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病」為公司管治及可持續發展打開新機遇(摘要)

董事行使決策權的首要義務是真誠地為公司整體利益服務。當涉及在複雜情況下做出商業決策時,應用這一義務原則可能會很困難,並導致董事和股東之間的誤解和分歧。

「2019冠狀病毒病」就是董事在複雜情況下面臨挑戰的例證。董事們正在考慮是否裁員、降薪或要求無薪休假,是否與客戶和供應商重新談判合約,以及整體而言,這一決策對公司的生存、盈利能力和長期成功有何影響。除了「2019冠狀病毒病」的情況外,來自股東、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壓力越來越大,要求公司在環境和社會事務上採取積極措施。在這些複雜的情況下,董事們有什麽框架來評估一項決策是否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1.   決策理論導致意見分歧

董事會決策的兩個主要理論主導了討論—「股東本位」模式和「利益相關者」模式。「股東本位」模式將公司的最佳利益只與其股東聯繫起來。或者,「利益相關者」模式强調公司與其客戶、供應商、員工、股東、社區和其他在組織中擁有利益的人之間的關係。

英國在《2006年公司法案》中採用了一種「利益相關者」模式來履行董事義務。隨著《2018年英國公司(雜項報告)規例》的出台,英國上市公司和大型私營公司必須準備一份策略報告,其中包括一份聲明,描述董事在履行義務時如何顧及利益相關者。鼓勵董事採取全面的方法,並確保將這些因素嵌入到他們作為董事所做的每一件事中。

除了這兩種模式之外,決策和組織結構的新形式和新理論還在繼續發展。新的組織理論為組織提供了發展創新決策、公司管治和組織結構的機會,以應對股東和「利益相關者」模式之外的複雜業務和社會挑戰。

2.   香港公司在界定原則方面有一定的靈活性

當涉及到決策原則時,無論他們是屬於「股東本位」模式、「利益相關者」模式還是其他模式,每個組織的股東和董事都會有不同的態度和偏好。

在2008年的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的諮詢過程中,當局曾考慮應否將為公司整體利益行事的義務編纂為法典。人們對此的反應存在高度分歧。有人擔心,這樣做會降低靈活性,可能不符合一些公司的信念。「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的結論是,在當時將這項義務編纂為成文法則為時過早。這種情況有不明朗之處,因為股東和董事對如何行使這項義務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也有靈活性,讓股東和董事可以在整體的廣泛架構內界定決策原則。

3.   超越股東與利益相關者的辯論

與此同時,組織開始深入研究利益相關者的概念,以及如何推動長期盈利和可持續性。這是在本地和國際主要機構最近發表的若干聲明的基礎上作出的,這些聲明顯示,公司的決策已轉向更加複雜和面向社區的決策:

  • 擴大對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公司有關環境、社會和管治(「ESG」)報告的要求;
  • 來自美國領先公司的181名行政總裁發表了美國商業圓桌會議聲明,支持「利益相關者」模式;
  • 世界經濟論壇的「達沃斯宣言2020: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公司的普遍目標」重點强調目標和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性以及公司在社區中的作用;
  • 「黑石」(Blackrock)行政總裁呼籲公司支持目標,為所有利益相關者服務;以及
  •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立法創建了新的營利性公司形式,並作為其根本目標的一部分,將對社會和社區產生積極的影響。

4.   為什麽這對香港律師很重要?

「2019冠狀病毒病」的影響導致許多組織重新關注他們的內部運作方式和他們在社區內的運作方式。隨著對利益相關者和可持續性的日益關注,外部和公司內部律師可以站在使組織能够實現這些努力的最前綫,就這些目標和原則如何與法律和管治文件和義務緊密聯結在一起提供意見。規定決策原則可以顯著提高清晰度、促進組織的成功。

律師在這一領域提供建議的同時,也面臨著理解最新的本地和國際組織結構、管治和可持續發展趨勢的挑戰。然而,這為香港的律師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成為香港以至整個亞太區在這方面發展的重要因素。

– Michael Horman, 
Director of Corporate Finance & Legal, 
NISI (HK) Limited

編者按:這是一篇名為《勝者自慎—香港法院駁回逾期執行仲裁裁決的企圖》("COVID-19 Opens New Opportunities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Sustainability") 的文章摘要,該文章通過《香港律師》電子報分發,並於2020年6月張貼在《香港律師》的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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