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 訪 麥當納勛爵QC 英格蘭及威爾斯前刑事檢控專員、現任牛津大學瓦德漢學院院長

英格蘭及威爾斯前刑事檢控專員御用大律師麥當納勛爵與本刊詳談他的事業生涯,評論他最近在《明報》的撰文《The Rule of Law is not a Movable Feast》, 文中他概述了法治制度的基本特徵。

英格蘭及威爾斯前刑事檢控專員御用大律師麥當納勛爵當初選擇投身法律界,是因為他熱愛辯論,而且渴望從事具社會價值的工作。他說:「公義似乎是社會價值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它把一切聯繫起來。」以他早期的經歷來看,他投身法律事業似乎最合適不過。

執業近40年以來,對司法和刑事司法政策的濃厚興趣,促使他從事各種複雜的刑事工作。他曾在司法系統的兩邊工作,刑事辯護和檢察工作均表現卓越。作為律師和法官,也作為學者和公務員,他一直堅持捍衛公民權和人權,維護法治制度的基本特徵。

麥當納勛爵與《香港律師》詳談其法律事業,也闡述了他於2017年9月5日在《明報》發表的文章《The Rule of Law is Not a Movable Feast》中的一些觀點。

硬幣的兩面

麥當納勛爵於1978年獲取英格蘭及威爾斯執業資格後,成為Helena Kennedy御用大律師旗下首位實習大律師,後者現已當上上議院議員。成為大律師後,他大部份時間均為愛爾蘭共和軍和中東恐怖分子嫌疑犯辯護。他亦在涉嫌向伊拉克走私武器的Matrix Churchill案中,擔任初級大律師。2000年,他與一群大律師成立了Matrix Chambers,處理當時剛通過的《人權法令》帶來的工作。

2001年,他被任命為皇室法庭特委法官。2003年,他獲選為刑事律師協會主席,同年後期獲任命為刑事檢控專員,成為首位出任此職的英格蘭及威爾斯傑出辯護律師。

麥當納勛爵說,出任刑事檢控專員的機會「難以抗拒」。他解釋,在這個層次的刑事法工作,有機會塑造刑事司法當中不可或缺的機關,這似乎是份全國最好的工作。」

由於缺乏檢控經驗,他獲任命時備受猛烈批評。上任後,麥當納勛爵堅持,辯護經驗將是他的巨大優勢。他說:「正如辯護工作一樣,我認為檢椌工作與人權和正當程序密不可分。正如辯護律師一樣,依法行事的檢察官保證審判的公正。我能夠利用此前的經驗,在這個新角色中取得成功,這點我毫不懷疑。」

2004年,他在《衛報》撰文稱:「說辯護背景的人[擔任檢察官]存在某種缺陷,是完全誤解刑事法和刑事審判程序。這就像說,因為你已經踢了熱刺[足球隊]多年,你就不能踢阿仙奴。而事實上,無論你屬於哪一方,只要在[最高級別]的法庭從事刑事法工作,就會熟悉這個制度。」一如他所料,他擔任刑事檢控專員期間,起訴嚴重犯罪,成績有目共睹。他在正當程序、公平審判和被告權利方面剛直敢言,亦備受讚揚。

然而,這並非表示麥當納勛爵的任期內風平浪靜。他指出,任職刑事檢控專員期間發生了多宗重大恐怖主義案件。他說:「我認為必須在尊重基本人權的同時,應對這個挑戰。面對這些案件,我們堅定不移地進行追究,但始終遵守規則,而陪審團亦尊重這一點。我們的定罪率很高,在該段時間內沒有重大的成功上訴案例。」毫無疑問,他的成功有賴其非凡的洞察力,觀察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罪犯的思維和犯罪手法,而這種洞察力,是他於80及90年代在英格蘭和威爾斯許多恐怖主義起訴中替被告辯護得來。

在擔任刑事檢控專員期間,他成立了反恐怖主義科、有組織犯罪科、特別罪案科和欺詐檢控科。他亦在白廳制訂刑事司法政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國際條約和司法管轄權問題、司法相互協助、引渡、恐怖主義和嚴重的跨界犯罪方面。

完成刑事檢控專員任期後,麥當納勛爵返回Matrix Chambers私人執業。在2009–2012年期間,他擔任言論自由倡導團體Index on Censorship的受託人。2010年,他獲委任為高等法院法官,並成為上議院議員。2011年,他獲任命為反死刑組織的緩刑主席,接替Lord Bingham of Cornhill。2012年,他成為牛津大學瓦德漢學院院長。

除了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執業外,麥當納勛爵還經常在香港法庭處理案件。

法治制度的基本特徵

談到他在《明報》文章《The Rule of Law is Not a Moveable Feast》,麥當納勛爵首先闡述他的說法:「在法治制度內,法律不是唯一的根據。畢竟,暴政可輕易製造惡法,建立獨裁政權。所以,法律必須立足於民主問責制,忠於人權,才能贏得尊重。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這樣避免暴政,促進人類幸福。」

他解釋說,法治不僅關乎法律。「這是因為暴政也可以有法律。真正的法治制度結合三個要素:法律、民主、人權,即一個法律尊重人權、具民主合法性的制度。也就是說,法律是通過民主進程建立,尊重公民不可被剝奪的權利。一旦這樣建立了,就必須得到尊重。在法治制度內,你不能選擇服從哪些法律。合法性必須忠於法律,當然這並非總是那麼容易。有時一群人或許覺得某項法律不公平,但你不能選擇。在法治制度中,法律應該通過立法修改,而非用武力強行改變。」

獨立的司法機關

麥當納勛爵續道,沒有獨立的司法機關,法治就不能生存。因此,當案件和法律有此需要時,司法機關的法官必須能夠而願意作出不受歡迎的決定。

司法機關的工作是裁決公民與公民之間及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爭端。他說:「司法機關必須被認為公正、獨立、有誠信,才能得到公眾尊重而履行此職責。獨立、公正意味著法官不能簡單地遵循公眾的意願。有時法官為了公正,必須違反公眾的意願。若法官不準備這樣站出來,整個制度就會崩潰。我在《明報》撰文,因為我深信香港的司法機關獨立,忠於法律規定的正當程序。鑑於香港敏感的憲制地位,攻擊最盡力秉持法治的機關,會適得其反。人們應想清楚他們想要什麼。」

對判刑提出上訴的權利:英國與香港

在英國和香港,律政司可將案件提交上訴法庭重新考慮刑事判決。

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判刑過輕程序」計劃允許任何人要求律政司覆核刑事判刑。若高級法官認為合適,可向上訴法院提出複議。訴訟由始至終公開進行,被告由律師代表,在高級、獨立的司法機關席前審訊。麥當納勛爵解釋,這個司法公開,尊重權利,依法進行。

回顧他當刑事檢控專員期間,當他覺得判刑有此需要時,他也會建議時任律政司行使此司法權。

在香港,若律政司司長認為判刑過輕,而為了司法利益有此需要,可對判刑提出上訴。如是者,案件將在香港上訴法院由高級、獨立的法官審理。被告將獲充分的律師代表。這個過程亦嚴格依法進行。

這項權力在英國與香港的主要區別在於,在英格蘭和威爾斯,此司法權只能針對嚴重罪行。雖然英國的「判刑過輕程序」計劃最後擴展至涵蓋另外19種與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包括支持極端主義組織、鼓勵恐怖行為或不披露有關恐怖襲擊的資料。

判刑並非精確科學

現任英國律政司Jeremy Wright最近在討論「判刑過輕」條款時指出,判刑並非「精確科學」。儘管法官通常判刑正確,但在判刑可能出現錯誤的案件中,上訴權確保判刑必要時獲得覆核和上訴。

在法官確實判刑錯誤的案件中,修改判刑通常不受歡迎,特別是當英國和香港上訴法院決定加刑,而部份公眾覺得不應加刑時。麥當納勛爵指出:「若法庭作出相反的決定,通常另一部份公眾就會感到憤怒。」

因此,法官在裁決必須漠視民意。若法庭根據公眾的感覺來判斷,就會帶來可怕的新式暴政:暴民統治。那法治根據就不復存在。

話雖如此,同樣重要的是,行使這項權利的決定純粹出於法律動機,而不會因不正當理由提出上訴。他說:「這樣本身就相當於攻擊法治。所有檢控決定必須不受政治影響。當政客試圖影響法律程序,或迫使法官遵循其意願,就破壞了法治和公眾對法治的信心。法官此時必須勇於抵抗行政機關的不當做法。」

此外,這個程序必須公開進行,使公眾對司法系統的信心不會受到損害。他說:「司法過程公開受公眾監察,對維護公眾對司法的信心至關重要。這樣可確保程序遵守規則,裁決公平。公正與公開同時並行。」

他補充說:「可幸,英國與香港均擁有願意而有能力履行此關鍵作用的高級司法機關。他們理應得到支持。」

言論自由

近幾個月來,就上訴法庭覆核各種判刑決定及賦予法院司法權的政策程序,在英國和香港出現了熱烈討論。就此,麥當納勛爵解釋,人們對法官的裁決有異議,強烈表達相反意見,這並無不妥,是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然而,他最深切關注之處,是異議變成攻擊一個合法而普遍認可的法律程序,例如檢察官的上訴權,或判決案件的法官的個人誠信。他相信,在這程情況下,受攻擊的就並非法律程序或法官,而是法律本身。

他認為這樣的危險之處在於,「進行這些口舌攻擊的人,有可能破壞他們聲稱要捍衛的價值。這是一條濕滑的路,最好避而遠之。」

今後的挑戰

談到英國和香港今後面臨的挑戰,麥當納勛爵表示:「所有忠於法治的國家面對的挑戰,是維持一個合法合權、獲公正的法院捍衛、受公眾監察的法律制度,使得公眾對法律的信心和尊重貫穿社會經濟各個環節。暴政強行施加意志,與法治社會通過人民意願實現其目標,形成對比。」

「法治取決於合法性、民主和人權。這些是相互依賴的價值觀,每個都必須小心培育。缺乏民主合法性的法律,將不能得到效忠,不尊重人權的法律,只能稱為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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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森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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