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 訪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夏利士法官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夏利士法官接受本刊專訪,細說他的仕途,暢談香港現時所面對各種破產清盤及公司重組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可以如何解決。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夏利士法官現時專責審理公司法庭的公司及破產清盤案件。他講述自己1983年決定由倫敦來港任職實習律師,說:「起初我只想在這裡實習兩年」。三十四年過後,他坐在自己的內庭辦公室接受訪問,回想當年任職事務律師、大律師,以至今天擔任法官的工作生涯。聽著夏利士法官分享他卓越的法律生涯,我開始了解他是處事靈活,求知慾強的人,自出道以來到現在,始終如一,每次轉職都願意擺脫舊我,精益求精,好讓自己做到心目中認為極富趣味的工作。

例如,他提到自己原先是某間大型國際律師行的執業事務律師,因為覺得自己做大律師的話,處理各種各類商務工作的機會將會好得多,所以辭了職,加入大律師行列。他的判斷正確,不僅如此,大律師的工作還讓他有機會處理公司及法團無力償債及證券的事宜,他發現,相對於事務律師的工作,他較愛做大律師的工作。由大律師轉做法官,他同樣得到滿足感。他說:「出庭代訟和與人爭論已經失去了新鮮感,所以接受委聘明顯是我的出路。我一生的工作時間實實在在的全花在法律工作上,法官的工作意義重大,我只是換個方式繼續在法律領域略盡綿力。」

回望在司法機構任職的日子時,他娓娓說道:「這份工作做得越長,我越體會到最令我有滿足感的工作就是解決問題。出庭代訟不用解決問題――你只是在庭上跟人鬥智。當我還年青的時候,這是叫人興奮的工作,不過隨著年紀漸長,我變得更有興趣找出有效實際的方法解決各類由公司活動引起的商業難題,特別是公司破產清盤。公司破產清盤或重組的範疇所關乎的,是幫助各方解決實質的商業爭議。」

JIN指引

夏利士法官有份參與的一項合作計劃是Judicial Insolvency Network(JIN)。過去十年,各地法庭處理跨國公司破產清盤案的工作量日增,有見及此,新加坡牽頭推出JIN,目的是促進各地司法管轄區的法官持續交流,保持對話。推出JIN是希望在司法合作的概念和領域上開拓新意,發展最好的實務方法。JIN指引(「《指引》」)是JIN早期成果之一,而擬備《指引》是去年10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屆JIN會議上最矚目的事項。出席會議的包括來自主要司法管轄區的法官,有新加坡的,香港的,開曼群島的,英屬處女群島的,澳洲的,加拿大的,英格蘭及威爾斯的,以及美國的,出席法官所屬司法管轄區都審理跨國破產清盤案件。

談到《指引》,夏利士法官指出,擬備 《指引》的目的,是當破產清盤或債務調整的訴訟在多過一個司法管轄區提起的時候(平衡法律程序),加強各地監督平衡法律程序進行的法庭之間的協調和合作,改善跨境訴訟的效率和有效性。《指引》可說是處理平衡法律程序的最佳實務指引,符合《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示範法》」)的目的之餘,更進一步作出指引;《指引》與《示範法》的制定,同樣是為了減省跨境破產清盤法律程序所產生的法律費用,減省了法律費用,也就保留了財困公司及其資產的價值。

到目前為止,新加坡、百慕達、特拉華州(美國)及紐約南區(美國)已經採用《指引》。當問到香港應否同樣以《實務指引》方式採用《指引》時,夏利士法官表示可能無此需要。「《指引》的主要作用是挑起討論,啟發創新思想,想出創新的解決方案,解決他們當時正面對的爭議和難題,包括法庭之間的溝通。只要法律從業人員及法庭認為某項以《指引》為基礎的守則有理可取,該守則就可以被採用,情況就像過往香港在跨境破產清盤案件中採用法則一樣。」

《指引》有多個方面極具雄心,其中一面是聯合聆訊的規定,說到這個方面的效用,夏利士法官的看法同樣相當溫和。他解釋,這方面的規定雖然有用,鼓勵居中人和法官創新思考,但亞洲區有必要進行聯合聆訊的案件少之又少。他指出,首先,很多案件都不具爭訟性。那些案件的居中人只想在可能情況下,儘快有效地找出最好的方法。其次,即使是具爭訟性的平衡法律程序,如果法官共同考慮管理法律程序的最有效方法是有用的,在這情況下產生的爭論點,通常可以透過電郵或簡短的電話通話就解決得到。至於就實質爭議點作決定而進行的聯合聆訊,夏利士法官認為有很多事情不利此事實現,例如實體法與程序法有分別,時區不同及參與者所用的語言不同,還有,法官不同,裁決也有可能不同。「聯合聆訊聽起來甚有新意,夠刺激,不過我認為將來非常罕見。」

夏利士法官指出,就他所知,Nortel案是僅有的一宗進行聯合審訊的案件,案件涉及特拉華州(美國)與安大略省(加拿大)。

無人敢踫的問題

我們把話題重點轉到實質的問題上。夏利士法官談到香港關於企業拯救的法律。他先解釋Re Legend Int’l Resorts Ltd [2006] 2 HKLRD 192(「Legend案」)的影響。上訴法庭在2006年就Legend案頒布裁決,裁定不容許目的是重組公司債務的呈請人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2章)第193條的法定權力委任臨時清盤人。過往,有人以為法庭有固有權力委任臨時清盤人以找出拯救企業的方法,固有權力可以被用來設立事實上的延期償付權。目前,香港落後於多個提供有效企業拯救工具的司法管轄區,例如美國和英國,美國有《破產法典》(Bankruptcy Code)第11章「擁有控制權的債務人」(debtor in possession),英國有加快拯救無力償債公司的主管機關。百慕達和開曼群島法庭容許明確地利用臨時清盤進行重組。

有很多人要求過(已要求了相當長的時間)在香港引進法定的企業拯救制度,正如在香港法律專業學會首次舉行的破產法與實務週年會議上,眾嘉賓所表達的意見一樣;有關法例有望最遲在2018年推行。

話題其後回到Legend案之上,夏利士法官說,雖然該案裁決一般被認為「對重組有幫助」,但隨之而來關乎重組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他認為,Legend案十年來無人敢踫,影響揮之不去。要是有人一早「直接處理」Legend案產生的爭議,而不是「諸多迴避」,明顯會更早有其他可用的方法,而這些方法會貫徹香港普通法的基本原則。例如,最近的Z-Obee Holdings Ltd案(2016年:第183號)(「Z-Obee案」)就說明了可用的解決方案。

快刀斬亂麻

在夏利士法官最近頒布的一連串處理跨境重組爭議的判決之中,Z-Obee案的判決備受讚賞,因為夏利士法官在判決中確認外地清盤人的身分,並給他們提供協助。在Z-Obee案,法官押後在香港將一間百慕達公司清盤的呈請,讓香港臨時清盤人有時間向百慕達法庭提出申請,要求獲委任為臨時清盤人進行重組。其後,百慕達法庭委任香港臨時清盤人為公司的共同臨時清盤人,目的是要展開重組。根據百慕達法律,這個明確的目的是法庭所准許的。

夏利士法官繼續說,下一步是香港臨時清盤人被解除職務,在百慕達被委任的共同清盤人在香港要求法庭確認其已獲委任,之後引入平衡計劃使在香港進行的重組在百慕達有效。「以前從來沒有試過這樣做。此舉說明,你可以利用其他方法,即要求獲確認清盤人的身分並取得法庭的協助,不用在香港將公司清盤,以減輕Legend案的裁決給香港上市外國公司打算進行的重組所帶來的影響。」

面對Z-Obee案及其他案件的判決所給他帶來的讚賞,他留意到,把這些判決說成是前衞的判決,使人聽上去覺得香港富有創意,相當不錯。然而,他不會這樣形容自己的判決。「在現實中,我鼓勵法律執業人員聚焦於管理外國公司清盤的基本原則,並運用創造力仔細想想,司法協助及確認可以怎樣用來找出更簡單、更便宜的方案解決常見的爭議,他們過往嘗試過在香港提出清盤呈請及委任臨時清盤人,以解決這些爭議。有一件事開始變得明顯,就是普通法範圍內是有可用的工具,這些工具讓我們可以避談許多過往一直被含混帶過的爭議,即司法管轄區及Legend案。在幾年時間裡,這可能全是紙上談兵,甚至可能有人問,為甚麼我們一定要在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或是百慕達做起,然後才到香港。答案是,因為我們沒有清晰的法定機制,不清楚有些甚麼是這種特別方法讓我們可以去做的,因為我們不像英國一樣有跨境確認的規定,因為我們不能倚賴《示範法》關於跨境破產清盤的規定,還有,因為Legend案對我們的影響至今仍然揮之不去。」

「這樣的方式顯然並不理想。我們最好有一套法定框架用來應付公司的需要,特別是跨國公司重組巨額債務的需要,可惜我們沒有這套框架,因此,我們只得在構想或擬定解決方案時,運用普通法中可用的方法。在香港,Z-Obee案也許看似是斬開死結的好方法。」

香港任重道遠

說到進行立法改革的需要,我們轉為談論區內將來的公司重組工作,以及香港作了甚麼充足準備,隨時抓緊這些新的法律工作。

「你會預期某些法律工作將會在香港處理,因為那些工作想當然地是香港的工作。為註冊成立地是香港的公司重組債務就是一個例子。不過,有人放眼海外,看看外地有沒有可以給他們更大幫助的司法管轄區,讓他們能做到心目中想做到的事。在美國應用第11章的保護就是一例,因為香港目前沒有可資比較的延期償付權。我們也可借鑒新加坡,新加坡推陳出新,現正進行大規模法律改革,努力重新打造成公司債務重組的中心。新制度吸納多項源自美國第11章程序的概念,包括 (除了其他許許多的規定之外)擁有控制權的債務人融資享有超級優先權的概念、已經加強的「無遠弗屆」(world-wide)的延期償付權,以及在某類債權人的反對聲中批准的強制破產機制,目的都是提高所屬司法管轄區的吸引力。」

這一切對香港有甚麼意思嗎?夏利士法官解釋說,首先,有關發展暗示香港有可能錯失了想當然地以為是隨手可得的工作。實行改革明顯會堵住香港目前的缺漏,可以稍稍增加法律工作量。然而,不是所有重組都在法庭監督下進行;有些是在各方同意下進行的。歸根究底,香港如果想成為具競爭力的重組中心地,歷久不衰,就得給自己定位,縱使面對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劇烈競爭,仍能爭取到新工作。現時還未清楚主管機關可會了解情況。當然,香港如果能夠別具創意,引入必要的工具,將會成為亞洲區主要的公司債務重組目的地,更會成為處理大中華區法律工作的目的地。

夏利士法官詳細說明大中華區的情況。他指出,現時已經來港上市的內地大型商業集團多不勝數。他說:「有些會陷入嚴重的財務問題,需要透過複雜的方法解決。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內地官員借鑒美國根據第11章(美國《破產法典》)可用的重組工具,以及英國的債務償還安排(受法庭監督的法定重組工具),希望取彼之長,制定自己的工具。這看來是內地官員的重點工作。在2016年9月在中國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中國官員表明設立並改進國內破產制度和機制的決心。這方面的研究現正著手進行,香港主動提供協助是理所當然的,又或者想想本身有條件在本地重組那類債務,也合乎常理。法律工作俯拾即是,香港接觸層面廣濶,與內地關係緊密,當能在相關範疇找到可以發揮具有建設性的作用。」

關於司法機構之我見

新聞界對海外法官及他們擔任香港法官所應發揮的作用抱有負面評價,夏利士法官就負評表達一點意見。他說「有關文章毫無用處」,反而「令那些像我一樣――我在香港住了近34年,已經以香港為家――的法官感到失望」。「不過,高等法院白種人法官的數目將會在未來5年或更長時間之內逐漸減少。我是最年青的一個,當我退休的時候,可能已完全沒有白種人高院法官了。真想不到會有人覺得我們的存在是一個問題。我不擔心這些批評會對現任法官有影響,倒擔心那些考慮加入高院法官行列的專業人士,會怎樣解讀文章。眾所週知,香港高院法官短缺,反映吸引人才具有難度。香港司法機構是獨立機構,政治中立,對法官的批評有可能被解讀為對香港司法機構現況的抨擊。我的印象是,法律執業人員萬分渴望維持司法機構的現況,如果他們擔憂司法機構所受的抨擊,就有可能不願意加入法官行列。」


讀者如對夏利士法官最近關於跨境破產清盤的講座感興趣,不妨一讀在《香港法律學刊》的發行版本――Understanding Cross-Border Insolvency in the Hong Kong Context (2017) 47 HKLJ 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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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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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森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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