為是僅止於此。然而,在過去數年,若干司法管轄區已經開始意識到,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有可能會對他們形成一種心理或情緒虐待。本文將論述為何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應被視為對他們的一種虐待,亦會論述相關法律發展,以及列舉案例,以(進一步)明確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在香港乃視作一種對他們的虐待。

當前的論述,提到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意思是指他們是以「第三者」的身份,置身於家庭暴力的環境中;他們本人並非該等暴力所針對的目標,但他們見證暴力事件的發生(一般是在其父母親或照顧者(下稱「父母」)之間發生),而所指的處身或見證,並非單純指他們親眼目睹父親或母親被另一方虐待,又或是意味他們當時正與父母親同處一室。事實上,只要:子女當時是親耳聽到虐打的過程;或是,他們獲得告知此等虐打事宜;又或是,他們透過一種令人害怕和驚慄的氣氛,而感受到有關的虐打情形;或是,他們有份參與「收拾殘局」(包括照料曾被虐打的父親或母親,陪同他/她前往醫院,等等),而在此等情況下,我們可以說:這些兒童是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

有關議題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社會普遍認為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是婦女,而子女的感受如何,並沒有受到太大關注,除非對配偶使用暴力的一方,也經常以暴力對待其子女。然而,社會科學界在過去數十年已認定,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其心靈將會受到極大傷害,而法律界現時對此也抱持同一看法。正如Butler-Sloss 在Re L, M, V, H (Contact: Domestic Violence) [2001] Fam 260一案的著名裁決中所指出的:

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以及所帶來的後果(有些是長期性的),[法官] 需要對此提高關注[….]。也許,法院在過去總是認為,家庭暴力問題所涉及的是成年人,不會對子女構成任何影響。因此,對於家庭暴力方面的指稱,法院並不作出特別考慮[....]。[但事實上,]法院[應當]考慮家庭暴力對兒童所造成的傷害。(參見第272-273段)

同樣地,香港法院現時也開始將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視作在子女管養法律程序中,一項須予考慮的相關因素,儘管到目前為止,在所知的案件中,並沒有一宗曾對這一議題作出全面性的探討。在YLS v TL [2009] HKEC 37一案中,Judge Mellow形容案中的兒童,須經常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這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極為可怕的經歷」。然而,由於該案中曾使用暴力的父親威脅稱,假如法庭將子女的管養權判給母親,他會將所有家庭成員殺死(包括他自己),法庭因此須針對此等嚴重威脅作出裁決,而並未廣泛探討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的問題。(參見RK v YS [2010] HKEC 1104一案。在該案中,父母雙方均曾涉及使用家庭暴力,而Wong J同意心理學家所表達的意見,即是:我們需要關注「[子女]處身於父母的衝突中,其情緒健康所受的影響」,惟他將焦點集中於對抗性疏離方面)。

上訴法庭於較近期處理一項根據《海牙公約》(拐帶兒童)而提出的申請,該案中的父母親皆聲稱自己是暴力下的受害者(M v E [2015] HKEC 1031)。雖然該案並沒有對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作出實質性的考慮,但它亦明確地以英國的案例In Re E (Children) (Abduction: Custody Appeal) [2012] 1 AC 144作為典據,而該宗英國案例指出:

儘管兒童也有面對衝突、爭執、苦惱、悲傷的時候,[...]但有些事情,是不應預期由他們來面對的。[...] 現今我們理解,[...]這些事情包括子女目睹和耳聞父母親受到身體或精神上的虐待,以致這些孩子的身心亦受到傷害。(第[34]段)

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所蒙受的影響

因此,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乃超過了生活中的「衝突、爭執」界限,其對兒童所造成的傷害,促使司法界必須對其加以正視。然而,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究竟會遭受甚麼傷害呢?根據社會科學界所作的研究,目前已經得知,家庭暴力會為兒童帶來許多潛在消極後果,而它們發生的可能性各有不同,有些發生的可能性會比其他的高。一般而言,我們須予關注的範疇有以下數個:

  • 創傷後壓力症(又稱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對於大多數兒童來說,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將會令他們蒙受創傷,並且有可能會因此產生「創傷後壓力症」,而嬰幼兒彌患此症的機會更高,因為儘管它們感受到當中的可怕情況,及/或目睹暴力事件的發生,但卻是不明所以,亦無法將其宣之於口。
  • 腦部發展:兒童在早期階段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有可能會導致其腦部發展和神經生物組織產生變化。
  • 認知發展:這兩方面都是對創傷所作的回應,但由於能量轉往維持生存功能,以致兒童經常會因此出現認知缺陷,當中包括言語抑制,或是注意力和感知上的問題。
  • 社交及情緒發展/行為問題:處身於暴力之中的兒童,經常會出現依附問題、社交能力不足,並出現「外化症狀」(行為問題/反社會行為)。
  • 心理影響/內化症狀: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的兒童,有可能會出現某些心理上的問題,包括抑鬱、焦慮、失眠、自卑等。
  • 健康狀況: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和壓力之中,有可能會出現健康不良狀況,包括軀體主訴、物質濫用、聽力或視力減退等。

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的兒童,經常會遭受嚴重影響。因此,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研究人員已呼籲將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視同對他們的一種虐待,藉此跨過為兒童提供保護的門檻(Jo Carroll,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Exposed to Marital Violence (1994) 3 Child Abuse Review 6–14)。這一觀點,自新千禧年代開始,已更為廣泛地獲得接受,而對法例所作的修訂,也開始反映對這一觀點的理解。例如,自2002年開始,英國的照顧及監督命令所提述的傷害,已涵蓋「因耳聞或目睹其他人所受到的暴力對待,從而遭受的心理傷害」(《1989年兒童法》第31(9)條)。1975年的《澳大利亞家事法》第4條經過2011年所作的修訂後,將虐待兒童的含義界定為「導致兒童遭受嚴重的心理傷害,當中包括 [...] 兒童因遭受家庭暴力對待,或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所形成的心理傷害」。

英國及澳大利亞

儘管英國及澳大利亞法院在初期就是否應該對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的兒童,採取保護兒童措施,抱有若干猶豫態度,但近期經它們處理的照顧兒童訴訟程序已經激增。澳大利亞法院在Re Anthony [2013] NTMC 10一案所作的裁決,所涉及的範圍尤其廣泛。在該案中,一名兒童處身於嚴重的家庭暴力環境,他的母親是受害人,而施行暴力的是他的父親(醫療照料與家中狀況等問題因而起著同等作用)。Anthony一案的與訟各方,起初都不願意將「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這一議題加入,作為訴訟程序的一部分,但Commissioner Hannam(正確地)堅持要獲取這方面的專家證供。該案的裁決,詳細地記錄了一名兒童心理學家所作的評論,當中涉及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所受到的影響,以及發生暴力事件的家庭之普遍模式等各方面問題,而基於該名兒童心理學家的評論,以及基於實際的案情,Anthony需要繼續接受照顧。

此外,英國法院也以同樣取態,處理了涉及家庭暴力的兒童保護案件。「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是Royal Borough of Greenwich v JB, EV, JM, TV, JV, EV (by their Children’s Guardian [2014] EWHC B18(Fam)一案所關注的重點。在該案中,該名對配偶使用暴力的父親,反對法庭頒發與其三名子女有關的「照顧及安置令」(受虐待的母親並沒有在該案中提出請求)。案中的三名子女所目睹的暴力現象,達致具有「異常傷害性」的程度,他們亦因此出現情緒及發展障礙,與行為異常方面的跡象。法庭裁定,這三名子女處身於其父親施行過度暴力的環境中,以致他們在情緒上受到虐待,因此可以跨過保護兒童的門檻。此外,案中的母親由於無法為其子女提供庇護,因此需要對他們作出安置。另一個有趣案例,是In the Matter of S (A Child) [2015] EWCA Civ 1015一案。在該案中,地方當局試圖為一名在情緒上受虐待的兒童安排長期寄養,但該名兒童的父、母親對有關申請提出反對,並且在同一時間,就家庭暴力問題作出交相指控。最後,上訴法院下達寄養令,並表明:

不論誰人應該對該家庭所發生的虐待和侵擾事故負責,但關鍵之處是,該名兒童正處身於一種毒性關係中,故必須[為他作出寄養安排]。(第[21]段)

這宗案件確實相當重要,因它強調即使兒童所面對的,只是言語與心理上的暴力,這同樣會對他們構成虐待;此外,該案亦強調,倘若父母不能為其子女提供庇護,使其免於處身暴力環境中,那麼便有需要為他們提供保護措施,而不論該等虐待行為由誰作出,以及是誰承受。

該案的說法,會導致我們對其論據提出某些爭議。它的說法是:兒童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便等同是對他們的一種虐待,故有必要對他們實施保護兒童措施。這一說法,似乎是責怪被虐打的父親或母親,沒有盡其保護兒女之責(參見DOHS v Ms B & Mr G [2008] VChC 1一案)。然而,一名暴力受害者,從來就不應被責怪沒有好好保護其子女,使其免於置身暴力環境之中(儘管不論是否應對其作出責怪,他或她確實有責任保護其子女)。在該等情況中,給予支援才是最關鍵之處:我們在考慮是否應該對處身於家庭暴力的兒童給予照顧之前,須先對被虐打的父親或母親提供適切的社會支援,讓其有能力照顧其子女(例如,在OCC v B & T一案中(未經匯報),一名曾被虐打的母親獲得提供許多社會支援,包括一個為期兩天的一對一家庭暴力防治培訓課程)。

評價

目前在香港所作的研究,是繼續將家庭暴力與虐待兒童視作共同發生,但卻是各自獨立的事件,而法律界似乎也是抱持類似態度。此外,無論是《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還是建議訂立的 《兒童條例草案》(甚或是DSW的Guide For Handling Child Abuse Cases),均沒有明確指出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對他們而言是一種虐待。可是,這並不表示我們不能提出如此的論據(參見PFH v CMS [2007] HKFAMC 33一案。在該案中,情緒虐待似乎是與家庭暴力相關)。香港的法例擁有充分的靈活性,在未成年人「需要受照顧及保護」的相關定義中(參見《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34(2)條,其第(a)款提到虐待及忽略;而第(b)/(c)款則提到在可避免的情況下受到損害,以及健康、成長或福利受到忽略),涵蓋了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的情況,並將其視作一種心理虐待或忽略。

承認兒童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等同是對他們的一種虐待,這對於保護兒童而言,以及為實現《聯合國兒童公約》所賦予的權利,讓兒童免於處身暴力環境之中,確實是至關重要的。此外,該等承認就家事法案件(包括海牙的訴訟程序)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取態上,我們認為處身於家庭暴力之中的兒童是受到了虐待,還是只是受到傷害,當中存在重大的差別。期待已久的父母責任模式,其實施已不再是遙不可及,而一旦該模式付諸實施,對上述問題作出慎重考慮將會更形重要。

Jurisdictions: 

Esther Erlings

香港中文大學教學助理

Erlings博士於2016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她兼具大陸法和普通法的背景,專注於對法國、英國、香港的人權法與家事法的研究。她目前的研究重點,圍繞法律和(替代性)爭議解決程序如何促進(或削弱)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例如兒童和少數民族)之權益等議題。Erlings博士曾分別在本地及國際期刊發表文章,而她的最新一篇文章,發表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