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劑強心針-內地法院可以為香港仲裁發出保全命令

2019年4月2日標誌著香港仲裁制度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這一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安排》)。該《安排》是在香港簽署的,並將於簽署雙方宣佈的日期生效。

根據該《安排》,在香港設立的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當事人,有資格向內地法院(即中級人民法院)申請保全。這些保全包括保全資產、證據和行為。相互地,中國內地仲裁程序的任何一方也可以向香港法院申請保全。香港法院可以批予的保全更加多樣化—除了保存資產、證據和行為的措施外,當事人還可以申請禁制令和其他措施,以(a)維持或恢復現狀,等待糾紛的裁決,以及;(b)採取行動防止或令其他當事人避免採取可能對仲裁過程造成(當前或即將造成的)損害或歧視的行動。

根據該《安排》,申請人須向香港的有關仲裁機構提交保全申請,然後由有關機構將申請轉交主管的中級人民法院。也可以通過上述《安排》下的相同程序在中國內地申請仲裁前保全。但是,中級人民法院需要在內地法院批予保全後30天內收到該機構接受仲裁的證明。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是中國內地以外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內地法院可以批予保全以協助仲裁程序的司法管轄區。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大法官所強調的那樣,該《安排》是中國內地與另一個司法管轄區就仲裁保全簽署的一份史無前例的文件。其體現了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更緊密的地區司法互助,以及在落實「一國兩制」原則中的司法智慧。

中國內地與香港的司法互助

在該《安排》之前,中國內地和香港已經就司法文件的送達、取證、民商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以及仲裁裁決的執行等方面達成了司法互助的各種安排。這些安排對支持香港成為區內享有盛譽的國際法律及解決糾紛服務中心—作為國家「十三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發展綱要》)的重要目標之一,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表示,該《安排》為香港仲裁程序的各方提供了一個清晰而有效的法律機制,讓他們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這不僅加強了香港國際仲裁服務的競爭力,也標誌著最高人民法院長期支持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發展成為亞太地區領先的國際仲裁中心。

特別是在仲裁制度方面,根據《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在內地法院執行以香港作為仲裁地點的裁決,很少會遇到太大困難。特別是,香港仲裁裁決可以強制執行,而無需事先獲得承認(與根據《紐約公約》尋求在中國內地強制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做法成強烈對比)。然而,只有在裁決被認為是「最終」的情況下,這一點才適用。內地法院不會強制執行保全的裁決,因為此類裁決不被視為「最終」。內地法院不會批予協助外國仲裁的保全,香港也不例外。以往,一些與中國大陸有關的商業交易當事人很希望選擇在中國內地進行仲裁,以利用內地法院的保全措施。

然而,無論是機構仲裁還是臨時仲裁,海事仲裁與其他仲裁程序不同。在兩個司法管轄區尚未作出安排之前,內地法院已容許外國海事仲裁程序的當事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申請保全。然而,這存在局限性—保全僅限於仲裁前的保全措施,這些保全措施用於保護包括船隻、貨物、煤倉和海軍材料在內的資產。這些措施不能保全上述資產類別以外的資產。

《安排》

該《安排》與國家「十三五」規劃的方向一致,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亞太區的國際法律和解決糾紛服務中心。此外,該《安排》的引入是一項適時的措施,以支持大灣區的建設—實現《大灣區規劃綱要》第三章第二節的目標,即香港作為核心城市之一,將自己確立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和解決糾紛服務中心。

香港是大灣區和中國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其法律制度長期以來受到高度重視。正如英格蘭和威爾士大法官Sir Nicolas Hamblen在Shangang South Asia (Hong Kong) Trading Co Ltd v Daewoo Logistics 一案中所說:「雖然香港無疑在地理上很方便,但其也是一個著名和受人尊敬的仲裁地方,以中立著稱,尤其因為其監督法院。」

當然,在大灣區的藍圖下,香港正被定位為該地區的解決糾紛和法律事務中心,其使命是為本地和外國公司就「一帶一路」倡議提供可靠的法律服務。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涉及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的跨境商業活動預計將增加,這將導致與跨境投資和國際貿易相關的潛在跨境糾紛激增,並導致增加對高效可靠的解決糾紛服務的需求,以解決這些糾紛。

從實際的角度來看,在一方是中國企業,另一方是海外企業的交易中,海外企業會傾向於尋求海外仲裁機構來解決任何潛在的合約糾紛;這是出於一種擔憂,因為海外企業一般不熟悉中國的法律制度和仲裁機構,因此他們可能不習慣在中國大陸來解決糾紛。然而,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在海外解決糾紛的不確定性和昂貴的成本同樣令人擔憂。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無疑是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理想仲裁地點:對內地當事人來說,他們與香港律師溝通沒有語言困難,而香港靠近內地意味著內地當事人不必遠行參加聆訊;外國商人普遍認為香港是一個解決糾紛方面有吸引力的地方,因為香港有一些明顯的優勢(僅舉幾例):健全可靠的法律制度,廉潔的政府,對商業活動的積極不干預,大量講英語的法律從業人員和國際知名的仲裁員專門從事訴訟和仲裁服務,香港處於世界商業、金融、航運和建築業專業知識中心的地位,擁有大量有經驗的專業人士,香港的仲裁裁決在內地和所有屬《紐約公約》成員的國家都可以強制執行。該《安排》進一步加強了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因為香港現時的仲裁制度,可以在整個程序中,為仲裁各方提供更全面的濟助和保障。

該《安排》顯示了香港作為亞太區解決糾紛中心的地位,以及香港在大灣區措施下的潛力。該《安排》一方面加強了香港(在涉及中方當事人的仲裁中)提供的解決糾紛服務,使香港成為國際貿易中更具吸引力的仲裁地點;另一方面,一個廣受歡迎和聲譽良好的解決糾紛中心的存在,為「一帶一路」倡議的跨境商業活動提供了便利,也為香港和本區域創造了一個雙贏的局面。

潛在的局限和建議

儘管該《安排》帶來了突破性進展,但其仍有幾個局限性。首先,有些人可能擔心該《安排》的實施可能會阻止一些內地企業在仲裁協議中選擇香港作為指定地點,因為這基本上會使他們面臨在未來的仲裁中遭受到保全的風險。然而,這種擔心是完全錯誤的。由於中國大陸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常與內地公司進行貿易的外國公司也可能在中國大陸擁有大量資產和/或投資。因此,內地企業選擇香港作為跨境交易的仲裁地點,獲得內地法院的保全,以這角度衡量,同樣也可從該《安排》中受惠。

另一方面,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等中國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一直是中國公司的首選。在這種地方機構性仲裁下,這些中國當事人在仲裁中同樣受到可能的保全的約束。因此,可能的保全並不是中國當事人選擇仲裁地點主要的考慮因素,也就是說,溝通容易、文化熟悉度和公平性等因素可能在他們的決策過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當涉及香港的仲裁和《安排》時,會有所不同。

第二個局限涉及根據該《安排》所承認的仲裁程序的類型。中國大陸的法律只承認機構性仲裁,而該《安排》符合這一原則。相信該《安排》將適用於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國際商會香港法院秘書處(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s Hong Kong Secretariat of the Court)、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中心及常設仲裁法院香港辦事處(the Hong Kong office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認可機構/辦事處名單待定)所管理的仲裁。

相對於機構仲裁,臨時仲裁對中國法律制度來說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令人遺憾的是,臨時仲裁的當事人各方不會從該《安排》中受益。一個例子是海事仲裁的當事人。香港作為高端海事服務業的國際中心,一直是海事仲裁的首選地點。舊習難改,大部分海事仲裁,包括在香港進行的仲裁,都是以特設仲裁的形式進行,並被排除在《安排》所帶來的濟助和保護之外。鑒於海事法律服務行業的發展,包括解決糾紛,受到香港政府的高度重視,作者希望該《安排》能在不久的將來與這一政策一致配合,將其範圍擴大到特設仲裁,並涵蓋大多數海事仲裁。或許下一步可以在大灣區推行一項試驗計劃,以測試上述擴大範圍的可行性,即容許大灣區的內地法院批予保全,以協助在香港進行特設仲裁,進一步深化兩司法管轄區的合作。試點方案也將符合大灣區《綱要》中大灣區發展的基本原則之一,即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深化改革,鼓勵重點領域和核心領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第三,根據該《安排》,仲裁當事人可以選擇只前往當事人居住地或被要求凍結的財產或證據所在地的一個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保全申請。雖然該「一個法院」的規定可以避免重複申請造成的訴訟費用和司法資源的浪費,但當答辯人的資產所在地與其居住地不同,或者答辯人的資產分散在不同的城市時,就會產生困難。根據作者在中國司法實踐中的實際經驗,法院一般不願意對其管轄範圍以外的資產批予保全。因此,除非中國法院在該《安排》下採取不同的做法,否則該《安排》在現實中的有效性可能會受到損害。從實踐的角度來看,申請保全的人應該慎重考慮向哪個內地法院申請,以獲得戰略性和後勤支援的優勢。

結論

該《安排》對香港的仲裁業界來說,是一劑真正的強心針,無疑會進一步加強香港在區內提供世界級解決糾紛服務的能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該《安排》提出的保全申請的法律是中國內地法律。因此,應認真審視並遵守中國大陸的相關法律法規。舉例來說,內地法院一般對提交的文件的格式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因此,這些當事人應預期在安排向內地法院提交文件的核證本和準確的中文譯本方面,會需要一定的費用和時間。各方還應確保向內地法院充分提供其要求的所有文件。值得一提的是,該《安排》第4條第(5)款(即「人民法院要求的其他材料」)是「籠統」的規定,增加了要求的含糊之處。因此,當事人在提出申請時,應向內地法律專業人士徵詢法律意見,這是審慎的做法。

該《安排》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而香港作為內地相關交易的「首選」離岸仲裁地點,其地位將更獲鞏固。然而,在實施該開創性的安排時,預計會遇到複雜的問題,我們預計兩個司法管轄區的法院會有更多的指示和指導,為當事人和從業者就實施該《安排》提供清晰的指引

 

Jurisdictions: 

希德律師行法務總監

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副會長

劉先生在中國及英國均擁有執業資格,專門從事航運和商業的訴訟和仲裁業務。他的專業涵蓋海事和商業法的所有領域,包括租船和造船合約糾紛、貨物索償、貨物買賣糾紛、海事保險和投資爭端等。他曾處理過種類廣泛且涉及不同類型和大小的根據倫敦海事仲裁協會條款、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機構仲裁規則和UNCITRAL仲裁規則處理的仲裁案件。他在英國、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著名期刊和新聞通訊中發表了大量有關航運及仲裁的文章和案例評析。他是英國特許仲裁員協會會員、香港海事仲裁員協會會員以及倫敦海事仲裁員協會支持會員。

希德律師行律師

 賴譽文於2015年獲得香港律師執業資格。在加入希德律師行前,賴譽文曾於北京的律師事務所國際仲裁團隊工作,其後加入香港一家領先的獨立律師所,在該所享譽盛名的爭議解決團隊任職兩年。賴譽文的執業領域主要是複雜的民事訴訟,包括股東爭議、公司董事違反信託義務的爭議、委任財產管理人的事宜、有關建築工程的爭議、商業欺詐以及有關產品責任的爭議。賴譽文持有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庭秘書資格。他精通英文、粵語和普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