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傷害的損害賠償:將折扣率與經濟掛鉤

「大法官說,時候到了
我們有許多東西要談
折扣率、損害賠償
和購物支出。」(向路易斯•卡羅爾說聲抱歉)

英國大法官卓慧思於2017年2月27日行使其法定權力,將計算人生傷亡受害人可獲得的損害賠償金額的乘數,從2.5%修訂為0.75%。此舉引來英國保險業界的極度不安,高喊這一修訂於理不合。這個乘數通常被稱為「折扣率」,儘管它的意思有點兒混淆。

一個中性的折扣率,是指一個與實際喪失收入的年數相等的乘數;而一個負百分比會使產生相同收益的所需年數增加。

毫無疑問,該等修訂對於受害人因喪失收入而獲法院判給的損害賠償,以及為提供受害人未來生活所需而獲得的損害賠償,皆會導致出現重大變化。這兩類需要對其進行財務預估的損害,同被歸入金錢損失 類別。

一項對司法裁決所進行的研究顯示,我們必須確保法院設立一個機制,當經濟數據發生變化時,該機制能夠切實可行地反映有關變化,從而避免申索人獲得過度又或是不足的補償。

正在施行的折扣率

倘若該等經過精算的折扣率,並未能與現行經濟數據的變動一致,那麼受害人因所蒙受的金錢損失而獲得的損害賠償,將會與現實的情況嚴重失衡。我們試透過以下的一個例子,說明卓慧思大法官所提出的對英國折扣率之修訂倘若適用於香港時將會出現的情況:假設有一名30歲的男子,他的全年收入是港幣18萬元(按審訊日當天計算)。他因為別人的疏忽,導致他的身體受到傷害,無法繼續工作,而他的退休年齡應當是65歲。我們只要比較有關的計算結果,便可以看到當中的重大差別。根據「香港人身傷害資料表」來計算,香港的現行折扣率是2.5%,其相關乘數為23.04,經過計算後,得出的金額為港幣4,147,200元。相反,如果現行的折扣率是 -0.75%,其相關乘數為39.21,經過計算後,得出的總金額為港幣7,058,700元。

無論是英國還是香港法院,其宗旨都是要在現實經濟與判給受害人的金錢損失方面,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正如下文所指出的,要達到這一目的,香港必須在其侵權法中引入一個具有適當靈活性的機制。

司法理據

上議院在Wells v Wells [1999] 1 AC 345一案的裁決中所作的評論,對於理解法庭判給受害人金錢損失的司法理據方面極有幫助。Lord Hope of Craighead在該案中闡述了以下的相關原則:

「…法庭為受害人未來所需的支出而判給的損害賠償,是要將受害人置於一個與若非有該意外事故發生,他或她原應享有的經濟條件盡量相近的狀況;而此舉的目的,是要讓他或她所獲得的補償不多也不少,剛好與其蒙受的淨損失相等…」

Lord Hope將折扣率界定為:

「有關的投資是無需面對風險時所預期獲得提供的利率,而當中並不存在投資者要求退還資本時,是否擁有充足資金的問題,也不存在因通貨膨脹而招致損失的問題。」

一項可供考慮實施的重要舉措是:設立一個可以產生該等收益的投資項目,而該投資項目從一開始,便可以讓當事人提取款項以應付其日常生活所需。基於後面所述的該項條件,一般的退休基金實完全無法符合有關要求。

與這些原則相關的事實是,該等計算必然是屬於預估性質,並且經常被保險公司批評為純屬推測;但它們不要忘記,整個保險行業事實上是建基於對經濟的預估。因此,當中最可能存在的重大分歧是,保險公司希望有權自行根據其行業的內部數字來釐定有關的折扣率,而並非由政府強制施行。

一個針對該追蹤通脹的機制而提出的平行論證,是成本問題。保險公司和必須支付保費的社會大眾,他們是否有能力負擔這一制度的所需成本?我們可以從Chief Justice McLachlin在加拿大最高法院,就Bazley v Currie 174 DLR (4th) 45一案之裁決所作的有力論說中找到答案。McLachlin法官在該案裁定,侵權者如果形成了導致他人受傷害的風險,他必須為該風險的發生承擔代價。

折扣率的曲折過去

折扣率所曾經歷的曲折變化,確是具有相當的啟發性。1979年在Cookson v Knowles [1979] AC 556一案中所訂立的百分之四至五的折扣率,於過去20年的英國,以及於過去34年的香港,均從來沒有作出任何變動,儘管在過去的該兩段時期,這兩地的經濟都曾經出現廣泛的波動。

英國國會承認,該等看來缺乏靈活性的數字,確實存在著不足之處。雖然《1996年英國損害賠償法》第1條賦予大法官權力訂立該項折扣率,但三年過去,英國法院仍然只是固守著一個任意制訂,與現實情況幾乎脫節的折扣率。

香港的法院也遵循(有人說是盲目地)英國的此一做法。然而,張澤祐法官在Chan Pui Ki v Leung On [1996] 2 HKLR 401一案中,把握了將折扣率與零售物價指數連繫的重大優點,以圖糾正(雖然失敗)該導致意外事故受害人所獲得的損害賠償嚴重低於合理水平的情況。遺憾的是,一個由五人組成的上訴庭摒棄了對精算表的使用。由於該法庭並沒有獲得告知,英國正在廣泛地使用「奧格登列表」(Ogden Tables) 來計算損害賠償,因此它相信百分之四至五的折扣率,有來自類似於聖經的出處,這也大概可以令人勉強接受。

英國同意接納經濟證據

Wells v Wells一案的裁決開啟了英國的門戶,讓它同意依據經濟證據來訂立折扣率,而它的此舉,也是採納了英國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 (Cm. 2646):

「…我們現階段的看法是:倘若因為現時便需要支付整筆款項而須對其作出打折,那麼法庭應當更廣泛地參考來自金融市場的資訊。」

倘若我們可以將財務數據納入有關程序,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廢除該不理性地禁止將通貨膨脹納入考慮範圍的做法。

Wells v Wells一案所作的司法分析,顯示法院是如何將「與指數掛鉤的政府債券」用作一種示範性的金融工具,而它亦符合了:安全投資、免受通貨膨脹影響、在有需要時受害人仍可提取有關款項等各項條件。

Wells v Wells的施行

若要避免為了要求重新釐定折扣率,而經常需要將有關的爭議帶到法庭,《1996年英國損害賠償法》第1條關於由大法官對相關機制進行定期檢討之規定,便顯得必不可少。該機制賦予大法官權力,可就受害人的未來金錢損失不時釐定折扣率。但過去的情況證明,法律草擬者使用「不時」這一意思欠明確的用語,導致這一機制受政治風向的影響而停滯不前。

香港的情況仍然是依循Cookson v Knowles一案的規定,直至Mr. Justice Barwhaney於2013年2月在Chan Pak Ting v Chan Chi Kuen & Anor [2013] HKEC 202一案中,作出了他的精心研擬裁決。

作為一個起步點,Mr. Justice Barwhaney必須將財務資料納入考慮範圍之內,而他所面對的難題是,香港並沒有與英國的「與指數掛鉤的政府債券」類似的財務工具,可是他仍須設訂一個能符合:較為免於風險、對通脹敏感、有關款項在其存續期間可以提取等各項條件的模型投資組合。

訴訟方在Bharwaney J席前進行爭辯時,提出應該同時根據「零售物價指數」 (Retail Price Index, 簡稱“RPI”)和「零售工資指數」(Retail Wage Index, 簡稱“RWI”)來衡量有關的通貨膨脹情況。因此,要適當地反映經濟狀況的轉變,便需要分別訂立兩個不同的折扣率 (假如該兩個指數是相互有所差別的話):一個是用於提供未來貨品及服務的支出方面;另一個是用於收入損失方面(正如樞密院在Simon v Helmot [2012] UKPC 5一案的裁決所作的處理一般)。Bharwaney J拒絕接納雙重折扣率,認為這兩個指數之間的實質差別不大。不過,他機智地運用該項原則,就原告人不同的未來需求訂定不同的折扣率。

由於香港並沒有「與指數掛鉤的政府債券」此類財務工具, Bharwaney J因此裁定需要根據有關的金錢損失所涵蓋的期間來作出不同考量。所以,一名申索人在金錢損失方面的涵蓋期倘若只有5年,他可能需要隨時和定期提取有關款項。由於涵蓋期短,因此不宜將有關款項投資於中、長期金融工具。一個5至10年的中程期限,必須反映回報風險與款項提取這二者之間的平衡;因此,需要在相關投資組合中混合不同要素,但當中仍不可存在權益元素。相反,申索人的需求如果超過10年,他們可以將沒有風險的中、長期金融工具投放於其投資組合中,當中並需要包含權益元素,以抵消通貨膨脹的影響。

此一根據對款項的需求來對年期作出劃分,意味著法官必須為每個類別構建不同的假設性的模型投資組合。他承認,倘若如此實行,每一個模型的成份的有效性,便將會隨著市場的波動而改變。但問題是,假如要該折扣率符合該等司法準則,便必須對該投資組合中每個類別的組成部分定期進行檢討。

由於需要在權益證券方面進行投資,故這點變得尤為重要。該三個類別因此獲提供不同的折扣率:少於5年的,其折扣率為 -0.5%;5至10年的,其折扣率為百分之一;超過10年的,其折扣率為2.5%。

關於未來的經濟變化方面,Bharwaney J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由負責「人身傷亡案件審訊表」的法官進行檢討。這名法官需要選擇合適個案,從而對現行折扣率的有效性進行重新驗證。就我個人所知,直到今天為止,香港並沒有進行任何類似檢討。

原告人的專家證人Chan Wai Sum教授所提出的建議是,成立一個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領導,並由法官、律師、精算師、經濟學家等組成的工作小組,對有關問題進行定期檢討;又或是,制訂相當於《1996年英國損害賠償法》第1條的條文。同樣地,迄今為止,香港並沒有成立任何此類工作小組,也沒有制訂任何相關成文法規。

香港可實行的方案

要有效實行上述建議,任何獲得賦予合法地位的檢討機構,都必須堅守其自身原則。英國未能有效推行 《1996年英國損害賠償法》第1條,這顯示有關進程不應受一時的政治想法或外來的影響所干預。

卓慧思大法官所作的決定,重新喚起了這一個香港必須詳加考慮的問題。如果我們需要不時就該等事宜訴諸公堂,其代價將會是高昂兼且成效不彰。由於Chan Pak Ting一案並沒有任何一方提出上訴,因此我們可以妥為假定,該等規管原則已經確定下來。

一個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領導,並獲委進行年度檢討的工作小組,可以對下述情況進行審視: (a) 該三個不同年數類別的每一個,其各項組成要素的可持續能力;及 (b) 在該個10年以上的類別中的模型投資組合,其所包含的權益元素在抵抗通貨膨脹方面的能力。該工作小組必須獲得賦權,在Chan Pak Ting一案所確立的界線範圍內對該等模式進行修訂,以符合其所覺察的需要。

醫學為我們消除了某些疾病,但另一些疾病經變種後,可能又會突然出現。同樣地,倘若我們現時不迅速採取行動,建立一個定期檢討機制,Cookson v Knowles一案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後,可能又會再次以一個突變後的新形式出現。

現在讓我們談談《1996年英國損害賠償法》第2條,好讓這幅圖畫變得更完整。該條文賦予法院權力,有權命令保險公司向受害人作出定期性的支付,以代替判給其整筆款項,但前提是需要獲得訴訟雙方的同意。可是,直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太多人為這項選擇的提供而感到雀躍。根據我的經驗,這項規定對大多數的香港申索人來說,吸引力並不會太大。這並非由於他們在文化或心理上,對這個制度有所抗拒,而是他們總會考慮到保險公司的長期支付能力。

相反,一個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領導的工作小組,其組成人員包括許多擁有專門知識的人士和既得利益者,在運作模式的商討上,他們會有更大的可能達成共識。

Jurisdictions: 

π Chambers,御用大律師 

蘇朗年大律師對審判工作津津樂道,他把審判比喻為一個武俠和街頭鬥士之間的交鋒,當中他們兩者均受到有關規則,以及對法院和對手所負有的禮節慣例所限制。雖然他有時被歸納為人身傷害案件的專家,但其實他的執業範圍幾乎涵蓋了所有範疇。除了寫作、烹飪和航行外,他亦喜愛演奏爵士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