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禮讓與非附 屬資產凍結令

為了向在外地進行的法律程序提供協助,香港法院可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21M條批予非附屬的資產凍結濟助。香港終審法院在Compania Sud Americana De Vapores S.A. v Hin-Pro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Ltd (FACV 1/2016, 14 November 2016) 一案中,首度對有關的司法管轄權作出審視。

隨著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實施,《高等法院條例》第21M條於2009年4月起生效,當中賦權香港法院對實體性的訴訟批予臨時濟助(即使有關訴訟是在外地法院進行)。因此,該等濟助是獨立地由法院批予,並不附屬於任何向法院提出的實質訴訟因由。

案情

茲概述Compania一案的主要案情如下。Compania是一個位於智利的貨物託運人,它與香港的一名貨運代理人(即本案的被告人)訂立貨運合同。其所需運送的貨物,是從中國的南京運往委內瑞拉。該批貨物的提單載有一項意思含糊的司法管轄權條款,內容似是指定以英國高等法院作為有關爭議的專屬訴訟地。英國商事法庭,以及英國上訴法院(當在香港進行的訴訟達至終審法院階段之時)皆維持該條款(下稱「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的效力。儘管受限於該項「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被告人此時以Compania在沒有出示提單的情況下託運貨物為由,向中國各個不同法院提起針對Compania的訴訟。中國法院承認其對該案擁有司法管轄權,並在若干相關訴訟中,裁定Compania須給予被告人損害賠償。

Compania以被告人違反該「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而在英國提起訴訟。它向法院提出申請,並獲頒發針對被告人的「禁制境外訴訟令」(anti-suit injunction)和資產凍結禁令。其後,它向香港法院提出申請,要求頒發針對被告人的資產凍結令(Mareva injunction),以便能為該等在英國進行的法律程序提供協助。

上訴法庭的裁決

英國的《1982年民事司法管轄權與判決法》(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Act 1982)第25條,與香港的《高等法院條例》第21M條類似。申請人如根據該第25條向法院申請臨時濟助(例如是資產凍結令),便必須證明有關的實體性法律程序倘若是在英國提起,它將會獲得法院批予濟助。這項規定在Refco Inc v Eastern Trading Co [1999] 1 Lloyd’s Rep 159一案中,獲得權威性地確立,而Morritt LJ在該案中亦指出:

「所有該等判決都暗示,任何人如根據第25條申請臨時濟助,本國法院的取態是,必須首先考慮該等實體性法律程序假如是在英國提起,那麼根據案情,是否有足夠理由讓法院批予所尋求的濟助。」([2015] 2 HKLRD 458, para. 31)

當Compania一案在香港上訴法庭進行審理時,英國高等法院已經審結了該宗在英國提起的訴訟,並裁定Compania勝訴。香港上訴法庭遵循Refco一案的原則,考慮Compania是否具有針對被告人的充分的可爭辯理據(a good arguable case)(這意謂,具有充分的可爭辯理據,是法庭考慮會否頒發資產凍結令的其中一項準則)。上訴法庭的此舉,是忽視Compania在英國法院已取得的一項「馬瓦雷」(Mareva)型濟助,而英國法院在其審訊中,亦裁定該項「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屬於有效。上訴法庭以Morritt LJ在Refco一案所作的上述評論及以Motorola Credit Corporation v Uzan (No. 2) [2004] 1 WLR 113(另一個權威案例)為依據,裁定該根據第21M條之規定而提出的申請,其所進行的法庭聆訊,必須「根據香港法律來審視申請人所提出的申索,是否具有可靠理據及可爭辯性,而並非單純承認外地法院的裁決」 ([2015] 2 HKLRD 458, para. 32)。

最後,上訴法庭基於司法禮讓原則而作出針對Compania的判決。上訴法庭並不信納,倘若Compania在香港提起實體性的法律程序,他們將會獲法庭頒發「禁制境外訴訟令」,原因是Compania和被告人之間的爭議,與香港並無任何關係,而Lord Goff於Airbus Industrie GIE v Patel [1999] 1 AC 119一案所作出的先導性判決,意味著在該等情況中,法庭將會拒絕頒發「禁制境外訴訟令」。

該案存在司法管轄權方面的衝突。中國法院已行使其司法管轄權,而且看來對該「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的有效性,持有與英國法院不同的看法。該項就英國商事法庭維持「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之有效性的裁決而提出的上訴,目前仍然待決。「中國法院根據中國法律,就案中提單所載的司法管轄權條款之有效性所作的裁決,與英國法院根據英國法律,就同一案件所作的裁決,形成雙方在司法管轄權方面的衝突」([2015] 2 HKLRD 458, para. 63)。在任何情況下,「不同的司法管轄權,可以就「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的可強制執行性,合法地制訂不同的規則……對某一項條款所作的解釋,會根據不同國家的法律而異……而該等法律會對某一項「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作出何等程度的承認,也存在合法的差異」 (id., para. 60)。司法禮讓原則要求香港法院不就該「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的強制執行提供任何協助,以免其介入了兩地法院之間的衝突。

終審法院的裁決

香港終審法院推翻了上訴法庭所作的裁決,Lord Phillips並指出了上訴法庭在論證方面所犯的兩項主要錯誤(其餘法官表示贊同)。首先,上訴法庭錯誤解釋Morritt LJ在Refco一案所提出的附帶意見。事實上,該等意見並沒有就上訴法庭的以下觀點提供任何理據:即是,在對第21M條的適用作出裁定時,法庭必須按照香港法律,考慮該案所提出的實質申索是否具有可靠的依據。另一方面,Motorola一案也並非此一處理途徑的權威依據。謹此載述Motorola一案的某部分相關內容如下(Lord Phillips指出必須「以謹慎態度視之」):

「當有關爭議一旦進入了第25條的法律程序,英國法院便必須獨立地作出判斷,而並非單純地接納:外地法院在非正審法律程序中根據適用原則所作出的裁決;當時可以取得的證據;以及,該司法管轄區所要求的舉證程度」 ([2004] 1 WLR 113, para. 102)。

對於上述的看法,Lord Phillips不表贊同。他認為「香港法院所須考慮的問題是:原告人在外地法院是否具有充分的可爭辯理據」 (FACV 1/2016, para. 52)。

由於原告人是否持有充分的可爭辯理據,需要由外地法院來確定,因此Airbus Industrie GIE一案與是否持有充分的可爭辯理據這一議題並不相關。

上訴法庭所犯的第二個錯誤,是關於酌情決定權的行使。第21M(4)條規定,正在外地法院進行訴訟的該等實質申索,倘若會導致法庭在批予臨時濟助方面顯得「不公正」或「不便」,則法庭可拒絕批准有關的申請。第21M(4)條的規定,與英國的《1982年法令》第25(2)條相類似,儘管後者的用詞並非「不公正或不便」,而是「不適當或不宜」,然而就目前的討論而言,該等差別其實並不重要。根據英國法律,在司法管轄權方面出現的衝突,可以令致法院行使其管轄權批予非附屬的臨時濟助方面,顯得不適當或不宜(參見Motorola一案,para. 115)。

很明顯,即使Compania 能夠證明其擁有針對被告人的充分的可爭辯理據,上訴法庭依然會拒絕頒發資產凍結令,因為此舉會顯得不公平或不便。上訴法庭認為頒發資產凍結令,將會導致其介入英國法院與中國法院在司法管轄權方面的衝突。Lord Phillips認為這一想法是錯誤的。「香港法院並沒有被要求協助英國法院強制執行某項「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然而,對於英國法院因當事人違反有關條款而判給的損害賠償,上訴法庭確曾被要求協助強制執行有關裁決。」 (FACV 1/2016, para. 59) 因此,該案所尋求的和法庭向其提供的協助,事實上乃關乎強制執行一項涉及違反合約條款的英國裁決,而這並不涉及介入英國法院與中國法院在司法管轄權方面的衝突。

終審法院並不認為,英國法院維持該「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的有效性,並基於當事人對該項條款的違反,而判另一方獲得損害賠償,是違反了司法禮讓原則。英國法院頒發「禁制境外訴訟令」,並透過一項英國「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以體現當中所涉及的合約協定的有效性,這並沒有違反司法禮讓原則(The Angelic Grace [1995] 1 Lloyd’s Rep 87一案是這方面的重要典據)。

因此,司法禮讓原則並非本案的重點所在。

不同的取態

Lord Phillips所強調的,是第21M條的法定目的,亦即是:就該等可在香港強制執行的外地判決,致力促進其實施或強制執行的進程。因此,人們是否能夠根據香港法律成功地提出實質申索,這看來並不重要,而重要的是: 該宗在外地進行的訴訟倘若導致產生了某項判決,它是否一項可透過香港法院加以強制執行的判決。基於這一點,外地法院倘若已對該等實質申索的可靠程度作出了審視,香港法院理應重視其所得出的結論;至於該等實質申索根據香港的法律是否屬於有理可據,這問題並不相關。關鍵之處是,原告人在外地法院的席前,是否具有充分的可爭辯理據?個人認為,終審法院對該案所作的論證是具有說服力的。

另一方面,終審法院所持的觀點,也可以獲得其他方面的進一步理據支持。我們可以想像,申請人也許會在一個屬於民法系統的司法管轄區(其所作出的判決將可在香港強制執行),提出該等在普通法下沒有充分理據支持的申索。因此,如果我們要求一個須根據第21M條之規定來審理有關申請的法庭,裁定申請人根據香港的法律是否具有充分的可爭辯理據,此舉實在沒有多大意義。

法庭是否應當根據第21M(4)條拒絕頒發資產凍結令呢?英國法院有權維持該「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的有效性,並就其違反,判給另一方損害賠償(上訴法庭同意這一點)。至於終審法院,它根據第21M(4)條作出有利於Compania的上訴判決便已經足夠。該等在英國提起的法律程序,並不存在任何情況,會使得頒發資產凍結令顯得不公平或不便。相反,上訴法庭認為英國法院擁有適當的司法管轄權,可以強制執行該「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但這是一個遠遠未能成為定論的看法。該案件必須從香港法院的角度來考慮,並須受限於司法禮讓原則,以及須考慮可能導致英國法院與中國法院在司法管轄權方面產生衝突的情況(終審法院似乎沒對此等情況的存在提出質疑)。該等英國法律程序即使並沒有違反司法禮讓原則,但也未能回答對司法禮讓問題的關注(正如在其判決中所解釋的),也未能確認在Compania一案中,並不存在司法禮讓方面的問題。

終審法院與上訴法庭之間的分歧,似乎源於上訴法庭較為關注與Compania所提出之申請有關的更廣泛情況。Compania在其所提起的英國法律程序中,主要是要求法院給予「禁制境外訴訟令」方面的濟助。該資產凍結令的標的金額,相當於其所尋求的損害賠償,而這亦反映了該等在中國進行的訴訟中,已經或可能會進一步獲中國法院判給之金額。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對「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會有不同的取態,但不論如何,中國法院已取得了有關的司法管轄權。在這情況下,法庭作出有利於Compania的裁決,並頒發其所尋求的資產凍結令,這與賦予該「專有司法管轄權條款」效力,實際上是很難作出區分。個人認為,上訴法庭在這方面的取態較為具說服力。

需要補充的一點是,在Compania一案中,被告人明顯沒有為其自身提供任何幫助。終審法院及英國商事法庭皆認為,被告人在中國提起訴訟,其態度並非出於真誠。Cooke J在英國商事法庭審理有關案件時指出,有充分理由相信該等在中國進行的法律程序,是被告人藉欺詐手段而將其提起的。在終審法院作出其判決之時,中國法院針對Compania而下達的判決,大部分已於上訴階段被推翻。無論人們對終審法院和上訴法庭在Compania一案中的不同取態,會抱持什麼樣的看法,但他們不大可能企求被告人能在香港法院取得更佳的結果。

Jurisdictions: 

Fortune Chambers 大律師

楊業明是執業大律師。他撰寫了一本關於在香港不當得利法律的著作,並是香港海事法執業者卷冊的投稿人。他曾就多個執業領域發表專業研討會,包括信用狀、跨境禁令、土地補償和國際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