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錯失的良機? 不可能同意? 對襲擊罪相關法例的再思

當事人若被控「普通襲擊」,並獲准簽保守行為,是否不可錯失的良機?法律的向來規定是,任何其他對人身造成傷害,並屬於較高層級的非致命、非性侵罪行—例如:「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傷人」;或「使他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等罪行,除了一些已確立的例外情況外,都不能夠以獲對方同意作為抗辯理由(這兒為方便緣故而使用一個不太精確的表達方式)。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呢?本文作者嘗試參照過去二十多年的法學與社會文化發展,提出一個不同的看法。

背景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第40、39、19條(源自英國的《1861年侵害人身罪法》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 (簡稱‘OAPA’) 第47 及20條)規定,「普通襲擊」(當中包含襲擊 與毆打這兩種相互獨立的普通法罪行:Fagan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1969] 1 Q.B. 439;[1968] 3 All ER 422)、「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傷人」或「使他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都屬於可施予懲罰的罪行。控方如須就「普通襲擊」(不包括「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傷人」、或「使他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提出檢控,一項基本要素是:必須能夠證明受害人沒有作出同意:上訴法庭在R v. Yuen Chong & Another [1996] HKEC 204一案,以及原訟法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鄧永義 [2015] CHKEC 607」一案中,均以R v. Brown [1994] 1 A.C. 212一案((下稱‘Brown案’)的裁決作為依據,惟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 6 of 1980) [1981] QB 715所列舉的例外情況除外;73 Cr App R 63,而當中包括: 「正常舉辦的合法競技或體育活動、依法作出的懲處或糾正、合理的手術干預、呈現危險等情況 (at 719, 66)」。該列表其後進一步擴大至包括:R v. Jones [1986] 83 Cr. App. R. 375;[1987] Crim. L.R. 123; R v. Wilson [1996] 2 Cr App R 241(下稱‘Wilson案’) 中的人體裝飾(以剌刀紋身)及理髮,正如D.C. Ormerod在‘Assault occasioning actual bodily harm: whether cutting off hair amounting to actual bodily harm’, Criminal Law Review (2006) 6, 528-530一文中所論及的(以 DPP v. Smith [2006] EWHC 94 (Admin);[2006] 1 W.L.R. 1571 (DC) 等案件作為依據)。

情況是否應有所改變?

今天-亦即Brown案裁決作出之後24年,社會的風俗習慣已經有所改變,而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亦作出了與此相應的立法。有鑒於此,香港法院及/或法律改革委員會是否應當重新探究有關議題,而現在又是否適當時候呢?

作者曾經處理一宗案件,案中的被告人被控「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案情大意是:被告人有一次與其半同居女友發生爭吵,他以手捏這名半同居女友,導致她的肢體出現淤傷。作者在其書面結案陳詞中指出(除其他事項外),法庭倘若採納紐西蘭 (R v. Lee [2006] 22 CRNZ 568 (CA (NZ)) (下稱‘Lee’案)和澳洲的做法,被告人應有權以獲得對方同意作為其抗辯理由—首先,由於被告人也可以基於同一案情而被控干犯「普通襲擊」罪—因此,控方選擇控告被告人甚麼罪名,事實上會剝奪被告人可以採用的抗辯理由,這一情況顯然於理不合;其次,紐西蘭和澳洲所採取的途徑,獲得Julia Tolmie等著名學者的認同(參見她所發表的文章 ‘Consent to harmful assaults: the case for moving away from category based decision making’, Criminal Law Review (2012) 9, 656-671)— 此外,並非加重性質(an aggravated nature)的家庭暴力,應被視作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6 of 1980) 所列舉的例外情況的其中之一。

Professor Tolmie所發表的文章指出,被告人究竟在甚麼情況下,有權以獲得對方同意作為其抗辯理由,Brown案在這方面,是將受害人所遭受傷害的程度,設於一個過低水平;在澳洲及紐西蘭,該水平是設於「使他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層面。Professor Tolmie批評Brown案以類別作為評核依據,顯然是「存在問題」,因它不僅忽視對方是否出於自願,以及是否處於弱勢等相關考慮因素,亦以抽象的方式來判斷受害人所遭受的傷害。如果「只是粗略地以甚麼是「正常」和「不正常」的行為,以作為評估的依據」,那麼針對某人的行為而作出合法或不合法的分類,也只是屬於任意性。因此,「所觸犯的罪行究竟屬何性質,事實上乃取決於如何(在某程度上也是任意地)將某種行為區分為屬於這一個還是那一個類別」。例如說,倘若Mr. Wilson與他的妻子在進行人體裝飾時觸發了性衝動,這應當如何處理?是將它視作「性受虐」還是「人體裝飾」?而Wilson案亦可能會因此得出截然不同的結果!因此,Professor Tolmie認為紐西蘭上訴法院在Lee案中採用一個三層式的檢視架構較為可取:

首先,「如果被告人有意圖或是罔顧地,導致受害人遭受實際身體傷害,那麼被告人有權以獲得對方同意作為其抗辯理由」(除非涉及打架此等例外情況);

第二,「如果被告有意圖或甘冒風險,導致受害人遭受嚴重身體傷害,那麼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法官須指令陪審團不得考慮獲對方同意這一抗辯理由」(在權衡了不同的競逐價值後)— 例如說,一項活動的社會效用與其可能造成的傷害程度;個人自主性與受害者所處的弱勢 — 但該項推定仍贊成有權以獲得對方同意作為抗辯理由。

第三,「如果是有意圖或主觀地甘冒風險,導致受害人死亡,被告人不得以獲對方同意作為抗辯理由,而這項原則亦不容許有任何例外情況。」

現在再回到我們所討論的案件。該案的原審裁判官裁定,根據香港現行法例,法庭應當遵循Brown案的裁決。然而,裁判官並沒有排除將沒有加重性質的家庭暴力包括在內這一可能性,從而作為 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6 of 1980)中的「等等」所包含的其中一項;由於該案的被告人與受害人之間的關係僅維持了大約六個月,因此沒有必要對該可能性進行分析。

這情形在某程度上是可以預見的!也許,正如東南巡迴法庭的某位巡迴法官所指出的情況般,Brown案「令法官的雙手被綁,即使只是屬於程度較輕微的傷害案件,情況亦然」;「審理案件的法官必須遵從上議院的裁決,他們不能因為時間的變遷,又或是因為新觀點的出現,而偏離最高層級的上訴法院的裁決」(Peter Murphy,‘Flogging live complainants and dead horses: we may no longer need to be in bondage to Brown, Criminal Law Review (2011), 10, 758-765)。然而,我們不禁要再問,事實是否如此呢?

Mr. Murphy是Blackstone’s Criminal Practice, Oxford: OUP的創刊主編,他認為「也許可以有繞過有關規定的辦法」(如上)。原因是,在Brown案中的性受虐主要涉及性、而非涉及暴力。此外,「自1994年至今,隨著時間的過去,社會風俗亦有所變遷。事實上,即使在Brown案那個時候,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上);Lord Slynn在 Brown案的裁決中,表達了異議 (at 280):

「如果「普通襲擊」是唯一的一個襲擊類別,被告人有權以獲得對方同意作為抗辯理由,而其他所有的傷害皆被排除在外,我認為這一做法並不正確。首先,實際身體傷害所涉及的範圍十分寬泛……,這一情況亦同樣適用於「傷人」,而當中的相關驗證,乃受害人皮膚是否遭受破損。對於程度較為輕微的「實際身體傷害」和「傷人」案件,我不認為存在任何重大理據,可拒絕讓被告人以獲得對方同意作為其抗辯理由。

我同意,如果將「身體受到嚴重傷害」來與涉及終身殘廢的舊案件進行類比,又或是作為一項延伸,情況將會有所不同。因此,除了身體受到嚴重傷害或死亡等情況外,我贊同在其他情況下,被告人有權以獲得對方同意作為抗辯理由。

[注意:上文提及Lord Slynn在相關裁決中所提出的異議,目前已經被廣泛認同,而當中的許多觀點,亦已經納入英格蘭的現行法律改革中(參見《諮詢文件第134號:同意與侵害人身罪》(Consultation Paper No.134, Consent and 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以及《第218號報告書:侵害人身罪與一般原則》(Report No. 218, 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nd General Principles))。此外,英國的《侵害人身罪法》(其為香港的《侵害人身罪條例》的依據)的範圍界定 — 旨在達至一個與所意圖或可預見造成之傷害相符的罪行層級 — 其已在2015年獲英國的「法律委員會」認可,而當中的第20及第47條所訂明的罪行,以及普通法的襲擊和毆打等罪行,將會進行再命名和重新歸類,並另加一項新訂的「嚴重侵犯」罪行(參見:Law Commission, Reform of 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Law Com. No. 361)。]

至於Wilson一案,是關乎一位丈夫使用一把灼熱的刀,將其名字的簡寫烙印在其妻子的臀部上。Russell L.J在127 & 128稱:

「上訴人在本案並無任何侵襲意圖;與此相反,他不但完全無意傷害其妻子,更是希望幫助她達成在身體上展現人體裝飾的願望。在今天這個時代,也許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有如在鼻子或甚至在舌頭上穿孔,從而配置上飾物…

上訴人在紋身方面實際作出了一些甚麼,以及可能會作出一些甚麼,我們認為當中找不到有任何邏輯上的區別。作出後一種行為,似乎並不需要獲得任何批准,而上訴人應當可以像任何其他人一樣作出該等行為……

從公共政策或公眾利益出發,上訴人所作出的行為,是否需要面對刑法的制裁?審理Brown案的法官大多數明確認為,該等考慮因素是相關的。既然如此,我們認為,上訴人所作出的,與本上訴有關的行為若構成刑事行為,這將會不符合公眾利益。丈夫與妻子之間所作出的,並經雙方同意的行為,如果是在婚姻居所中隱密地進行,我們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不應遭受任何刑事調查,更別說被提出刑事檢控……」

Murphy J的觀點如果正確 — 即是,「上訴法院強烈地暗示,Brown案不應再被盲目遵循」(Peter Murphy,如上),那麼除非涉及「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的控罪,否則在非致命和不涉及性侵的罪行中,獲對方同意這一抗辯理由,將會扮演一個新的角色,而在涉及非性侵的襲擊案件中,關於是否獲得受害人同意的問題,香港法院應當遵循Wilson案(在1997年7月1日之前裁定)而非Brown案的裁決。

另一方面,我個人認為沒有加重性質的家庭暴力,亦應被視作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 (No.6 of 1980)所述的例外情況的其中之一。首先,「丈夫與妻子之間所作出的,並經雙方同意的行為,如果是在婚姻居所中隱密地進行,在一般情況下,不應遭受任何刑事調查,更別說被提出刑事檢控……」;其次,當事方的某一方經常會利用其受襲的指稱,而達致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是在婚姻訴訟中)— 例如,他/她會利用《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第16章)第3(1)(a)或(b)條的規定,以廻避正常的離婚呈請程序;又或是,在與其離婚法律程序有關的誓章中,利用另一方在簽保守行為時所承認的案情撮要(即使是完全無辜,但考慮到訴訟不確定性的風險,實在不可錯失良機)。在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中,有權以獲得對方同意,作為「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的辯護理由,可有助緩減上述的不公情況。

結論

「在1997年7月1日以後的新憲制秩序中,它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香港法院應繼續援引海外的法學理論。」: Solicitor (24/07) v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2008] 11 HKCFAR 117。在今天,亦即Brown案裁決之後的24年,澳洲和紐西蘭的成文法及/或判例法皆已在非致命和不涉及性侵的襲擊案件中,擴大被告人獲得對方同意的適用範圍,而現時也是香港法院重探這一議題的適當時候。無庸置疑,「香港法院最終仍須決定:甚麼東西最適合我們自身的司法體系?」(如上)。作為法律執業者的我們,現時也是適當時候對以下問題予以再思:甚麼是真正不可錯失的良機?哪些罪行是真正不可能獲得受害人同意?

Jurisdictions: 

Liberty Chambers 大律師

嚴先生是一位擁有多方面經驗和資格的刑事大律師。目前,他是香港嶺南大學校董會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