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昆士蘭上訴法庭庭長Walter Sofronoff法官

很多人會感到驚訝,Walter Sofronoff法官的的母語是俄語和廣東話。

昆士蘭上訴法庭庭長Sofronoff法官在講俄語的家庭長大,童年在香港渡過。

他在澳洲布里斯本出生。1955年,他的父親獲香港賽馬會邀請來港擔任練馬師,一家人隨即移居香港。

他告訴《香港律師》:「我在講俄語的家庭長大,練馬師宿舍在馬房附近,和我一起玩的都是本地小孩。因此,在上學前我只懂說俄語和廣東話。」

他五歲時入讀鰂魚涌小學才開始學英語。這種多元化的語言環境,一直以某種形式存在於他的生活中。

Sofronoff法官在香港生活至13歲。1966年讀中二時,父母送他去布里斯本升學。儘管如此,每年長假期他還是會回港渡假。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覺得香港才是他「真正
的家」。

他回憶道:「我在布里斯本高中畢業,然後就讀昆士蘭大學,取得法學學士學位。在布里斯本直至結婚前,每年聖誕節(澳洲的暑假)我都會回港渡假六、七個星期,我父母和妹妹當時一直住在香港。」

雖然身在澳洲,Sofronoff法官對廣東話仍然熟悉。

他說:「現在我幾乎沒有機會講俄語或廣東話,但我仍會看香港電影(最喜歡的電影是《辣手神探》和《無間道》)和參加詠春班(班上老師和一半學生講廣東話),來保持我對廣東話的熟悉。」

理想的開始

Sofronoff法官選擇這條事業道路,幾乎是偶然的。他坦然承認,高中畢業後對前途沒有方向。

他說:「正如所有難民的孩子,我自覺有責任努力讀書,為父母曾面對的困難平反,也為了自己的未來。我也知道,任何以數字為主的專業,例如醫學或會計,都不適合我。」

因此,當有同學說打算修讀法律時,他決定有樣學樣。那時他還未知道,這可能是命中注定。

他說:「直至大學三年級,我才明白法律論證如何運作。我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大學四年級時,我在法律圖書館裡發現了一堆舊書,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著名大律師的傳記和回憶錄。那些書徹底令我著迷,令我第一次看理想。」

那些書在Sofronoff法官餘下的職業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說:「儘管我們工作過程中,沒有人會每天大聲疾呼追求理想,但我從來沒有懷疑那些舊書提出有關知識誠實、道德勇氣和思想獨立的理念完全正確,而且到今天仍然正確。」

儘管法律執業的形式在過去40年發生了很大變化,但Sofronoff法官堅稱,這些原則保持不變,而且將來也不會改變。

因此,他認為,所有生活在英式法律體系國家的人均非常幸運。

他說:「與諸如美國等國家不同,澳洲和香港法律專業的核心,是堅持執業者絕對思想獨立,也就是說,律師對客戶不是絕對忠誠,而是有限度的忠誠。」

他認為,這個限度是基於律師的主要職責,是正當地履行司法。

Sofronoff法官說:「當然,那時我不知道這些傳奇英國大律師的故事,是法治實際應用的例子,但這些故事表達了法律專業所追求的理想。年青人哪可能抗拒理想的召喚?那正是對我的召喚。」

「我不能想象在辦公室處理業權轉讓和合同。所以,從那時起,我就知道自己一定會選擇當大律師。」

大律師生涯

憑著這個理想基礎,Sofronoff法官開始了他的大律師生涯,但並不代表會一帆風順,因為他必須學會面對焦慮。

1982年,Sofronoff法官要在最高法院一宗民事欺詐案中代表原告,但恐懼令他無法做準備工作。

最後,他決定寫一張全面的清單,他認得第一項是「閱讀摘要」,最後一項是「帶後備筆」,然後一步一步跟著清單完成工作。

隨後,他認真地反思,發現只需盡己所能,就無需擔心憂慮。那宗案件及隨後的案件就是這樣完成。

他說:「在隨後的案件中,我重複整個思考過程,這個專業是我選擇的,無理由去恐懼。隨著時間流逝,我變得無所畏懼,上庭甚至成為樂趣。當然,有些案件很糟糕,但這又是後
話了。」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諮詢心理學家,應可以省去很多痛苦和精力,因為我用的方法只是認知行為療法!」

Sofronoff法官以刑事大律師的身份展開他的法律事業,大部分時間擔任商業大律師,然後擔任昆士蘭副檢察長,成為了憲法大律師。

在此過程中,他曾在裁判法院、地區法院、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以及澳洲各地以至紐西蘭的家事法庭、地方政府法院、工業法院和最高法院任職。

他說:「作為大律師,我從不想局限於任何法律領域。在我看來,最理想、最有滿足感的執業形式,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處理任何類型的案件。」

「假如我有一項專長,那就是訟辯,因此我當時相信,現在仍然相信,不論在何種平台、特殊性及法律領域,訟辯的原則均保持不變。」

2005年至2014年擔任昆士蘭檢察長的經歷,令他印象難忘,引發他的思考。

Sofronoff法官發現,與公務員交往比與政客交往更具啟發性。處理最重要的公法案件很有趣,遇到大多數業者從未遇過的法律問題。

他說:「2007年我處理過一宗案件,兩名男子凶殘地謀殺了一名年輕女子,被判罪成。法官判刑時建議他們永遠不得假釋。其中一人犯案時僅16歲,另一人14歲。」

判刑後17年,兩個兇手均有資格假釋。州立法機關通過了法案,限制法官建議永遠不得假釋的犯人申請假釋的權利。該項修正案影響了這兩個上訴人,因為修正案正正針對他們
而設。」

Sofronoff法官回憶道:「高等法院審理修改法例是否違憲。那天,法庭有12位大律師和許多律師。高等法院的7位法官(即高等法院全體法官)坐下來聽取論點。早上某一刻,我的徒弟(現在也是法官)對我說:『看,這麼多人在這裡決定兩個兇手是否可以申請假釋。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的國家是個穩定的憲政民主
國家。』。」

他覺得這是個真知灼見。

「許多人覺得這兩個上訴人不值得這麼多工夫。然而,我們共同的法律歷史告訴我們,也告訴香港人,每宗案件也必須依法行事,即使涉案者不值得花這麼多精力,即使這意味著許多資深大律師和法官必須一起商討才能得出
結果。」

通過這樣的事件,Sofronoff法官發現,社會對這種價值觀有著共同的期望和共識,即使沒有接受過此類觀念的正規教育或指導的人也如是。

他說:「他們可能不懂精確地解釋想法,但大多數人的腦海的確存在這種概念,亦完全明白其重要性。擔任檢察長給我帶來的無比樂趣,是從實踐層面見證了這些基本原則的落實,證明它們是真實和正確的。」

平衡的技術

Sofronoff法官獲委任為法官時,已有39年執業經驗。

他說:「作為大律師,我處理過幾乎所有案件類型,幾年來我一直思考如何重新創造事業,再為自己帶來活力。當時澳洲最傑出的大律師Tom Hughes執業至70多歲,也能一直保持精力和熱誠。」

但Sofronoff法官擔心自己不能像Hughes一樣。

他說:「獲法官任命時我已63歲,那是唯一的機會。以往我深信自己不應當法官。」而且,他也不願放棄公益工作,因為他從中獲得很大滿足感。

他說:「但被任命後,很明顯我對司法工作的看法是錯誤的。我以為工作會很乏味。錯了。我以為我不會喜歡撰寫判案書。錯了。我以為工作會很孤獨。錯了。」

可是,從舒適區走出來也有很多挑戰。

他說:「選擇做大律師的人,很多某程度上是因為不喜歡團隊工作,或不喜歡在機構(例如大律師行)內工作。這種人是獨奏家。我就是其中之一。」

對Sofronoff法官來說,當法官就要加入有制度要求的機構。他承認,有時覺得很難配合必要的官僚法規。

他說:「但另一方面,這個困難帶來了許多有趣的問題,而且還要面對一些潛藏已久的個人限制。對我來說,這是個有趣的挑戰,直至現在仍然如此。」

對他來說,好的法官必須克服的重要障礙,是跨越任何固有的偏見和偏袒。他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兩點:

他說:「首先是判決的工藝,包括歷代法官建立和使用的技巧,以落實法律的要求。同事在法官席示範這些技巧,新任法官在使用時就會學習到這些技巧。」

其次是應有的謙卑。

他說:「我很快就意識到,滿滿自信對大律師來說是優點,但對法官來說,會帶來痛苦的後果。謙卑一點,就願意聆聽,而聆聽可化解誤解。說來奇怪,但是首次意識到自己對某事的認知是錯誤的,是最令人激動和滿足的經歷。」

他發現,大律師所需的質素,與法官所需的質素截然不同。

他說:「堅定自信的人做大律師可以賺很多錢,但做法官就很快誤入
歧途。」

瞻前顧後

Sofronoff法官自2014年起擔任昆士蘭大學法律學院顧問委員會成員,亦曾擔任該大學的法學客座教授一段短時間。

教育下一代律師和法官方面的經驗,使他感到驚喜。

他說:「每次去昆士蘭大學法律學院時,我都驚訝現今的學生有多精明。遇到積極參與、投入工作的年青人,真是一件樂事。我在大學教書得到的樂趣不僅在於學術工作。」

他講課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實際的法律執業不止於在法律學院學習的基本知識;對基本知識的掌握至關重要;如果找到適合模式,這個特別的行業會帶來多少滿足感。

他說:「當然,這些學生很多最終不會從事狹窄的傳統行業,而是會在世界其他地方,做一些意想不到、非比尋常的事。」

Sofronoff法官也很高興看到人的變化。

他說:「我讀法律學院及開始當大律師後一段長時間,同事的姓氏總是Wilkinson或Campbell之類(偶爾出現O’Reilly及Brunetti)。現在,他們有姓吳、陳、阮、Chekirova和Patel。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

見到這樣的人投身行業,對他來說是件真正的樂事。

這也使Sofronoff法官回顧自己由低做起的經歷。

他說:「在職業生涯早期,我擔心大律師是否需要出身律師世家或有人脈才能成功。經過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找出答案的最佳方法,是看看成功的
大律師。」

Sofronoff法官發現,70年代末、80年代初布里斯本的成功大律師,均沒有法律家庭背景,他們大多數出身普通家庭。

他說:「當然,一開始時,家庭人脈可以帶來很多推薦和金錢上的幫助,但很快一切就取決於你自己了。大律師有沒有努力,很容易看得出來。是贏是輸,對行內人來說顯而易見。」

「因此,我很興幸自己的職業選擇,讓我在公平競爭中取得事業上的成功,有機會實現理想。若然人生重來,我也會這樣選擇,不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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