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傷害的孩子(父母離異) - 法學上的思考

世界在變,人也在變。事物的變化速度,往往比我們所想像的快得多。iPhone從面世至今快將七年 (於2006年6月29日登場),其給青少年所帶來的,是經常在屏幕上做著拍打、張開、緊捏、輕敲等動作,絕少會拿起筆桿來,而他/她們的大腦思維,也與我們的不盡相同。科學家發現,有些幼兒甚至失去了表達同感的能力,因為他/她們所見到的,是在額頭注射了肉毒桿菌素(botox),難以將感情適當地表達的父或母。人的大腦是具有可塑性的:「在一起被激發的情況下,便會整體作回應」。

人也在變。事物的變化速度,往往比我們所想像的快得多。iPhone從面世至今快將七年(於2006年6月29日登場),其給青少年所帶來的,是經常在屏幕上做著拍打、張開、緊捏、輕敲等動作,絕少會拿起筆桿來,而他/她們的大腦思維,也與我們的不盡相同。科學家發現,有些幼兒甚至失去了表達同感的能力,因為他/她們所見到的,是在額頭注射了肉毒桿菌素(botox),難以將感情適當地表達的父或母。人的大腦是具有可塑性的:「在一起被激發的情況下,便會整體作回應」。

人類不僅是在硬件上產生變化,就是在軟件上也同樣地產生變化。在過去的10-15年間,腦成像技術給各種關係,特別是與環境有關的關係,在價值和重要性上帶來了新的見地。我們現在不再從單一的角度來看待每一個獨立個體—基因解碼帶來外成遺傳學的出現,並顯示環境會如何開啟和關閉我們的基因﹔以及它是如何影響我們的潛能,進而影響我們所能夠擁有的選擇。

此等發現,導致我們需要重新考慮一個從前是完整(即父母雙方在其中與子女們建立了關係)的家庭,但當婚姻破裂並導致夫妻兩人離婚後,將會有甚麼情況發生﹔以及過時的法例,如何導致父母離異的子女面對當前更壞的情況。

管養法例於1886年引入香港﹔比汽車到來的時代還早

一直以來,我們的舊有法例都是社會現實情況的寫照。過去的世界,其變化速度是緩慢的。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和平與富庶的生活條件,給男女雙方帶來了角色上的轉變:男子被送上戰場當炮灰的情況有所減少,婦女解放運動為婦女締造了新機會,以及,有為數更多的兒童得以長大成人。1961年,新加坡在其「丈夫與妻子之權利與義務」立法中,提出了「父母親責任」這一概念。

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情況是,父親與子女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社會上有關親子研究的內容也需要重新編寫,將父親的角色包含其中。研究發現,子女與父母親雙方的關係都是同樣密切,而子女傾向尋求父親還是母親的幫助,須視乎他/她們的發展階段而定—例如當子女在15至18個月大開始學習自主時,多會傾向尋求父親的幫助。

科學家們對腦部所作的研究已證明,子女在成長階段面對的,如果是一位經常給予他/她們照料與關懷的父親,到了他/她們長大成人時,同樣也會給予自己的子女更多照料與關懷。成年人和兒童的腦部同樣在改變,我們的下一代會被培育得更好,並更加懂得去培育其他人。這是一種良性循環,而父親們現時得以享有侍產假,成因可能也是基於此。

我們現時更加明白到,父親與子女形成了積極或正面的關係後,這種關係一旦失去,將會對子女造成重大傷害,尤其是假如子女不能為這種關係的失去而表示難過,並且因著父母糾纏於衝突中,迫使他/她們需要在父母之間作出取捨時,情況更是如此。令人並不感到訝異的是,在離婚報告中我們發現,好些成年子女選擇與自己的父親或是母親一起生活,是基於a)他/她們相信該父親或母親一方,將會因為受失去子女而受到沉重打擊,或b)他/她們顧慮不選擇該父親或母親所將要面對的後果。

前瞻:「父母親責任」

子女和我們的未來,已經變得遠比過去重要,因此法例上也應具有前瞻性。「父母親責任」這一概念,乃承認家庭組織的存在,而子女在其中享有個人權利、需求、慾望和選擇。「父母親責任」重塑家庭在其中運行的環境,並放眼於未來。

此外,正如土地法術語中的「聯權共有」和「分權共有」一般,「父母親責任」也可以分為「聯權父母」和「分權父母」兩種情況。離婚所涉及的,是配偶二人之間的事,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並不牽涉其中。

香港的現代父母在香港辦理離婚(他/她們曾經按自己的想法,將「父母親責任」區分為照顧孩子的責任和養家的責任),大多會將子女們的利益放於首位﹔儘管在他/她們之間仍有不協調的地方未解。

近年來,「合理探視權」所指的,是沒有加以確切說明的探視權,而這往往需要視父母親們的作為是否合理。在過去,「確切的探視權」會被視作一種具冒犯性的舉措﹔但在今天,如果父母親都需要外出工作,這一種與子女見面的安排,會是雙方都願意接受的方法。我們現在也知道,時間分配的最適當範圍,是在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之間,當中存在百分之二十的間隙,作為實際生活狀況、子女需求,以及各個發展階段所需的調整空間。

父母親的其中一方,如對另一方履行家長責任給予支持,那麼在時間分配的比例方面便問題不大,因為一方所給予的支持,將可維繫另一方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但是,如果雙方都不願意給予對方此等支持,這將會使得時間的分配,在他/她們之間成為一個較為關鍵的問題。

相方關係勢成水火的父母(雖然在以往他/她們共同協作,但現時一切已成過去,甚至會不承認對方是孩子的父母),是耗用法庭時間最多的父母。對他/她們來說,子女管養法例中的一些用語,就如同將公牛惹怒的一塊紅巾。子女的管養問題,經常會引發起當事人的怒氣和受屈情緒,而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它形成了含有懲罰、失落、報復和恐懼的,雖已過去但卻令人追憶的狀況。不願意包容和分享的人,總會運用法律上的語言來排斥和指責對方。

關於誰才是家中「首要家長」的爭議,是指以往需要較多時間在外掙錢養家,而不得不犧牲在家時間的父或母,而他/她們現在被看作是次要及並非必不可少的人物。以往,那些留在家裡的時間較長的父或母,會支持在外時間較長的另一方建立與子女之間的關係﹔然而,這種支持現時已經不復多見,惟恐此舉會加強了對方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

近年來,由於大多數與子女一起生活的父母都與子女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因此子女管養法例是鼓勵父母作出更多爭取,以免他/她本人「被擠出局」—除非法院裁定你是「在局內」,否則你便是「被擠出局」。不過,「父母親責任」這一概念是鼓勵包容與認同—因此,除非法院裁定你「被擠出局」,否則你便是「在局內」。

在分享這概念獲得人們的更適當理解後,《2006年澳大利亞家庭法》的改革,使得與兒童有關的個案在2010-2011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而在2012年以前的五年間,法院的工作量減少了近三分之一。

政府明白到,在行為有所改變之前,必須先行改變環境﹔因此在推廣調解服務時,政府也運用了此等原則。調解服務一旦證明了能有助解決若干家庭糾紛,政府便意識到若非先行改變法律環境,便難以在爭議文化方面產生重大改變﹔《實務指示31》帶來了該環境改變。

「父母親責任」的情況也如是。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法例來將它推展成為一個理想的環境,那麼在一宗個案的起首階段,我們便可以爭取到父或母其中一方的認同,讓其同意另一方與子女們維持具有意義的關係。

離婚父母之間假如存在嚴重的衝突,他/她們會對另一方,甚至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對自己的子女,作出可怕的事情來。這些事情對子女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會在多年後才浮現出來,並會導致其難以接受新事物,而在與人交往上也存在困難。父母若經常要求子女多做功課,多上學習班,缺少與父母共聚的時間,這會導致他/她們在日後變成耽於工作,將工作置於親情之上。

父母若是與配偶不和,他/她的心中經常會存有敵意和焦慮,因而無法令自己得到適當放鬆,從而無法享受與子女一起的時光,也未能客觀看待子女的需要。這也是一直以來,將子女與另一方家長的關係盡量降至最低程度的基本原因。

現代世界,現代取態

然而,電腦時代也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帶來了改變。自2006年的智能手機年代開始後,我們開始擁有以互聯網為基礎的設計,能夠免除一方家長與另一方家長會面或直接對話的需要。因此,「平行親職」是一種現今可以考慮採納的方式,而採納「平行親職」方式的父母,乃是分權父母。這是一種看似矛盾地,讓已離異的父母透過互聯網,得以在雙方並無保持聯繫的情況下保持聯繫。

一些電腦程序(例如“Our Family Wizard”),以及供蘋果和Android等系統使用的應用程式,能夠令家長們在無需與對方密切接觸的情況下,共商子女的生活問題。

21世紀是一個我們知道應當如何處理父母、子女、環境等問題,並同時能夠運用現代通訊系統的年代。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將「子女管養」這一過時的觀念拋開,並以「父母親責任」這一個現代的,並具有前瞻性的環境來取而代之。
 

作者 Maureen Mueller 私人調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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