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2019年刑事罪行(修訂) (現代勞役) 條例草案》的需要

2018年,香港連續第三年被列入「人口販運報告第二級觀察名單」,可能須面對美國的貿易制裁,如被降至第三級,制裁將會自動生效。香港在亞洲區內,只與孟加拉、澳門、馬爾代夫、蒙古等地齊名。該報告所列的詳細建議,包括制定全面性的打擊販運法例;在弱勢社群中,積極識別在性及勞工販運方面的受害人;加大力度檢控販運者和招募者;以及保護受害人。非政府機構和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其所作的評論中,對該販運人口報告所下的結論給予正面回應。現在的情況越來越明顯,香港的打擊人口販運機制假如沒有作出任何真正改變和改進,其等級在2019年將不會提升,甚至可能下降。

香港特區政府為了回應批評聲音,乃成立一個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領導的「打擊販運人口及加強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督導委員會」。這是我們首次看到,政府是以高層次跨部門力量,對香港的現代勞役施加打擊。該督導委員會的成立,附有一項「行動計劃」,旨在就受害人的識別、調查、執法、檢控、受害人的保護及防止等方面進行督導。

然而,政府顯然遺漏了一件重要事項,就是在制定全面性打擊販運罪行新法例方面提出建議,儘管前刑事檢控專員和高等法院法官薛偉成在ZN case([2017] 1 HKLRD 559 at [304],上訴法庭現正就該案的向終審法院上訴許可進行聆訊)一案中作出重大批評。政府對該項遺漏所給予的唯一解釋,就是它認為「香港有超過50條打擊販運人口行為的法律條文,提供一套全面的保障」(參看:「回應美國《2018年度販運人口報告》」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6/29/P2018062801032.htm)。

然而,由於缺乏立法保障和成果,非政府機構從「行動計劃」展開的那一年開始,已就該計劃的有效性提出重大質疑。一個由27個公民社會團體成立的組織在2018年7月公佈稱,他們合共審查了1037宗個案,其中63中是與人口販運有關;而政府則宣稱,他們在相若期間合共審查了4710宗個案,其中9宗是與人口販運有關。該等團體的很多報告指出,受害人曾就其被強迫勞動或人口販運向警方作出投訴,但警方拒絕受理,理由是有關行為在香港並不構成刑事罪行。的確,《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29條現行規定的,有關販運人口至香港,或從香港販運人口至其他地方的罪行,只限於與賣淫有關,而並不涵蓋在香港境內的販運、勞役、強迫勞動、逼婚、切除器官、家庭勞工,或任何其他類別的人口販運。

事實上,香港的銀行也同樣關注這一問題。根據最近期所作的估計,全球每年透過人口販運而獲得的利潤高達1500億美元,並有超過一半受害人是在亞太區尋獲。全球金融情報機構所收取和分析,並可能涉及人口販運的可疑金融活動報告,其數量正在不斷上升,即使是「財務行動特別組織」,也為了讓金融機構能識別該等活動而推出各項工具。惟在目前,香港的打擊清洗黑錢機制並不能對該等活動作出規管,而香港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改進本地的法規以符合國際標準-由於該等金錢很明顯是流經香港的銀行(基於其處於亞太區一個重要中心),因此亦引起國際關注。

在這一急需制定具針對性法例的背景下,透過郭榮鏗議員提出的私人草案-《2019年刑事罪行(修訂)(現代勞役)條例草案》,立法會急謀堵塞政府遺留的缺口。

私人草案

郭榮鏗議員提出的私人草案是以國際最佳常規為依據,內容則大部分以《2015年英國現代勞役法》為藍本。此外,澳洲也成功建立了類似機制-《2018年現代勞役法》,且也是以該英國法例為藍本。香港若採納該法例,便將可緊貼其他普通法國家的步伐,並受惠於此等國家在該範疇有效確立的判例。

《條例草案》第二部提出了一個處理人口販運和剝削的全面性方案,包括:

1. 新訂罪行:

大幅修訂《刑事罪行條例》,並訂立以下各項新罪行:勞役、人口販運(擴大現行的禁止範圍,以涵蓋不涉及性的剝削形式,並包括切除器官)、逼婚、性旅遊,及其他相關罪行。干犯人口販運及勞役的罪犯,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若循簡易程序定罪,則可處12個月監禁及罰款港幣10萬元。

2. 勞役及販運罪行受害人的抗辯理由:

勞役及販運罪行的受害人,可提出與其勞役或販運情況有關的行為作為抗辯理由,而該抗辯理由在某些嚴重罪行情況下並不適用。

3. 販運罪行受害人的民事訴訟:

新制定的成文侵權法,讓販運罪行的受害人可向犯罪者或明知已從參與人口販運勾當中獲益的人提出申索。

4. 民事防止令:

為防止勞役及販運情況發生,法庭有權發出《防止勞役和人口販運令》,及《勞役和販運風險令》,禁止任何人作出任何該等所述行為。

5. 新海上執行權力:

執法隊伍如懷疑任何船隻涉及販運和勞役罪行,有權阻截、登上及搜查該船隻。

6. 供應鏈報告規定:

在香港經營的法人團體及合夥企業,須每年刊發勞役及人口販運聲明,以披露其是否已制定措施,確保其供應鏈或其自身業務,並無任何勞役及販運情況存在。

7. 成立獨立的打擊勞役罪行委員會:

該委員會須在防止、偵測、調查及檢控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等方面,鼓勵實行良好措施,及向受害人提供協助和支持。

《條例草案》第三部藉修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從而建立香港的世界級打擊有組織犯罪及清洗黑錢制度,並且訂明與勞役及人口販運有關的罪行,屬於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尤其是,當局將獲授權扣押及凍結從《條例草案》所設訂的各項罪行產生的非法犯罪所得,原因是該等罪行將被視為「清洗黑錢」罪的上游罪行。

《條例草案》已獲法律草擬專員莊綺珊於2019年3月20日發出證明書,立法會主席並已將其交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以便她提出意見。行政長官現將有機會察看其在哪方面反對(以及原因為何)及在哪方面支持《條例草案》。

過去15年,全球各個司法管轄區均對其法例作出了類似改革,制定廣泛而具針對性的法例。除了英國和澳洲,許多非洲國家在很久以前,已制定廣泛的打擊人口販運法例,當中包括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莫三鼻給、南非、烏干達及其他十多個國家。即使一些未能跟從的非洲國家,它們也至低限度制定了關於兒童的打擊人口販運法例;而香港所作的,幾乎比不上所有可資比較的司法管轄區,包括內地。

香港須就為何它沒有制定廣泛的打擊勞役及人口販運法例作出解釋,而這方面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香港要維持其在國際經濟中心所扮演的角色,便必須顯示它正致力於打擊國際犯罪(不論是在金融還是其他方面)。若非如此,在短期我們將面對受制裁的風險,在長期我們將會受國際社會的排斥。因此,通過《條例草案》又或是通過當中載有眾多類似條文的新法例,實是迫在眉睫。

註:該《條例草案》原來由馬亞山大律師、何珮芝律師及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合作草擬。

Jurisdictions: 

Gilt Chambers大律師

馬亞山是一位民事執業大律師,專門處理包括跨境、公共或行政法律有關元素在內的事務。他的工作經驗廣泛,涉及範圍從國際貨物銷售、跨境欺詐、稅收、僱傭到土地使用規劃等問題。亞山還是一名合資格的調解員和一名發表過有關家庭和兒童法刊物的專家,為一些慈善組織提供諮詢,並在家事法庭作為各方的代表律師。亞山是“Protection of Children (General Amendments) Bill 2019 and Crimes (Amendment) (Modern Slavery) Bill 2019”的共同撰寫者。

何珮芝律師行合夥人

何珮芝是一名專門從事公共利益法律事務的律師。她的大部分工作涉及維護香港少數群體的權利,包括在司法覆核中挑戰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她處理的案件包括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司法覆核測試案件,涉及難民、跨性別人士、強迫勞工和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性工作者和殘疾人士權利捍衛者。何女士還向本地和國際的非政府組織提供法律和策略諮詢,是“Crimes (Amendment) (Modern Slavery) Bill 2019”的共同撰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