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案認許海外大律師2017–18

海外大律師可以《法律執業者條例》(第159章)第27(4)條為依據,申請在專案的原則上,被認許為大律師。我們在2017年報導過,這些備受爭議的申請經歷過重重難關之後(2016年12月《業界透視》),現在似乎越來越多成功個案(2017年5月《業界透視》)。

在最近的Shân Warnock-Smith QC[2018] HKCFI 689案之前, Dinah Rose QC案(2017年5月《業界透視》探討的案件)是筆者所知最新的一宗涉及專案認許申請的案件(未經彙編)。

Shân Warnock-Smith QC案的申請以失敗告終。簡單地說,申請人要求獲准在重要的上訴訴訟中代表上訴人,該訴訟是由一宗涉及私人銀行、投資管理及信託服務提供的案件引起的。毫無疑問,引起上訴的法庭程序是複雜的。

然而,法庭(按照慣例,初審時由單一法官審理)最終基於對公眾利益的考慮,不認為有關申請符合專案認許大律師資格的指引。特別是,上訴引發的爭論點不被認為異常困難或複雜(以專案認許大律師的測試作為背景),也不被認為所具性質會對本地法理的發展具有實質影響。

在某些方面,在Shân Warnock-Smith QC的申請不是與Lord QC(HCMP 1397/2013)及Hapgood QC(HCMP 101/2013)等案件的不一樣。例如,儘管申請人的專業知識不是問題,但法律程序(與要求專案認許有關的)所牽涉的法律原則,似乎主要涉及詮釋文件或取決於對案情的應用。上訴(本身)有具新意的爭論點,也不符合以專案性質認許大律師資格的要求(Parsons QC案,HCMP 1654/2015)。

令人感興趣的是,在法庭判例中,「情感上的問題」日漸成為專案認許測試中提到的問題(Shân Warnock-Smith QC案第20段及Dinah Rose QC案第19及38段);雖然「情感測試」對申請人、延聘他們的律師、他們所代表的當事人沒有幫助,但的確代表一種實況。

到目前為止,就要求專案認許大律師資格的申請來說,2018是相對寧靜的一年。這是延續2017年的趨勢。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海外大律師資格認許常委會年報2017」確定,2017年只有23宗專案認許大律師資格的申請;這數目是筆者所記得近十年以來最低的。這些申請之中,沒有遭大律師公會反對的有21宗;這是筆者所記得的最高比率。現時不清楚兩者是否有關係。

有一件事是較為清晰的:整體而言,由英國大律師提出的專案認許大律師資格申請呈下跌之勢,同時(相比之下),他們漸多在亞洲區的仲裁案出現。

在這種情況下,本地新認許大律師人數(「淨增長」)趨勢維持穩定――甚至可以形容為「健康」(大律師公會的「大律師資格認許常委會年報 2017」)。這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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