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秘密、跨界爭議、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第一部分)

商業秘密的竊取在國際間構成的威脅,已經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商貿刊物以至《紐約時報》時有報導。爭逐於全球經濟體的公司,一定要主動保護它們的專有知識,但在海外監察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成功機會卻令人憂慮。被竊取商業秘密的受害者大多向法庭求助――在本國、或在外國,或者既在本國也在外國――但很多都沒有想到利用一種強大的工具: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本土和外地的公司可以向ITC的行政法庭就其商業秘密被不當挪用提出索賠;在行政法庭,法律程序快速進行,文件透露和保護令範圍廣泛,可惜利用過這程序的公司寥寥無幾。本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本輯系列共有兩篇),旨在解釋公司應多加考慮利用ITC解決商業秘密糾紛的原因,以及有關的程序如何運作。

商業秘密在商業上的重要性

按照定義,商業秘密受到法律保護,因為當中的資料因其秘密性能產生經濟價值。現在有越來越多商業秘密被外洩,究其原因,是由於僱員離職另謀高就、競爭對手以不當手段尋求優勢,以及國家盼望推動國家的經濟事項所致。雖然有公司一直將注意力集中在以專利形式保護知識產權(「IP」)之上,但是說到協調商業秘密的法律、商業、合規保護,很多都是後知後覺的。由於知識產權領域近期的變化使專利保護在某些情況下成為不受歡迎的替代方案,被公司以商業秘密的角度看待的有價值資料也相繼地多起來。

商業秘密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的同時,秘密被盜走的風險也大幅增加。美國的知識產權委員會在其2017年的報告估計,竊取商業秘密的問題每年給美國經濟造成的損失高達6,000億美元,數字駭人。風險飊升的原因,一部份可以歸因於僱員轉工次數增加,另外是由於在現今的資訊年代裏,無需要特別專業知識或成本,透過個人電郵、手指驅動器、共享儲存裝置、智能手機等等,就可以輕易外洩大量數據,而且被揭發的機會也不高。

執行有關商業秘密的法例

一般來說,全球已發展國家的法例,大多數從兩個共同元素來界定何謂商業秘密,分別是:(1)維持保密因而能為公司提供經濟價值的資料;及(2)已經採取合理步驟維持保密的資料。

提出商業秘密申索的程序

雖則全世界的商業秘密在法律上的元素大同小異,但是執行該等權利的程序卻迥然有別。舉例說,在美國,如公司有表面證據證明其商業秘密被盜,能透過「文件透露」程序向公司、個人,甚至是可能擁有與盜竊行為有關的資料的第三方取覽資料,而需透露的資料的範圍相當廣泛。這種文件透露讓資料被盜的受害人可以取得盜竊嫌疑犯的電郵、內部文件、訊息(包括SMS、文字短訊、微信、WhatsApp、Line),甚至是鑑識的元數據。由於盜竊的證據通常在被告人及他的同謀手中,這樣的文件透露在商業秘密的訴訟中特別重要。

美國最近的一項商業秘密訴訟研究發現,過去幾年在申索中勝訴的原告人,佔案件數目的70%。這也許是意料中事,因為商業秘密盜竊案按正常程序完成調查後,通常會發現洩露不法行為的「典型產物」。在美國,不僅原告人可以驚人的速度贏官司,美國聯邦法規――《防衞商業秘密法案》(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DTSA)――還提供大量顯著的補救方法,包括在商業秘密被蓄意和惡意盜走的案件中判予禁令濟助及雙倍損害賠償。在美國,在商業秘密案件追討的金額平均每宗超過2,100萬美元,至今為止最大的一筆差不多達10億美元。,無怪乎美國去年就商業秘密的案件增加30%,單計2017年已有超過9,800宗。

和中國、台灣、韓國及日本等沒有正式的文件透露程序的國家相比,原告人在美國法院席前勝訴率特別高。事實上,中國政府發布的統計數字顯示,在中國提訴的商業秘密案件之中,原告人勝訴的百分比只有14%。為甚麼美國和中國的原告人際遇有天淵之別呢?美國的原告人可取覽被告人的內部文件和通訊顯然佔很重要的一環。

刑事檢控亦是可行的選擇。在全球各地,有越來越多人透過當地刑事檢控控告竊取商業秘密的人。執法人員可以用其他比一般在私人訴訟時較具侵擾性的方法取得犯罪行為的證據。事實上,有些地區已有多宗值得關注、就商業秘密的竊取行為的刑事檢控,而台灣就是一例。在台灣,高科技革新者越來越多為了守住自己的秘密而尋求幫助。在很多案件之中,有關證據之後可以用來支持附帶的民事訴訟。不過這種做法有缺點。對於很多公司來說,向政府披露公司的商業秘密令其不安,而公司有時亦擔心作出披露弊多利少。即使撇開上述考慮,公司也不一定願意向執法機構放棄控制權,讓執法人員自由地審閱公司的簿冊、記錄及電子郵件。

在第二篇,我們會集中討論就跨境問題ITC能提供的選擇,以及公司可採用以積極保護其商業秘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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