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法律下的LGBT人士權利:QT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一案及其後續情況

2017年9月25日,上訴法庭下達QT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CACV 117/2016一案的裁決,而就香港承認同性伴侶根據外國司法管轄區的法例結婚(又或是建立有如婚姻一般的關係,比如民事結合)所得享的權利而言,該項裁決被譽為是一項具里程碑意義的裁決。

QT

該宗案件是關於QT向入境事務處提出受養人(dependent)簽證申請。QT 是其保證人 (sponsor) SS的同性伴侶,而SS是根據一項工作簽證而獲准進入香港。QT和SS根據英國的《2004年民事結合法》,獲承認具有同性的民事結合關係。

入境事務處處長拒絕批准QT的申請,理由是根據現行的受養人簽證政策(下稱《政策》),只有保證人的配偶(或其年齡未滿18歲的未婚子女),才可以申請受養人簽證,而「配偶」一詞的含義,只局限於在香港法例所界定的婚姻概念範圍內。因此,在對《政策》作出解釋時,QT和SS等同性伴侶並不涵蓋在內。他們的同性婚姻(或婚姻般的關係),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例下是合法的,但在香港的《婚姻條例》下卻是不獲認可。

QT要求就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但其申請被香港原訟法庭駁回。在上訴過程中,上訴法庭裁定入境事務處處長對《政策》所作的解釋,違反了《基本法》第25條,理由是該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政策》是基於當事人的性取向而歧視當事人,故乃屬違憲(除非當中所實行的差別待遇,可以獲得客觀的理由支持)。

上訴法庭總結稱,基於《政策》所帶來的歧視性影響,入境事務處處長未能令法庭信納,實行該等差別待遇獲得了客觀的理由支持,因此裁定QT上訴得直。

沒有對婚姻的定義提出質疑

我們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事實是:在上訴法庭的裁決和上訴人的陳詞中,皆沒有質疑香港法例下的婚姻定義。香港 《婚姻條例》第40條訂明,婚姻是指「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換句話說,該條所指的,是異性和一夫一妻制下的婚姻結合。

《基本法》第37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婚姻自由」,從而對婚姻制度作出了保障(只要它所涉及的,是異性和一夫一妻制下的婚姻結合)。《香港人權法案》第19(2)條也將該等保障(最低限度)伸延至異性戀伴侶,訂明「男女已達結婚年齡者,其結婚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

上訴法庭就QT一案作出裁決時,亦反駁了以下的論據:要求入境事務處處長將屬於婚姻般關係的同性伴侶,視作等同於已婚的異性伴侶,此舉形同(至少是間接地)要求入境事務處處長悄悄地承認同性婚姻在香港是具有效力的。在本案中,法庭審視了入境事務處處長如何處理涉及一夫多妻婚姻的簽證申請。在該等情況下,保證人基本上獲准以受養人簽證的方式,申請他的其中一名配偶來香港團聚。法庭指出,此舉不但與入境事務處處長所提出的理據存在矛盾(亦即是,在他適用《政策》時,他必須根據香港的法例而賦予婚姻的定義效力),而現行的此等做法,亦沒有導致必須作出結論稱:入境事務處處長已承認了該一夫多妻婚姻的有效性。

此外,QT一案也沒有對下述原則提出質疑,即是:婚姻不但賦予已婚伴侶特殊的法律地位,也給他們帶來若干只於婚姻關係中存在的權利和義務。根據香港的法例,已婚伴侶在許多方面享有特殊的權利和特權(以及義務),而未婚伴侶則不能享有它們。法庭所援引的各個明顯例子,是涉及離婚、收養和繼承方面的法例,而法庭認為它們與婚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然而,上訴法庭認為並非所有權利都是如此明顯地與婚姻有關,而就該等與婚姻並非明顯相關的權利而言,任何根據婚姻狀況而作出的差別待遇,皆必須符合合理性的驗證。法庭認為只要採取雙管齊下的做法(亦即:(1) 承認某些固有的婚姻權利和義務;以及 (2) 只對該等並非固有的婚姻權利和義務適用該合理性驗證),便可以產生充分的制衡作用,防止任何可能的泛濫情況出現。

QT案及Leung Chun Kwong

QT一案以前,還有另一宗緊接著的,涉及LGBT權利的案件在香港法院獲得勝訴。原訟法庭於今年較早時審理 Leung Chun Kwong v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and Anor HCAL 258/2015一案,並裁定一名涉及同性婚姻的公務員勝訴。在該案中,申請人要求根據其在新西蘭所舉行的同性婚姻而更改其婚姻狀況,從而讓其丈夫得以根據適用的公務員規例,享有該等伸延至申請人之「家庭」的福利,但其要求遭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拒絕。原訟法庭裁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所作的有關決定具有歧視性。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該案所提出的論據,與入境事務處處長在QT一案所提出的論據類似,包括所實行的區別對待並非基於性取向,而是完全基於當事人的婚姻狀況。然而,法庭在該兩宗案件中,裁定當事人被區別對待是基於其性取向,並至低限度具有間接歧視成份,因為未婚的同性伴侶,並不能夠根據香港的法例結婚,從而取得有關的權利或福利,但未婚的異性伴侶卻可以。

入境事務處處長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均辯稱,該等明顯界限驗證是合理的,因為它讓婚姻定義在香港的法例下獲得賦予效力。然而,法庭在該兩宗案件中,均拒絕接納這一論據,理由是法律並沒有規定,在相關情況下須根據香港法例來適用婚姻的法律定義。因此,實行區別對待並不具備合理理由(並至低限度構成基於當事人的性取向而作出間接歧視)。

法庭在 Leung Chun Kwong 一案中,裁定相同的論證不能適用於有關申請的第二部分。該案涉及申請人選擇與其同性配偶根據《稅務條例》之規定進行合併評稅,此舉是否符合相關資格的問題。申請人就當局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涉及在《稅務條例》下,其同性婚姻是否屬於一項「婚姻」(而並非它是否應被「視作」婚姻)。法庭裁定,該項正進行司法覆核的決定,僅關乎應當如何進行法律詮釋,而並不涉及平等權利。如果僅僅是考慮在法律詮釋方面的問題,我們不能根據對現行普通法的理解,以及根據香港法例對「婚姻」一詞的憲法解釋,認為《稅務條例》中的「婚姻」可以被解讀為包含同性婚姻。此外,法庭也認為《稅務條例》中所使用的「婚姻」一詞,必須根據該條例就「丈夫」和「妻子」等字詞所下的定義來理解。

香港法院的LGBT權利

QTLeung Chun Kwong等案件,是香港法院在奠定香港承認性小眾權利的基礎方面,其一系列有關案件中的最新篇章。當中亦包括法院宣告某些法例條文為具有歧視性及違憲的案件(例如在Leung T C William Roy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CACV 317/2005一案中,有關同性肛交的罪行)。

法院在近年不單審理了與同性戀者所享的權利有關的案件,也審理了與其他性小眾群體所享的權利有關的案件。

2013年,終審法院在W v Registrar of Marriages FACV 4/2012一案中作出了一項突破性的裁決。該案是關乎經過手術後由男變女的變性人,在香港法例下與男性結婚的權利。在終審法院作出有關裁決前,原訟法庭及上訴法庭均根據英國的Corbett v Corbett [1971] P 83案例,拒絕了W所提出的申請。WCorbett的背景頗為類似,二者都是涉及本為男兒身的人士(分別是W及April Ashley),他們於年青時期已經認同自己的身份屬女性,並於其後進行了性別重置手術。雖然其重置後的性別,在許多方面都已獲得承認(包括(就W而言)在一家由醫院管理局管理的公立醫院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後,其香港身份證隨後也獲准作出修改,以反映其重置後的性別),但W 及April Ashley都曉得,他們在婚姻法例下並不獲承認為女性,因為根據該等法例進行性別確認,必須完全以生物因素為依據(包括染色體),而這方面並不能通過手術來加以改變。

然而,終審法院在審視了《基本法》與《香港人權法案》所賦予的權利,以及自從Corbett一案之後的英國與歐盟的判例法後,拒絕接納Corbett 一案所訂下的準則,即是在確認某人的性別時,必須純粹根據其出生時已固定的生物因素來決定。在這情況下,終審法院乃批准經過手術後的變性人,可根據其重置後的性別與他人結婚。

香港法例下的LGBT權利

與法庭所採取的態度比較,香港立法機關在保障和促進性小眾的權利方面,確實顯得有所不如。香港的兩項將同性伴侶「包含」在內並常被援引的法例為:

  1. 在2009年進行修訂的《家庭暴力條例》。它將免於遭受家庭暴力對待的法律保障,明確地延伸至涵蓋同性的同居伴侶,而該條例的名稱,亦據此重新命名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
  2. 在2015年通過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它規定同居者(不論二人之間是否具有婚姻關係,故同性的同居伴侶也得以涵蓋在內)可以擔任無法自行作出決定(例如已陷入昏迷)的病人的「代決人」(substitute decision-maker)。

然而,對於一些涉及性小眾的實質權利的重要範疇,立法機關仍然沒有著手作出處理。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論是《基本法》還是《人權法案》,均沒有設定任何針對私人個人或實體的權利或訴訟因由,而目前亦並沒有任何禁止作出歧視行為(包括在工作場所)的法例,為當事人的性取向提供保障。因此,性小眾亦只能寄望其僱主遵守政府在1998年向各僱主發出的不具約束力《實務守則》,又或是實行比現行法例更關注性小眾之需要的內部政策和程序,從而讓他們獲得應有的保障。

立法機關怠於有所作為,部分原因是迄今為止,社會上對於香港是否應當或有需要為性小眾提供法律保障,仍然是意見紛紜。不過,由於社會對性小眾的態度日益改變,故現時有越來越多要求進行相關法律修訂的聲音出現。

平等機會委員會在2016年1月發表了 《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可行性研究》。該項研究顯示,香港因性取向而作出歧視行為的情況十分普遍,在接受有關意見調查的受訪者中,有55.7%贊成為遭受性傾向歧視的人提供法律保障(年齡介乎18至24歲的受訪者之中,比率更高達91.8%)。該等研究結果已經提交予政府參考,而平等機會委員會亦在2017年3月,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發表了共同聲明,要求政府盡快就性傾向歧視的立法進行諮詢。

同樣地,「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 於2015年12月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提交了一份報告,當中提出了協助解決性小眾目前所面對的問題的五項策略和措施,包括:由政府制訂不歧視性小眾約章,讓僱主、學校及其他人士自願採納;以及,為了提供資料予日後就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等措施所進行的諮詢,積極借鑒其他司法管轄區推行立法和非立法措施方面的相關經驗。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其於本月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一份文件中,表明政府致力於促進包容和相互尊重的文化和價值,以及促進不同性取向和性別身份認同的人士的平等機會,並闡述了該局將會就「諮詢小組」所作出的建議而採取的跟進措施;尤其是,它表明預期會在本年內,將就不歧視性小眾約章的建議內容,向各持份者進行諮詢,並會在今年年底,完成對其他司法管轄區所實行的立法和非立法措施的研究。

另一方面,為了回應終審法院在W v Registrar of Marriages一案中所作的評論,政府在2017年6月發表了一份關於性別身份認同的諮詢文件,就承認跨性別人士諮詢社會人士的意見。

香港是否會因著實行上述的措施而進行立法,而所進行的立法,又是否確實能夠為跨性別人士和其他性小眾的權利提供保障,這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但至低限度,我們目前看來是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邁進。

Jurisdictions: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合夥人

Hallatt先生在提供金融監管事宜諮詢方面有超過十年的經驗,涵蓋有爭議和無爭議的問題。他的客戶包括投資銀行,批發和零售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包括私人財富管理機構,對沖基金,投資管理機構及私募股權公司。William在香港,歐洲和英國向客戶提供諮詢服務方面擁有廣泛的經驗,其中包括管治結構、制度和控制以及業務操守問題。William並廣泛就香港市場不當行為規定,英國/歐洲市場濫用制度的應用和影響,以及反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的規定提供意見。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律師

Chan先生是駐香港的競爭法專家,在香港、歐盟和英國的競爭法以及香港的金融服務監管方面都有經驗。Howard於2014年加入Herbert Smith Freehills,在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獲得國際商業法碩士學位,並在華威大學獲得法學學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