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失公事包」案、一些「常識」和「涉案情況」

內文簡介

在Re Claire一案(案件編號:12005-2019,日期:2020年3月25日),一名初級律師(答辯人)在回家途中把公事包遺留在列車上,公事包裏面放有保密的客戶文件。英國律師紀律審裁組(「審裁組」)就此案作出判決,裁定答辯人在遺失公事包後大約一星期之內,一直誤導僱主(一間律師事務所),不告知相關的情況。紀律聆訊為時四天左右,在理由完全充份的判決中,審裁組下令將答辯人的姓名從律師名冊上剔除。

答辯人向英國高等法院上訴,獲法官(基本上)撤銷審裁組的裁決──特別是,根據一份在英國律師監管局(Solicitors Regulation Authority)同意底下作出的同意令,案件將發還審裁組審理。此案似乎在各個方面都令人感到不安,在規管律師方面,包含任何司法管轄區都可借鑒的教訓。案件和案件一些不尋常的背景亦引起不少議論,亦吸引社交媒體注意。

一些背景資料

答辯人是年輕律師,事發時取得律師資格不足一年,才剛加入上述律師事務所工作。事有湊巧,該律師事務所當時正就某宗案件代表律師監管局行事,該案涉及一名申訴人與律師監管局之間關於(其中包括)個人資料的爭議。答辯人與另一名律師(在一名合夥人的指導下)參與為律師監管局抗辯的工作。在2018年5月,答辯人在一名或多於一名同事知情的情況下,向某名同事借用一個可以上鎖的公事包(裏面放有與該申訴人有關的保密文件),打算在周末的「公眾假期」處理該案。

隨後發生一連串給答辯人造成災難性後果的事,首先是她在回家途中把公事包遺留在列車上。似乎答辯人是驚慌得不知所措,所以過了大約一星期依然沒有告知僱主她遺失了公事包和文件,一直到2018年6月1日或前後日子,辦公室內一名高層才得知此事──事實上,在此之前,答辯人似乎一直向僱主說謊,沒有如實交代她甚麼時候不見了公事包。在那個相關的一星期時間裏,答辯人是痛不欲生。

事件的嚴重性不容爭議,似乎答辯人在大約兩個星期之後就被解僱了。

申訴人得悉事件後,當然是向律師監管局投訴。針對答辯人的紀律研訊程序隨之展開。

扼要地說,控方指答辯人向僱主解釋遺失公事包一事時,沒有如實交代自己何時遺失公事包,可見她欠缺誠信,又或者說,市民大眾對律師抱有期望,但答辯人未能維持他們對律師的信任。「不誠實」不是證明此等指控屬實的主要元素,可是答辯人亦被指控「不誠實地」行事。答辯人無力聘請法律代表,因此,在有關聆訊中,她是親自應訊的。

審裁組裁定,在五項針對答辯人的指控中,四項指控已證實達到必要的舉證標準(包括指控答辯人「不誠實」)。

處罰

由於認為答辯人的失當行為達到「高」(high)級數的嚴重程度,加上已認定答辯人不誠實,審裁組別無選擇,只可下令將答辯人的姓名從律師名冊上剔除,並且由她支付律師監管局的訟費(金額由審裁組評定)。

上訴

案件引起媒體注意,答辯人因而得到一些法律代表仗義幫忙,至於潛在的訟費風險,據說她是透過「眾籌」應付的。顯然,答辯人是在訴訟各方同意下上訴得直,法庭不用作出任何書面裁決。答辯人的律師似乎準備了新證據,證明答辯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及∕或她沒有法律代表,使得律師監管局別無選擇,只得讓步同意答辯人上訴得直。

審裁組的判決書是公開資料──首頁上方印上有關法院批准同意令的醒目批註。

(目前的)一些反思

Re Claire案引起不少議論,亦吸引社交媒體注意──大多聚焦於一個爭議點,那就是答辯人沒有法律代表及∕或是她在那個災難連連的一星期裏的精神狀況。然而,還有其他是法律專業可作辯證而且同樣地(如果不是更加的)重要的爭議點。例如:

  • 一旦投訴內容包括一項針對答辯人不誠實的指控,而審裁組裁定指控成立,答辯人的確得面對被除名的可能(終極處罰)──不管她提出甚麼減刑理由。答辯一方明顯缺乏可信的專家證據,無從證明答辯人在事發時的精神健康狀況,在此情況下,審裁組似乎是(一部份)基於過往其他涉及「不誠實」的案件先例,認為應當施以終極處罰──而不是判處(例如)罰款及∕或暫時吊銷執業資格。(從表面看來)這個決定相當令人不安,如果決定正確,為了將來協助進行審裁組的法律程序,原訴法庭值得闡明一遍相關的法律原則。
  • 工作場所之內絕不容忍有人「不誠實」,可是發生於工作場所的「不誠實」,情況各有不同。例如,答辯人不是為了經濟利益而行事,而且申訴人(想必)本來可以獲得賠償。如果答辯人的行為被認為構成所指控的嚴重或「非常嚴重」的失當行為,程度已達「高」(high)級數(審裁組判決書第40及66段),那麼,如果是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譬如說)挪用客戶款項、處理犯罪得益,又或者明目張膽地嚴重違反帳目規定,情況又怎麼說呢?涉案情況很重要。
  • 審裁組在判決書某處指出,依照「常識」的意思,任何律師,「不論經驗多少」(any level of experience),都會知道自己得馬上向僱主報告客戶文件不見了(判決書第38段)。報告內容應當真實不假,這強調僱主需要制定合適的政策及持續地(包括為了招募新人)提供適切訓練──正如答辯人的前僱主當時明顯已做的──這是合適的工作文化所支持的。有一點同樣值得指出,那就是,最好的法律法規(適用於監管機構及監管機構的監管對象)本身就是一種「常識」。
  • 倘若審裁組的判決一直維持有效,便很難見得到它會怎樣鼓勵律師向僱主報告自己洩露了資料,但不是惡意的。只有在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的環境裏,有更多律師及人員在家工作的時候,這個問題才廣受關注,疫情很多更為長遠的嚴重後果仍然有待觀察。
  • 展望張來,監管機構需要給呈交紀律審裁組的案件排列優先次序,以及決定提出甚麼指控。資源有限(尤其是在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的環境裏),因此應當針對(舉例說)上述較為嚴重的失當行為善用資源。
  • 自從Re Beckwith案(2021年3月份〈業界透視〉–「專業操守及私生活的界限」)以來,有人關注到「監管過嚴」(regulatory overreach)的問題,又或者說,關注到一些檢控員在查看某些被指稱的失當行為時,是否可以多講一點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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