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GBS,SC,JP

去年獲任命為香港律政司司長的鄭若驊,在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個最動盪的時期—2019年抗議引渡法案期間—擔任了她的職務。在這次與《香港律師》的採訪中,話題範圍廣泛,她討論了這些抗議活動對香港法律體系的影響,以及幫助香港克服當前挑戰的應變能力。

就在我們說話時,儘管引渡法案已被撤回,但香港的抗議活動仍在繼續。你預計情況會如何發展?

最終,所有這些暴力行為無疑將會停止。我們希望是越早越好。我們期望市民一如既往的繼續享有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我們也很希望能夠回復到所有公民都尊重法治、守法的局面。

我可以看到三個結果。首先,我們會學習並改進,特別是我們的工作方式和思維方式。我們還將能在法律、管治、程序和方法方面改善我們的基礎結構。隨著事態的進展,我們已經看到了需要改善的地方。第二,我們應承認有深層次矛盾和徵兆問題,從而能夠解決這些問題。這可能不會立即發生,但至少我們將認清我們的問題,並逐一解決它們。第三,我們的法治會更加鞏固。市民最終會認識到遵守法律的重要性,也能夠從公民的角度理解法治的重要性。我們的司法系統亦會更加鞏固,運作良好。

你是否認為你作為律政司司長本可以,或者政府本可以在這一過程中早些時候做些事情,減少抗議的持續時間和激烈程度?

已經發生的事情是無法挽回的。正如行政長官指出,整個溝通策略可能需要改善。此外,我們承認應該多點聆聽年輕人的意見,並去了解他們。我們應該以一種從他們的角度看待事物的方式與他們溝通。最後,我們還需要與立法機關以及所有不同派別的政黨進行更好的溝通。我們未來制定政策時,應該在各個階段都要加強溝通。

從長遠來看,你是否擔心抗議活動會降低香港作為爭議解決地的吸引力?如果有,需要採取什麼措施來恢復對香港法院和仲裁機構的信心?

我認為短期內可能會有一些影響,但香港在法治方面有很強的基礎。香港有非常成熟的普通法傳統,以及非常強大的獨立司法機構。此外,仲裁文化非常豐富,這將有助香港渡過難關。我們會捲土重來的。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香港仲裁中心告訴我,就聆訊而言,他們並沒有受到影響。外國的仲裁員繼續前來香港進行仲裁,他們並沒有遇到任何問題。騷亂和暴力並沒有直接影響相關的工作。

與內地的「保全」安排已於10月1日生效,對香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會鞏固香港在仲裁方面的地位。另一個項目是研究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法律改革委員會最近已成立小組委員會進行研究。

我們認為我們可以為當事人提供一套完整的法律服務。當我們與內地的相互執行判決安排生效後,我們將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能夠在內地執行與知識產權有關案件的司法管轄區。所有這些都令香港在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方面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

關鍵的癥結之一是警方在平息抗議活動中使用非法手段的指控。政府已委托「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對這些事件進行調查。你能告訴我們這是如何工作的嗎?在你看來,為了緩解目前的激烈對抗環境,它需要實現的一些目標是什麼?

我們首先要看看現有的基礎,監警會已開始處理有關警方行動及報稱濫權的投訴。

監警會表示會審視6月9日至7月2日的事件,並將報告的範圍擴大至7月2日後的事件。我們期望監警會在年底前公布第一階段的報告。監警會已經開始進行工作,邀請了國際專家提供觀點、意見和建議。監警會不僅會參考國際標準,釐清事實的工作有助洞悉事件。監警會積極呼籲市民提供資料,以協助監警會審視和釐清事件的工作。當監警會獲得所有資料後,就能夠提供一個更為完整的畫面。

政府最近通過了一項反蒙面法。你認為它會有多大的效果?

請體諒我不深入討論太多細節,因為相關的司法覆核仍在處理中。但《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某些規例的權力。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她認為合乎公衆利益的規例。《禁止蒙面規例》就是其中之一。

正如行政長官所說,通過這項規例,是為了處理我們現時危害公安的情況。立法的目的是阻止進一步的暴力行為和協助警方的調查工作和執法。

大家應該還記憶猶新,很多暴力行為都是由蒙著面的人所做,蒙面掩飾了他們的身份。我們希望這項規例能起到阻嚇作用,或協助警方執法。表達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當然受《基本法》保障,但這些權利並不是絕對的,而是可以施加限制。除非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這項規例禁止任何人身處合法或非法的公眾活動時蒙面。但假如你患上感冒或者在一個私人的地方,法律不會禁止你戴上口罩。所以,這項規例對日常生活影響有限。我們必須在措施的限制與公衆利益和恢復秩序之間取得平衡。

這項規例亦授權警務人員要求市民移除口罩以核實身份,市民在核實身份後可戴回口罩。

不過,我們當然要等待法庭對司法覆核的裁決。然而,我們可以看看法庭就申請暫緩執行規例所頒下的判辭:「就目前的目的而言,不應假設法律不會得到遵守;亦不應因為有人會訴諸暴力或以其他非法手段來反對,而不允許客觀上合理的法律生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當要做正確的事情時,就必須這樣做。這畢竟是一個危害公安的情況,我不能說目前的社會狀況是正常的。

在其他職業中,律師也在本市的抗議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你希望看到律師在解決當前危機方面發揮什麼作用?

這不應該由我來說。但假如我作為一名律師來思考,我認為以專業的方式行事很重要,並要完全遵從我們所相信的觀念—自然公義的規則。這意味著必須要理解和歡迎來自不同方面的意見,保持開放的態度,得出不偏不倚的觀點,在得出結論之前要考慮所有的相關情況和證據。

作為一名律師,對某一特定事件的意見會對廣泛的社區產生影響。因此,表達意見是要十分慎重。作為一名律師,譴責違法的不當行為是很重要的。對於律師來說,保障我們的司法系統不受任意和不公平的批評也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維護司法獨立。

律師在表達意見時要專業,不要將專業意見與政治傾向混為一談。保持不偏不倚、客觀、知情是非常重要。

儘管今年夏天發生了動盪,但許多香港人對這座城市的應變能力和克服障礙的能力抱有信心。你與他們有相同看法嗎?你如何看待五年或十年後的香港?

那些了解我們基礎、了解我們歷史的人會告訴你,他們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他們知道香港的應變能力和復甦的能力。

我們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並從中汲取了經驗。同樣,我們在2003年的「沙士」(SARS)中幸免於難,當時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跌,我們也從中汲取了經驗,並得以安然度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第二點我想提及的是關於我們的基礎,包括堅固的法治,以及非常成熟和監管完善的金融和證券市場。每一次我們遭受暴風雨,我們都會變得更強大。這是香港的經驗,而香港的應變力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事實。

展望將來,在短期內,我們需要把握大灣區發展帶來的機遇。

其次,長遠而言,香港作為促成交易和解決爭議中心的地位會變得更加穩固。我們正致力增加香港法律和香港的仲裁和調解服務的使用。鑒於我們的促成交易和解決爭議的經驗,我們將能夠創新並提出新的想法來發展調解與仲裁的混合體,為社區提供更好的服務。

我亦相信我們會有更堅固的法治。到那時,示威活動應已結束,我預計所有刑事案件將以非常公平、獨立的方式處理。所以,當我們渡過難關,大家會對我們的制度有更強的信心。他們會清楚看到司法獨立和獨立檢控的職能。

我們還會加倍關注科技發展,我們的網上解決爭議平台-「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會準備就緒。

正如施政報告所述,明年我們會展開一項名為「願景2030—聚焦法治」的十年計劃。目的是突顯法治和尋找司法公義的普惠性,這與律政司在今年1月設立「普惠避免及解決爭議辦公室」的目的是一致的,這個專責辦公室會進一步加強和推廣法治。

你在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個最動盪的時期擔任律政司司長。在你的任期內,你覺得自己學到了哪些重要的經驗教訓?如果你有機會重新開始,你會如何調整你的方法來適應嚴酷的工作?

在去年擔任這個一職位前,我一直在私人市場。在政府工作讓我感受到一些不同之處。例如,規限和程序比私人市場多,考慮所須因素後必然導致更謹慎的做法;政府亦傾向避免風險,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們被認為缺乏創意和接受新事物的思維。

但這並不單止是律政司或香港政府所獨有的。我認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如果要謹慎和負責任的話,他們都必須這樣做。因此,我們必須要適應和作出配合,你不會預期一個政府在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情況下草率地作出有風險的決定。

如果我早些想到這一點,我會先考慮各種所需程序和做好準備。

例如,我會加倍努力鼓勵同事與本地及其他司法管轄區和國際組織簽訂和落實合作或夥伴安排,我會變得更靈活和具創新思維,願意接受新事物。

我可能也會感激同事們的仔細想法,與他們更緊密地合作,以便更早提出和解決一些需要詳細考慮的事項。毫無疑問,我還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轉談調解和仲裁,現時法律生效後,第三者資助如何運作?

我們採用了「輕觸式」的方法,讓業界根據《第三者資助仲裁實務守則》來制定第三方資助者在進行仲裁時應遵守的標準。大家談論第三者資助時,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透明度的問題。

在我們的守則中,我們要求受資助方向另一方和仲裁庭披露第三者資助安排的存在、第三者出資人的身份以及安排終結的時間。這種透明度很重要,因為可減少了利益衝突。在其他的司法管轄區,法律代表須作出這種披露。如果律師沒有這樣做,那麼他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我認為我們的方式更好。由受資助方負責披露的責任,會更直接,更真實,也會更準確。

我們成立了一個諮詢組織負責監察以及在三年後檢討這個制度,然後會決定是否有需要進一步放寬或收緊實務守則,我相信這套守則已為本港國際仲裁的第三者資助提供了很好的指引。

我們現正討論第三者資助調解實務守則。

如果只限於仲裁的話,香港是否應該跟進及容許律師的有條件收費安排?新加坡在這方面發表了一份提案。香港是否有落後的風險(許多其他司法管轄區也允許律師收取有條件類型費用的安排)?

法律改革委員會已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目前,香港律師不得在仲裁案件中按結果收費。在一些司法管轄區,律師可向仲裁案件當事人提供彈性收費架構。如果香港不容許與結果有關的收費安排,我們可能會在競爭激烈的解決爭議服務市場上失利。仲裁推廣諮詢委員會其中一位成員建議稱之為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比按判決金額收費或按條件收費更具靈活性。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的「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小組委員會」現正檢討目前的情況,考慮是否需要改革,如有需要,會提出適當的建議。

香港在內地的「保全」安於2019年10月1日生效。你認為這種安排的好處是什麼?

這項安排已獲本地及國際仲裁從業員公認為非常重要的措施。香港成為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內地以外的司法管轄區,作為仲裁地時,由其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大家要明白內地法院不會批出「保全」措施予外國仲裁機構。根據內地法律,香港是被視為「外地」,因為香港內地邊界之外。因此,在這安排之前,只有在內地進行仲裁的當事人才可以向內地法院尋求「保全」。

這項安排生效後,以香港為仲裁地並由其中一間合資格的香港仲裁機構管理的香港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在仲裁開始前或仲裁過程中,不論國籍或居於何地,均可享有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措施的權利。

我們許多交易都與中國內地有關:涉及中國的當事人或來自中國的投資、項目或商品處於中國。這一個重要的措施防止其中一方的當事人故意破壞證據或轉讓財產,以確保仲裁程序能夠有效地進行。

安排於10月1日開始生效,但在至10月8日,上海海事法院已經批出一項申請。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資料,有另外四宗申請正在處理中。

這項安排有必須遵循的程序,因此,律政司和最高人民法院已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舉辦了一次培訓課程,指導執業者如何在新安排下運作。

香港是否存在其他潛在的法律改革或法律發展,例如與《聯合國關於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新加坡調解公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銷售公約》)等有關的法律改革或法律發展?

是的,有很多。例如《銷售公約》,我們已經在立法會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討論過,我們會進行諮詢。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大多數是《銷售公約》締約國,或者在它們的合同中起著重要作用,但香港並不是《銷售公約》的締約方。

明年是《銷售公約》40周年,我們將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香港舉行亞洲周年紀念活動。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我們正與商務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等開展合作,為香港律師和中國企業構建一個對話平台,討論法律問題,讓他們更熟悉我們的服務,我們更了解他們的需要。

還有關於大灣區發展,我們已與廣東省司法廳、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和律政司建立了一個聯席會議,研究三個司法管轄區如何合作,以及加強我們在大灣區的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的發展。我們首要的項目就是建立一個調解平台,以探討如何就調解員的操守、規則、名冊和資格規範化。這將會有幫我們制定在大灣區內的標準和指引。調解是首要工作。我們在大灣區內亦嘗試推行另一項措施,就是在沒有「涉外因素」的合約-即兩個內地當事人在內地訂立合約,而不涉及香港或澳門-當事人是否可以選擇香港法律作為其適用法律,以及是否可以選擇香港作為仲裁地點。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為我們嘗試進入別人的市場,但會有助吸引投資。

其他措施包括提高法律服務水平,設立一項特別計劃讓香港律師參加成為中國合資格律師的考試,在大灣區內就指定的範圍執業。

另一項措施是香港與內地最高人民法院正就研究跨境破產的問題進行商討,並希望在明年之前達成一些安排。

關於《新加坡調解公約》,中國已經簽署,但尚未批准。我們歡迎該《公約》,因為它鼓勵各方進行更多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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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編輯
Legal Media Group 湯森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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