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主席 Matthew Gearing QC

Allen & Overy合夥人兼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主席Matthew Gearing QC最近領導香港贏得兩年一度的國際商業仲裁委員會大會2022年的主辦權。

早期生涯和事業

Matthew Gearing生於倫敦,求學時代大部分時間在英國Somerset渡過。他的家族中沒有律師(父母曾是記者,父親曾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母親是郊野漫步者兼瑜伽導師),但他的中學經濟科老師Edwards先生對他影響頗深。事實上,是Edwards先生說他會成為優秀的律師,值得探索法律行業。在Edwards先生的催促下,Gearing跟隨一名刑事律師進行了短期實習,讓他有機會出庭。他很喜歡那次經驗,決定以此為終生事業。因此,Gearing申請入讀牛津大學新學院修讀法律並獲取錄。

Gearing在倫敦Slaughter & May受訓,Edwards先生認為那是最好的律師行,所以Gearing只申請了該律師行。雖然Gearing享受在律師行的生活,但工作並不適合他。後來,他於1997年離開Slaughter & May,加入Allen & Overy,現在擔任該國際仲裁集團的全球聯合主管和香港辦事處的合夥人。

Gearing加入Allen & Overy時,仲裁發展剛起步,很少人看到仲裁與訴訟的分野。他說:「當時我們同屬訴訟部門,由David Sutton(以前在香港工作過)和Judith Gill領導。」Gearing處理了一連串小型仲裁案件,積累了經驗。「處理完一宗案件,另一宗案件又出現。律師往往是這樣,最終投身意想不到的法律領域,因為處理了一宗案件,結果不錯,於是陸續有來。」

Gearing於1998年7月來首次來港,當時赤臘角機場剛開幕一星期。那次他留了6個月,獲機場管理局聘請處理機場開幕後的公眾諮詢。公眾諮詢結束後,Gearing在1999年仍然經常訪港,處理各種仲裁和訴訟事宜。他喜歡亞洲的工作和生活節奏,所以於2000年與妻子Katie移居香港,同年通過考試,取得香港律師資格。

經過重重曲折,Gearing於2005年成為Allen & Overy合夥人,並於2014年獲任命為御用大律師(英格蘭及威爾斯)。當時,他以為自己不會被任命,因為至少有兩個障礙。首先,他是事務律師,而不是大律師;其次,他不是英格蘭和威爾斯居民。他說:「我知道事務律師成為御用大律師的機會正在提高,但這仍然是個巨大的挑戰。在英格蘭和威爾斯,每100名新任御用大律師中,僅得4至8名為事務律師,其餘均為大律師。雖然御用大律師由高等法院院長委任,但背後有為數約12人的御用大律師任命委員會,包括6位律師、2位法官、2至3位御用大律師、2位非資深律師和3至4位非律師的公眾人士,制度與香港不同。此外,幾乎沒有非當地居民獲任命過。但有人告訴我並非不可能,所以我便申請了,結果出人意料!」

參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2008年,Gearing獲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時任主席Michael Moser邀請加入理事會,一直服務至今。在2017年初,Gearing當選主席,這是個非執行無薪職位,他只在業餘時間履行職務。Gearing為該機構負起整體責任。「與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或倫敦國際仲裁法院不同,我們沒有董事會和法院。倫敦國際仲裁法院有一位主席和法庭長,負責處理承辦案件數目和法律政策問題。他們還有董事會,負責倫敦國際仲裁法院的業務。我們沒有這個系統,一切都在理事會下進行。」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日常運作由秘書長Sarah Grimmer負責。加入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前,她曾在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及國際商會工作。Gearing則通過與不同利益團體(例如企業、香港律師、國際仲裁團體和內地律師)交流和觀摩,平衡所有利益矛盾的和要求。他指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理事會有25位非常活躍的成員和3個主要委員會。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主要目標,是有效管理旗下開展的仲裁工作,並積極推動香港仲裁。Gearing說:「最重要是所有案件都得到有效和妥善的處理。有時我們會遇到涉及其他仲裁機構的問題,例如,仲裁協議規定根據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進行仲裁。當出現這種情況時,我們首先要與其他機構進行溝通。我鼓勵主要仲裁機構彼此對話。仲裁程序首要適合爭議雙方,仲裁地點與機構之間的競爭非常次要。對我而言,這意味著在適當的情況下攜手合作。不要批評其他機構,但當然可以強調自己的優點!」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正在修改其《機構仲裁規則》。新規則將於2018年9月或10月香港仲裁周前生效。規則上一次於5年前在2013年曾修訂,當年Gearing也參與了起草工作。「我們不想過於機械化,但Dr. Michael J. Moser和鮑其安女士在2008年領導的第一套規則也同樣在5年後作出修訂。如果有需要,我們會更快地修訂規則,但是通常規則適用5年左右。」

自2008年首次推出《機構仲裁規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由僅僅執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或專項仲裁案件,變為根據本身的規則承辦仲裁,承辦個案的數量出現了重大變化。他說:「我們朝這個方向邁進已有10年,這反映了仲裁領域從專項仲裁到機構仲裁的全球趨勢,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

即將推出的2018年規則,變動並沒有上次修訂那麼大,反而致力促進高效和精簡案件。首先,網上提交文件(必須先得各方同意)將會推出,支持這個網上文件庫的技術現在已經到位。其次,借鑒《香港仲裁條例》的一些條款和回應內地的需求,Med-Arb將獲特別認可。第三,因應雙語仲裁程序的數目增加,特別是中英雙語的仲裁程序,引入多語仲裁程序。另一個變動領域是多份合同合併和單一仲裁。Gearing說:「我們使合併條款更連貫一致。在未獲同意下,如果仲裁協議不兼容,規則不得合併。合併必須倍加小心,若仲裁庭或仲裁機構的判決過度,仲裁判決可能會在仲裁地或執行時被推翻,例如上月在終審法院審理的Astro v PT First Media訴訟。」

主辦國際商業仲裁委員會大會

今年在悉尼舉行的國際商業仲裁委員會大會上,香港申辦了2022年的大會主辦權。這是香港第三次申辦這個兩年一度的大會。Gearing說:「我們前兩次都未能成功。我們希望在香港主辦大會,因為它是仲裁界最重要的全球會議,在香港舉辦這種旗艦活動,標誌著香港在仲裁界的關鍵地位。今次我們在律政司的鼓勵和財政支持下再次申辦,期間我們標榜亞洲的經濟活動和重要性日益增加,特別提到『一帶一路』及其全球重要性。這是我們得到主辦權的基礎。」

國際商業仲裁委員會大會規模比香港仲裁周大得多。Gearing說:「國際商業仲裁委員會的目標是成為全球性的仲裁機構,總部位於海牙,辦公室就在常設仲裁法院隔鄰。大會討論相當嚴肅的事務,圍繞題目製作的文件和其他材料,往往成為建立仲裁實踐的關鍵參考。我們預期會有千多名代表出席香港的大會,所以我們必須精心籌辦。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是主辦機構,但我們會邀請香港其他主要機構的代表加入籌委會。我們希望這是一件香港的盛事,而不僅僅是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盛事。這是推廣香港作為爭議解決中心的絕佳機會,特別是香港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如何協助『一帶一路』的使用者。除了『一帶一路』活動外,我們還將推廣國際商業仲裁委員會。香港各級律師都有機會參加國際商業仲裁委員會大會以及相關的年青會員活動,更廣泛地參與仲裁。」

香港的地位

香港作為仲裁地點,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作為仲裁機構,均獲高度評價。去年的案件數量顯著增加(較2016年增加15%),今年也朝著正確方向發展。Gearing說:「我們可說是亞洲以至國際的主要仲裁中心和地點之一。」

事實上,香港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一直創新。香港是首個引入《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的亞洲司法管轄區。該法將仲裁員的委任權從法院下放到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香港是首個採取這種做法的主要司法管轄區。在英格蘭和威爾斯,仲裁員仍然由法院任命。另一方面,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6、7年前提出「香港仲裁周」的概念。Gearing說:「其他機構和城市現在也舉辦仲裁周,但我們絕對是開創先河,由當時的秘書長鮑其安女士和Michael Moser先生倡議。鄭若驊女士GBS SC JP接任主席後積極地延續這項活動。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法庭秘書培訓計劃也非常受歡迎,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也是這方面的先驅。我們不求穩定,而是要不斷創新。我們是2015年第一家在上海自由貿易區設立辦事處的國際仲裁機構,並於2015年獲得全球仲裁評論(GAR)認可為最佳發展的仲裁機構。」

Gearing指出:「政府向我們提供場地,同意盡量讓更多人使用。該場地擁有世界級的設施,無論是聽證會還是舉行會議,大部分使用者都想再次使用這些設施。」2016年、2017年和2018年GAR聽證中心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地理位置、物有所值、員工和資訊科技服務方面均排名第一。

至於未來的仲裁發展方面,香港目前正在等待《仲裁條例》的修訂,以允許使用第三方資金的規定生效。另外,香港和全球都在推動透明度和多元化。Gearing說:「我們鼓勵更多不同的參與者參與仲裁程序和爭議解決程序,包括女性、民事律師、年青律師、來自不同背景的律師。我們3個主要委員會的成員(其中一半必須是理事會成員,另一半可能是非理事會成員)的背景多元化,鄭若驊女士和我都積極推動。我們認為,這反映了國際爭議解決業界亦需要向多元化發展。」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2017年任命的仲裁員中,66%是香港永久居民,近80%是香港居民。與2016年相比,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2017年任命的女性仲裁員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增加女性仲裁員人數能加強仲裁員名單的性別多元化。他補充道:「說實話,我很驚訝這種趨勢需時這麼久才到臨,但現在會持續下去。案件數量增加也有幫助。這對香港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來說顯然是好事,對我們試圖從更多元化的團隊進行任命也有益處,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可以作出更多任命。」

一帶一路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一帶一路」中扮演重要角色,擔當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各方解決爭議的首選地點,聘請了Kiran Sanghera專門負責「一帶一路」的市場營銷。香港是位處中國,但法律體系獨特,是「一帶一路」爭議解決的當然之選。不僅中國各處的當事人,其他「一帶一路」國家的人士都會樂於以香港為爭議解決地點。Gearing說:「所以,我們認為香港絕對是『一帶一路』爭議解決的必然地點。不論當事人選用香港法院或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或國際商會或國際經濟和貿易仲裁委員會,我認為重點是推廣以香港作為仲裁地點。有趣的是,我們有很多案例已經涉及『一帶一路』國家。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去年有三分之一案件涉及中國大陸和『一帶一路』國家。所以,基本上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領域,只需要繼續保持和成長。對『一帶一路』合同的簡單信息是:考慮香港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但也可以考慮其他爭議解決機制,因為如果香港受益,那麼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也將會受益。這是一項集體努力。律政司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非常關注這方面的工作。」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最近成立了以行業為中心的一帶一路諮詢委員會,並推出了針對『一帶一路』的網上資源平台。

寄語讀者

Gearing的第一項建議是針對爭議解決服務的用戶:仔細考慮爭議解決機制。仲裁具有許多優點,但不一定適用於所有情況。Gearing說:「很多時你會發現爭議解決協議並沒有經仔細考慮,當你問當事人為何同意按照這些規則解決爭議時,他們會簡單地說因為之前的合約已訂。我總是說,忘記以前。仔細思考最適合你的爭議解決方案。在許多情況下,可能更適合使用香港法院或英國法院或其他平台。這有點爭議,但不要害怕提出適當的建議來修改標準的仲裁條款。譬如,如果你覺得爭議相對簡單,那麼你可能希望包含我稱之為『軟性快速條款』的內容,例如,在任命仲裁員後6個月內解決爭議,當然還牽涉仲裁員延長期限的能力,你不能讓申請人延誤案件,而仲裁員在6個月又一天完成職份。」

對任何想從事國際仲裁的人,Gearing的建議是:嘗試接觸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我認為仲裁律師的一項重要資產,是盡量進行跨文化交流,嘗試擺脫普通法/民法管轄權的規限,盡可能開拓全球。要明白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處事方式,有不同的法律規則和文化規範。靈活度和敏感度是國際仲裁的一大優勢。他總結說:「趁年輕時接觸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和體系,接觸不同部分的程序。當然可以在律師行工作,但也看看是否可以進入機構工作,或者當仲裁職員或仲裁秘書一年,以便得到不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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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編輯
Legal Media Group 湯森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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