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裁決的執行﹣欺詐是否解開一切?

法定基礎

《仲裁條例》(第609章)第86(2)(b)條規定,如果「強制執行仲裁裁決將違反公共政策的話」,我們的法院可以拒絕執行仲裁裁決。

本地判例

本條的前身(即舊《仲裁條例》(第314章)第44(3)條),出現在終審法院具有里程碑意義的Hebei Import & Export Corp v. Polytek Engineering Co. Ltd [1999] 2 HKCFAR 111的判決,其中Litton PJ(第118D-E頁)對拒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執行仲裁裁決的這一特定法定部分的範圍作出了這一經常被引用的解釋:

「該條例第44(3)條所載的『公共政策』一詞是一個多方面的概念。融入這一概念的原則是,作為一種司法尊重,法院應承認外國仲裁庭裁決的有效性,並使其生效,除非這樣做會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和正義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Bokhary PJ 同意並在第122F-123F頁添加了這一細致的見解(儘管在隨後的判例法中較少引用):

「我認為,必須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才可基於公共政策理由而拒絕執行某一根據《公約》的裁決。這並不是說,原因一定是如此極端,也即是說這裁決不必是一個彌天大罪的錯誤。但理由必須超出最低限度,以證明擱置某一本地判決或裁決是正當的…。所有這些都不是說正確的方法是孤立的。它是兼收並蓄的…」。

偽造文件

如果A(作為賣方)和B(作為買方)簽訂了國際貨物銷售合約,而A(在聲稱履行合約時)呈交偽造提單,以期根據B開立的信用證尋求付款,A在此過程中所犯的欺詐行為是否會導致B隨後針對A(在中國內地),因其拒絕履行合約而獲得的仲裁裁決無法在執行法院(英國高等法院)執行?

英國立場

這個棘手的問題出現在Sinocore International Co. Ltd. v. RBRG Trading UK Ltd [2017] 1 CLC 601一案的英國判決中。

Sinocore(中國大陸的一家公司)同意生產和出售,而RBRG(一家英國公司)同意購買優質的新生產的冷軋鋼卷。雙方同意以不可撤銷的信用證方式支付付款,該信用證允許在2010年7月前裝運。該合約包含一項仲裁條款,雙方同意根據中國法律將任何爭議提交中國內地北京的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RBRG從一家荷蘭銀行獲得一份符合規定的、根據UCP600格式製成的信用證,規定最遲裝運日期為2010年7月31日,但後來單方面(且未事先獲得Sinocore的同意)指示其銀行通過更改裝運期來修改信用證。

Sinocore的托收銀行要求荷蘭銀行以分別注明2010年7月20日和21日裝運日期的提單付款。鑒於實際裝運日期要早得多,Sinocore承認那些提單的裝運日期是偽造的。對RBRG拒絕付款感到不滿,Sinocore終止了合約。

後來,Sinocore以折扣價將貨物賣給了另一個買家。RBRG隨後援引了仲裁條款,並在北京啟動了針對Sinocore的CIETAC仲裁程序。

該裁決是在北京用中文頒佈,根據這一裁決,Sinocore成功地提出了反申索,獲得了487萬美元的損害賠償金,而RBRG的申索全部被駁回。由於感到不滿,RBRG於2014年12月24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撤銷該裁決,但未獲成功。

Sinocore獲得了這個裁決後,申請許可在英格蘭執行該裁決,而Burton J毫不含糊地發出了命令。RBRG尋求擱置執行命令,理由是裁決的執行違反了《1996年仲裁法》第103(3)條,因為「承認或強制執行裁決將違反公共政策」。

擱置強制執行裁決的申請由Philips J進行了聆訊,他駁回了這一申請。簡單來說,Philips J認為:

  • 這裡有一項強有力的假設,即該裁決(作為《紐約公約》的一項裁決)應得到承認和執行,必須極其謹慎地對待公共政策的這一辯護理由;
  • 毫無疑問,法院將拒絕支持(基於提交的文件的欺詐性付款要求的)裁決,而仲裁庭是承認或發現這些文件是偽造的;
  • 然而,當仲裁庭已經審議了「違法性」及其影響的問題時,情況會更加複雜;
  • 法院不會因為交易被聲稱的「違法性」以某種方式玷污了而拒絕執行合法(即使是可撤銷的)交易下的合法申索;
  • 在本案中,仲裁庭裁定,RBRG的單方面更改和修改信用證是違反協議的行為,未經Sinocore同意,因此是錯誤的;
  • 仲裁庭還明確審議並裁定,Sinocore根據未經修改的信用證提交偽造提單的欺詐行為(儘管該行為是有罪和錯誤的)不足以排除它向錯誤地修改信用證的RBRG追討重大損害賠償;
  • 「欺詐解開一切」的格言只會讓荷蘭銀行基於如此提交的文件是偽造的理由,有權拒絕付款:

「46.…當局不支持的是更廣泛的主張,即謂提交偽造文件的當事人不能就交易獲得更普遍的法院濟助,即使他的申索是為了先前的違約損害賠償」;

  • 無論如何:

「47.…儘管如此,我的結論是,公眾對仲裁裁決的「終局性」的興趣,特別是國際裁決,例如在本案中被裁定為外國法律的裁決,明顯地壓倒了任何廣泛的、認為交易被欺詐「玷污」了的反對意見。」

進一步上訴

RBRG向英國上訴法院提起訴訟,但未獲成功,最終導致RBRG Trading (UK) Ltd. v. Sinocore International Co. Ltd [2018] 2 Lloyds Rep 133 一案的判決。

在上訴時,RBRG依據的是「違法性」這一主要理由,即謂當Sinocore提交捏造和偽造提單時,法官裁定涉及的「違法性」時的觀點是錯誤,並且本應採用已故Lord Toulson在Patel v. Mirza [2017] AC 467一案中提出的更為靈活和分三個階段的做法:

「120.…在評估這種方式會否損害公眾利益時,有必要(A)考慮該已被違反的禁制的根本目的,以及是否會因拒絕該項申索而加強該目的,(B)考慮該項駁回申索可能影響的任何其他相關的公共政策;(C)在謹記懲罰是刑事法院的事項的背景下,考慮駁回申索是否將是對「違法性」的相稱反應。在這個框架內,各種因素可能是相關的,但如果認為法院可以不受約束地自由裁決案件,那將是錯誤的看法。對所確定的考慮因素進行有原則和透明的評估是最符合公眾利益,而不是採用能夠產生可能顯得武斷、不公正或不相稱的結果的正式方法」。

在一致駁回上訴時,Lord Justice Hamblen(與Lewison和Irwin LJJ達成一致)認為:

  • 起點是,以公共政策為不執行《紐約公約》裁決的理由,必須作出嚴格性解釋;
  • 如果仲裁庭已經考慮並確定了「違法性」的問題,除非在最特殊的情況下,否則執行法院不應允許重提事實;
  • 如果根據管轄法律沒有「違法性」(由仲裁庭決定),但根據英國法律有「違法性」的指控(執行法院適用的法律),則只有在「違法性」反映對國際公共政策的考慮而不是純粹的國內公共政策的情況下,才會涉及公共政策;
  • 在考慮是否以及如果是的話,涉及公共政策的程度,以及尋求強制執行的申索(根據裁決)與相關的「違法性」(根據英國法律)之間的聯繫程度,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
  • Patel v. Mirza一案的判決不適用於基於公共政策理由將裁決的強制執行作廢的申請,因為:

「26.…(1)在 Patel v. Mirza一案之前,在根據第103(3)條對仲裁裁決的強制執行提出質疑時採用的做法,與執行實質性申索相比,很明顯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做法。

(2) 在Patel v. Mirza一案中,最高法院沒有考慮第103(3)條中關於「違法性」和公共政策的任何典據。這些典據在辯論中沒有被引用,也沒有在判決中被提及。判決中沒有任何內容表明最高法院預期到它提出的方法可能也適用於第103(3)條的情況。

(3) 有充分的理由對實質性申索和強制執行申索採取不同的方法,反映了法院在每種情況下所發揮的不同作用…

(4) Patel v. Mirza一案可能將「違法性」作為對實質性申索的辯護理由,更接近於一直在「違法性」背景下作為對強制執行的公共政策辯護理由的多因素方法,但背景和相關因素仍然不同。特別是,正如當局所表明的,總是有強有力的公共政策支持執行…」;

  • 以「違法性」作辯護必定失敗,因為:

(1) 仲裁庭明確認定,RBRG未能開立和維持符合條件的信用證,從而導致合約終止和由此造成的損失;

(2) 仲裁庭明確認定Sinocore不同意修改信用證的事實;

(3) 合約的履行不涉及中國法律或英國法律的「違法性」;

(4) 根據仲裁庭的適當分析和裁定,儘管Sinocore在獲得和提交偽造提單方面有不當行為,但仍取得了成功;

(5) 最多,是存在欺詐企圖,因為荷蘭銀行發現了欺詐行為,沒有對偽造的提單進行任何付款;

(6) Sinocore在偽造提單方面的欺詐只是附帶的,而不是(因RBRG拒絕根據合約開立有效信用證而造成的)損失和損害賠償的核心。

Sinocore International 的案件為當地從業者提供了非常有用和及時的指導,說明當潛在糾紛涉及合約一方的欺詐和不當行為指控時,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公共政策」部分的範圍。鑒於在中國內地取得的仲裁裁決在香港特區申請承認和執行的個案不斷增加,預計此案遲早會在香港原訟法庭審理。

在以公共政策為辯護理由的背景下,在考慮仲裁裁決是否可以強制執行時,欺詐可能不會解開一切。

Jurisdictions: 

柏承大律師事務所

陳慶輝大律師在柏承大律師事務所執業。其專業涵蓋各類商業訴訟和仲裁案件特別是中港跨境的法律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