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481章陰影下的立遺囑自由

在一九七一年,當局提出一系列改革法例規管香港的家事法及繼承法,以減少中國習慣法應用於家庭安排的情况。在此之前,香港的繼承法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既有以英國法律為基礎的立法,也有對在香港演變而來的中國習慣法的承認。這種中英習慣法的雙重制度,意味著「1837年英國遺囑法令」在香港適用的同時,即使中國立遺囑人的遺囑不符合形式上的要求,但他的遺囑也會被納入遺囑認證。同樣,如果以香港為居籍的中國人死亡,無立遺囑遺產的分配可以由中國習俗決定。

因此,《遺屬生活費條例》與《無遺囑者遺產條例》、《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一起於1971年制定。《遺屬生活費條例》是香港首次嘗試干預一項沿用已久的原則,即立遺囑人可自由按其選擇的方式處置其財產的規則,現藉著賦予法院司法管轄權,在立遺囑人因故意遺漏或安排不當而未能為其受養人的贍養作出合理安排的情况下進行干預。在理論上,《遺屬生活費條例》也適用於死者未立遺囑且遺產分配受《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的規定管轄的情况,儘管在實踐中,這一點的重要性較小,因為如果死者未立遺囑而去世,則有權繼承的人會按照《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的規定排出優先順序。

到了一九八四年,當局認為有需要成立法律改革委員會,以檢討香港的繼承法,而法律改革委員會亦於一九八九年正式發表《遺囑、未留遺囑情況下的繼承以及死者家屬和受供養人士的供養》報告書,提出進一步修訂的建議。在其他建議中,法律改革委員會認為《遺屬生活費條例》的範圍有限,且相對無效,因此應以1975年英國新的《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法令》為藍本,制定一條新條例,以修補這些不足之處。

《遺屬生活費條例》的主要改革,已納入現行的《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第481章),將有權申請的人士類別擴大至死者的直系親屬以外,為法院作出命令提供更大的靈活性,將法院的權力擴大至那些類似於婚姻法律程序下獲經濟給養的人,並包括反逃避條文,以撤銷立遺囑人進行的旨在令日後根據香港法例第481章提出的申請無效的交易。

誰可以根據第481章提出申請?

根據第481章提出的申請,只可在死者在第481章生效日期後去世的情况下針對死者的遺產作出,並以香港為居籍或在緊接其去世前3年內的任何時間通常居於香港。申請人必須屬於第3(1)條規定的9個類別人中的一類,並需要確定即使通過其遺囑或關於無遺囑繼承的法律,或通過遺囑和法律的結合,而所達致對死者遺產的處置仍沒有為申請人提供合理的經濟給養。

每個申請人要達到的門檻根據他/她所屬的類別而有所不同。有些類別的申請人只需證明與死者存在特定關係(即配偶、夫妾關係、嬰兒子女和因殘疾而無法養活自己的子女),而其他類別的申請人(即未再婚的前配偶、父母、成年子女、任何被死者視為家庭子女的人,以及無論是半血親還是全血親的兄弟姐妹)不僅需要證明與死者的特定關係,而且還需要證明「在緊接死者死亡之前,他們正在是完全或主要由死者贍養」(「正在獲贍養」)。

任何不屬於特定關係但「正在獲贍養」的人也可以申請,例如同居者或未婚伴侶。第3(3)條澄清,如死者並非為十足有值代價而為該人的合理需要作出主要經濟貢獻,則該人須被視為「正在獲贍養」。

雖然第481章區分了嬰兒子女和健全的成年子女(後者類別還需要證明他們是「正在獲贍養」的),但婚生地位是不相關的。第2條中「子女」的定義具體包括非婚生子女、夫妾關係中的子女和領養子女。第481章所作的更重要的區別,是「婚姻關係」和「與死者的所有其他關係」之間的區別。前者是參照較慷慨的「離婚標準」來評估,而後者則是以「贍養費標準」來評估,儘管這兩個標準都考慮到在有關案件的所有情況下什麽是合理的。

案件典據

第481章於1995年制定,但Chris Sherrin的文章 “A Forgotten or Ignored Ordinance?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Inheritance (Provision for Family and Dependants) Ordinance”(對執業人士的法律講座,2004年,第131-156頁)指出到2004年,仍然只有3個報告的案件供作出審議。自那時起,再有11個報告的案件,但該立法仍遠未得到廣泛應用,某些類別的申請人,特別是成年子女的成功率仍然很低。相關案件揭示了這些法律程序以事實為導向的性質,以及上訴法院如何不太願意推翻初審法官對事實的裁決。

Tang Tim Chue v Tang Ka Hung Robert & Anor [2012]HKCU 1221(未經報告,HCMP 2506/2009)一案表明,特別是在證據不明確的情况下,成年子女很難成功。在這種情況下,死者的遺囑把一切都留給了他的非婚生子女,而沒有把任何東西留給作為死者的合法成年兒子的申請人。申請人每月從遺產申請贍養費,以支持其家庭和維持祖屋費用。遺囑執行人聲稱,死者堅決不給申請人留下任何東西,儘管死者曾向申請人的母親承諾,他將把自己一半的遺產留給申請人,以換取他的眾私生子獲承認為宗族後裔,允許他們在祠堂點燈。

在第18段,法官評論說,「如果成年子女申請人沒有喪失行為能力,法院將詢問為什麽他需要由另一人供養」,及在第123段,法官引用Re Jennings (dec’d) [1994]CH 286:
「被忽視的過去道德義務,例如父親贍養未成年兒子的義務,不能使該義務復活以協助成年兒子目前的申索。」

法官承認,雖然死者違背了自己的諾言,違反了他的道德義務,及儘管死者的遺產規模大到足以滿足申請人的經濟需要,但這一切都沒有起作用,因為申請人無法證明他是「正在獲贍養」的,因此,申索被駁回。

與此相比,根據第481章,分居的配偶比分居的成年子女更容易成功,因為前者不需要證明他/她是「正在獲贍養」的。在Re Lee Sai Wai (dec’d) [2002]4HKC 517中,法官得出結論,即使死者在遺囑中將其遺產留給其兄弟姐妹,但「離婚標準」仍然適用,妻子可以合理地預期獲得40%的淨遺產。因此,一筆過款項的命令,在這方面的效果是有利於作為申請人的妻子。

Re Estate of CNC[2011]4 HKLRD 544一案展示了法院如何根據第481章處理不同類別的人。在本案中,第一次婚姻是在廣東省的中國傳統婚姻,而第二次婚姻是在香港登記的婚姻。在遺囑中,死者將其全部財產遺贈給第二任妻子和他們的後嗣,儘管死者繼續在經濟上供養他的第一任妻子及她的子女。在擱置死者向第二次婚姻的其中一名子女作出的股份處置時,法院裁定作出該項處置的目的是意圖使第481章無效。在案件中,法院優先考慮為第二次婚姻中死者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成年子女給予供養,因該子女需要從遺產獲得持續的醫療服務及照顧。

然後,在分配淨遺產的餘額時,法官對第一任妻子的需要採取了慷慨的解釋,並在「考慮到所有事項」後,下令將淨遺產的三分之一的一大筆款項付給她。法院表示,這是一項「價值判決」,第一任妻子「不僅證明了真正的需要,而且由於她的重大貢獻,她有權分享死者的淨遺產」。同樣,法官裁定,第二任妻子也有權獲得三分之一的淨遺產,因為她也對死者的家庭做出了重大貢獻。即使第二任妻子是遺囑下的受益人之一,也沒有表現出真正的需要,但判決仍然是這樣。結果是,死者的成年子女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即遺囑中的兩名原始受益人,在應用第481章後獲得的遺產比例大幅減少。

遺產規劃與立遺囑的自由

第481章顯然不允許立遺囑人在分配遺產時完全由自由意志作出,遺囑也不能被認為是一個人不受約束的「最後願望」。第481章的優點是它可以彌補因維護死者遺囑或無遺囑規則而產生的潛在不公正或不公平,這些不公正或不公平通常是因死者的遺囑過時而未能符合其家屬的實際需要及期望所造成的。

在提供遺產規劃諮詢時,即使潛在申請人的申索不太可能成功,但從業員仍應經常考慮根據第481章提出申索的可能性,因為此類訴訟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遺產分配的延誤和高昂的法律費用。這些法律程序對事實高度敏感,往往導致法律適用上的不確定性,因此最好是預測和處理任何潛在的申索,而不是忽視它們。同樣,在評估他們根據第481章提出申索的成功機會時,需要仔細告知潛在申請人他們需要證明什麽,並考慮是否有文件證據可供使用。

Jurisdictions: 

Freda Lim & Co 合夥人

林律師執業15年,專為私人客戶提供廣泛的法律服務,包括處理家庭法事宜、規劃遺產繼承、設立信託、申請承辦和解決遺產爭議 (包括但不限於第481章《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的申索)。林律師亦為不同公司上市前的信託及相應員工獎勵計劃,提供法律意見。

 

Freda Lim & Co 律師

翟律師專精於多方面的家庭法及繼承規劃事宜,包括因應客戶需求草擬各式遺囑、設立涵蓋跨境資產和利益的信託。翟律師也具有處理家庭及遺產法律糾紛和草擬公司上市前的信託契約及相應員工獎勵計畫的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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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ha Allison是一名專門從事家事法的大律師。她的工作涉及從生到死的法律問題。在加入香港大律師隊伍之前,Sasha是香港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家事法律部的執業律師。她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家事調解員、特許仲裁員協會資深會員及香港大學法律專業證書課程家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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