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競爭事務委員會行政總裁冼博崙

冼博崙的事業多姿多彩,從替荷里活重量級人物進行民事訴訟,到替美國政府調查壟斷案件,以至在香港擔任競爭監管機構負責人。

身高超過190厘米的冼博崙於2017年接替韋思樂(Rose Webb)擔任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行政總裁。他說正合時機,因為競委會正處於成立初期,能給予他發揮的空間。

他對訴訟的興趣始於高中時代。在公民課進行模擬訴訟時,這位在課堂上幾乎沒說過話的害羞學生,被老師選中扮演辯護律師,而被告最終被判無罪。

冼博崙說:「老師後來告訴我,她選我是因為想知道我是否啞巴。我發現這就是我的畢生志向。」

讀大學時,冼博崙修讀政治科學,然後進入法律學院。接觸過各個法律領域後,他愛上了訴訟。

他說:「從法律學院開始,我就知道自己想當訴訟律師。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一名美國聯邦法官的書記。我會和法官一起出庭和研究案情。那再確定了訴訟是我想做的工作,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觀察審訊過程。」

反壟斷是他後來發現的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興趣。「我在法律學院時對交易法完全提不起興趣。」

從娛樂事業開始

擔任司法書記一年多後,冼博崙轉至律師事行Paul Hastings洛杉磯辦事處擔任商業訴訟律師,代表著名的說唱歌手、電影明星和導演。

冼博崙回憶起那個時代最「瘋狂」的案件之一。荷里活演員兼導演Dennis Hopper於1994年上The Tonight Show,被問及25年前執導的電影Easy Rider。演員Jack Nicholson因這齣電影走紅,1970年獲得他第一個金像獎提名(最佳男配角)。

Hopper說,這個角色原本屬意由另一名演員,但那位演員在晚宴上向他亮刀,所以後來他把角色給了Jack Nicholson。電視節目播出後,Hopper被演員Rip Torn控告誹謗。洛杉磯的仲裁員裁決Torn獲賠償475,000美元。

冼博崙回憶道:「這是宗具有挑戰性的案例,因為我們在爭拗25年前的晚宴上發生了什麼事。每個人都自認是晚宴上唯一清醒的人,各人對當晚的事有不同記憶,並認為自己的記憶力比其他人好。那是一次有趣的經歷。」

雖然在洛杉磯工作給他帶來了「畢生難忘的有趣故事」,但這位蒙大拿州出生的律師不想在充滿「街頭鬥爭」訴訟氣氛的大城市繼續執業。

他說:「憑年青時在洛杉磯當律師的經歷,我可說認識所有骯髒伎倆。但我是個直截了當的人,訴訟時也是這樣,所以,我認為洛杉磯不適合我,我想處理與現實生活更息息相關的案件。」

冼博崙搬到西雅圖,當Perkins Coie的合夥人。在那裡,他接觸到涉及魚類加工和電信公司的反壟斷案件。

擁抱競爭(法)

由於想專注於反壟斷案件,冼博崙進入美國司法部反壟斷部門當刑事檢察官。十年來,他全職調查和審訊壟斷案件,先在華盛頓,後來在三藩市。

他處理了各類案件,其中一宗涉及航空貨運,他說這是當時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合謀罪行調查。後來,他涉足液晶面板定價等案件。

冼博崙說:「我在那裡渡過了法律生涯中最好的時光。每個人均努力工作,作出正確的決定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這與代表客戶的利益完全不同。客戶的利益或許並不與公眾或消費者的利益完全一致。」

在司法部工作的最後四年,他獲晉升主管美國所有刑事反壟斷檢察官。他以培養新血為榮。

冼博崙說:「我非常喜歡看到年青檢察官發展,取得成功,處理重要的案件。」

移居香港

在司法部工作的缺點是地點。冼博崙當時住在加州,在司法部工作的最後四年不得不經常來往華盛頓。在司法部工作14年後,他決定接受香港競委會的聘約。

他說:「在美國,一切感覺已塵埃落定。但在這裡,一切都是新的,許多事情尚未確立,充滿挑戰性和活力。我無法抗拒來港工作的機會。」

與美國已發展的制度相比,香港競爭法仍處於萌芽階段。

他說:「在美國,競爭法已存在超過125年,已有豐富的經驗和司法先例,指導執法者和商界的行為。香港沒有經驗或先例,但這就是它有趣的原因。」

這位前刑事檢察官現在必須處理涉及各種反競爭協議和濫用龐大市場力量的案件,以及公共事務、預算和其他行政職務。

目標與挑戰

在競委會的三年任期內,冼博崙有特定的目標。首先,他希望競委會成為有能力、協作和完整的執法機構。

他強調發展和留住人才和經驗的重要性。「我深信經驗豐富的員工是任何組織和公共執法機構的支柱。」

在一個以速度和效率著稱的城市,冼博崙說準確性是首要任務。「對一個新的機構而言,面對急著交出表現的壓力,效率是很大的誘惑,但我認為更重要是長遠的成功, 做正確的事來取得信任,而不要急於一時。」

他尋求與香港政府、私人機構,以至全球反壟斷監管機構建立穩固的合作夥伴關係。

他說:「『完整』是指我們必須在工作的三個實質領域 - 倡導、政策和執法方面都有表現出色。」

冼博崙說,競委會還致力「為客戶提供服務」,逐漸提高效率。

冼博崙有具體的計劃實現目標。「我們打算進行調查,借鏡我在美國的競爭案件的成功經驗提起案件。」

冼博崙說:「我們在不足三年內提起了三宗案件,這對於新設的競爭機構來說很不錯,尤其是檢察機構。我對工作流程非常樂觀。」

香港vs美國

洗博崙說,比較美國和香港的經驗,兩地的競爭法差別其實不大。

他說:「大多數競爭制度都非常相似,規則通常涵蓋反競爭協議(合謀)、濫用龐大市場力量(壟斷)和反競爭合併。」

香港的《競爭條例》於2015年12月生效,採用多部分方法,主要依據歐洲法律。洗博崙說,該條例借用了幾個司法管轄區的條款。

他說:「例如,有一項定義嚴重反競爭行為的條款來自加拿大;另一項個人責任的規定借用了澳洲的條文。」

他補充說:「但有異與歐洲的行政制度,我們設有檢察制度,與美國的制度更為相似。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香港的條例與所依據的歐洲制度不同,但法律的實質又幾乎相同。」

這位前檢察官還指出,「除電信業外,香港並沒有擴大的合併監控權。因此,除非涉及電信業,否則不會進行合併審查或監控程序。」

洗博崙說:「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是法律上的重大豁免。」

《競爭條例》包括四類嚴重反競爭行為:串通投標、操縱價格、分配市場和產量限制。該機構處理的第一宗案件涉及串通投標。

罰則足夠嗎?

隨著這項條例的生效,社會對執法的形式和程度產生了憂慮。目前,競委會可對違反競爭法的個人進行處罰,還可取消董事資格。

作為前刑事檢察官,洗博崙說監禁是「對合謀違法行為的最強阻嚇」。然而,他對香港《競爭條例》的工具表示滿意,即當公司違法時,個人要承擔責任。

他說:「公司只能通過管理層、董事和員工行事。想阻止公司違反競爭法,必須阻止個別員工違反競爭法,因為公司只能通過他們進行違法行為。」他認為要制裁公司和個人,才能最有效執法。

被問及是否需要更嚴厲的罰則時,洗博崙說「現在言之過早」。

他指出:「累積更多經驗後,未來我們可以評估《競爭條例》的現行罰則是否有足夠的阻嚇力,抑或有必要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不斷發展的機構

展望未來,行政總裁表示競委會的演變是「無可避免的」。他正致力加強推廣、政策和執法。

他說:「在政策方面,我們將努力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就規則制定及監管計劃對競爭市場的影響,向政府提供建議。」

競委會於9月為政府政策官員舉辦了培訓,包括邀請兩位競爭法教授演講。

在競爭法的三大範圍中,冼博崙說合謀是首位。

他說:「這類型的違法行為對競爭市場最有害,對消費者的傷害最明顯,往往更易被發現和起訴。但我們也正在尋找適當的『第二行為守則』案例和更複雜的競爭問題,例如需要評估行為對競爭市場的影響。」

冼博崙說,競委會快將實施和解制度,獎勵願意合作者。

他說:「我們將讓他們迅速解決問題,盡快回到合法的盈利業務。對於不合作者,我們將對公司和個人採取執法行動,嘗試處罰他們。」

與律師合作

由於香港的競爭法實施不足三年,執業律師如何與競爭事務委員會合作,仍然存在疑問。冼博崙說,律師可與競委會合作,對調查方法保持開放的態度,並熟習競爭法。

他說,競委會希望就調查性質、證據以及公司內部調查結果進行公開對話。

他說:「我深信調查過程中或之前的非正式參與,對雙方都有利,最終或能避免訴訟。」

冼博崙說,調查期間雙方的接觸有助各方就爭議行為達成共識,避免不必要的訴訟。「在我的上一份工作中,有時當事人提出論據會導致我不批准建議的起訴,或者說服我調查案件的方向錯誤。越早發現,對執法機構和另一方越有好處。」

同樣,及早參與有助公司更好地明白自己違反競爭法,減輕後果。他說,並非所有違法行為都源於個人的不誠實,有時是因為法律存在混淆,或缺乏正確的信息。

「有時公司並不了解行為的嚴重性,要麼因為員工對公司不坦白,要麼因為公司沒有我們從其他來源獲取的文件。」

冼博崙說,競委會將引入在香港不常見的新程序。

「例如,我們利用在香港可能不常見的制度和早期合作獎勵。我認為這都為公司和代表他們的律師提供機會更好地了解案件,為客戶取得更好的結果。雙方都確實能獲得更佳效率。」

他還促請律師了解不同的行業及競爭法如何適用於這些行業。

任內期望

上任已一年,冼博崙的任期還有兩年。他決心為競委會建立聲譽。

他說:「我非常關心這個城市,所以我想在離開時為香港的消費者和商界做點好事。我還想建立一個成熟的執法機構。」

他補充道:「我希望競委會能夠處理最複雜的競爭問題,確保作出正確的決定,以正確的方式辦事。」

冼博崙總結道:「我還希望競委會成功而可信,令正考慮違反《競爭條例》的公司和個人都會改變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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