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仲裁裁決的上訴權是否對商業社會具有吸引力?

前言

仲裁因其終局性、簡潔性、靈活性和保密性等突出優點而向來為商業社會所採納。許多當事人在發生商業糾紛時,往往選擇仲裁作為解決爭議的途徑。然而,需要權衡的問題是,伴隨優勢而生的往往是相應的劣勢。仲裁所享有的最大優勢之一是它的保密性,但同時亦導致產生一個問題,就是案件未經報導會導致缺乏問責性,從而妨礙普通法的發展。

此外,仲裁裁決的終局性意味著就仲裁裁決提出上訴的情況不多,這會導致在適用法律規則方面缺乏確定性。只有建立相關上訴制度,才能突顯仲裁的地位,而向法院提出上訴,將可使仲裁作為一項程序,獲賦予更大的權威性。

正如曾擔任英格蘭及威爾士首席大法官的Thomas勛爵在其演講中所說,因為法院發展和解釋法律的能力已經減少,早期為了使仲裁更具吸引力而引入的對上訴的限制,現在正對英國商業法的發展產生長期的不利影響。正如他所觀察到的那樣,過去20年裡,倫敦仲裁案件在呈指數增長的情況下,無可避免地意味著載入法律彙編的複雜跨境商業糾紛判例有所減少1

香港現有的仲裁法律

作為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香港的《仲裁條例》納入了《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示範法》和1996年英國《仲裁法》的條款和概念。1996年英國《仲裁法》只規定了有限的上訴理由。根據該法第69條,除非仲裁雙方有相反的協議,否則可以法律錯誤為由,對仲裁裁決提出上訴,並須獲得英國高等法院批予上訴許可。這種上訴相對並不常見,因為當事各方往往通過仲裁協議或適用的具體仲裁規則,排除了就法律問題提出上訴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根據英格蘭和威爾士司法機構於2018年4月29日發布的《2018年3月商業法院用戶小組會議報告》2,批予上訴許可的門檻非常高,數據如下:

在香港《仲裁條例》(第609章)附表2第5條中亦有可就法律問題提出上訴的相當條款。《仲裁條例》對「廣泛重要」的問題和其他問題作出了區別。如果問題具有「廣泛重要性」,尋求上訴許可的一方必須證明,仲裁庭的裁決至少會令人有重大疑問。凡涉及廣泛重要的法律問題,法院通常只有在對其正確性有嚴重懷疑時才會許上訴。如果問題不是「廣泛重要」的,那麽提出上訴的當事方必須達到較高的門檻,證明仲裁庭的裁決是「明顯的錯誤」。

幾乎所有香港仲裁裁決都是最終而具有約束力。一個預設的立場是,仲裁各方無權就法律問題提出上訴。目前,對仲裁裁決的挑戰是根據《仲裁條例》第81條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撤銷裁決的申請。原訟法庭不得援引事實或法律上的錯誤作為撤銷裁決的理由,而允許撤銷裁決的理由,均與程序公平或公共政策問題有關。

但是,如果當事人希望有更廣泛的上訴權利和更大程度的法院介入,他們必須在仲裁協議中明確列出這些權利(根據《仲裁條例》第100條,這些權利自動適用於建造合約)。相反,在英國法律下,當事人享有就法律問題提出上訴的潛在權利。《仲裁條例》附表2載有選擇行使此等權利的條文,其中第5及6條允許就法律問題對仲裁裁決提出上訴。如當事人進一步針對原訟法庭的裁決提出上訴,可向原訟法庭申請向上訴法庭或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許可 3

可惜的是,商事訴訟人在訂立合約時,一般不知道可選擇加入相關條款。由於仲裁協議沒有提供任何上訴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在試圖對有爭議的裁決提出上訴時就會陷入困境。此外,即使在仲裁協議中加入了選擇條款,當事人仍然受限於原訟法庭對上訴許可所作的狹義解釋。

現時香港法庭的取態

香港政府的政策一直是鼓勵將仲裁作為首選的爭端解決方法,而這項政策亦反映在香港法院針對仲裁裁決上訴採取的嚴格不干預態度上4。在China International Fund Limited v Dennis Lau5 一案中,高等法院上訴庭裁定,在其中一方向高等法院原訟庭申請撤銷仲裁裁決並失敗後,將上訴庭排除在決定該方能否繼續上訴的權力之外並不違憲。這項裁決的實際意義是,只有原訟庭有權決定敗訴方是否可就其所作的判決向上訴法庭上訴。

敗訴的一方之後申請取消該上訴限制,理由是該限制違憲。根據《基本法》第82條的規定,終審法院擁有終審權。上訴庭裁定由於符合相稱性驗證,因此根據《基本法》該限制沒有違憲。而且該限制的設定,是為了達到《仲裁條例》「促進在省卻非必要開支的情況下,藉仲裁而公平及迅速地解決爭議」的目的,因此法庭應僅在《仲裁條例》第3條明確列明的情況下干預有關仲裁。

上訴庭同時亦表示,由於審理撤銷仲裁裁決申請的法官,都是建築及仲裁案件審訊表中的專家,他們是判斷能否成功向上訴庭提出上訴的最適合人選。上訴庭認為這個做法與仲裁的主要目標一致。

一項影響由法庭作出裁決的重要因素,是當爭議雙方同意進行仲裁時,他們是選擇將其爭議交由一個最終及具約束力的程序來審理,而這項程序不容許根據案件的是非曲直提出上訴,遑論是當地法院冗長的干預。法庭應在准許上訴所帶來的利益,與選擇仲裁的自主權,解決爭議的效率及低成本之間作出權衡。香港法庭已明確展示他們對仲裁程序自主性的尊重及支持。

香港仲裁的問題

然而,香港法庭側重仲裁的取態確實不利於香港普通法的發展。

眾所周知,仲裁裁決屬於保密,因此不對公眾公開;而案例,就如歷史一樣,是普通法發展的基礎及範本。閉門的爭議解決令公眾無法得知或討論相關法律的適用。根據Thomas勛爵所言,一系列的法庭判決可突顯需要公眾關注及立法機關處理的議題,而未來的仲裁則能夠繼續探討這些議題。相反,在仲裁程序中,類似的裁決則不能產生此等效果。對上訴的限制降低了法庭發展或解釋法律的能力。如Thomas勛爵所批評:「仲裁降低了法庭發展及解釋法律的可能性,並削弱了普通法支持國際市場、貿易及商業的能力。」6

他進一步指出,在建造業、工程、航運、保險及商品等的商業模式轉變上缺乏案例是一大憂慮。這不但影響了法律的確定性,亦使社會大眾無法在清楚得知他們的法律權利和義務的情況下規劃其事務,而這種對法律責任的疑慮會窒礙經濟發展。

此外,隨著社會和市場的發展,商業糾紛亦演變得更為複雜,並持續出現無先例可循的爭議。由於缺乏與時並進的案例作參考,仲裁的參與者及律師更難在新興的爭議範疇找到有用的指引。缺乏透明度亦令律師難以得知最新的法律及相關的詮釋和應用,而法庭權威性的判決所帶來的肯定性亦因此而降低。公眾無法了解他們的權利及義務來為他們的事務作出安排。在現有條例下,仲裁的高門檻及《仲裁條例》下的自願參與機制,使仲裁參與者更難在法律觀點上尋求濟助。因此,仲裁參與者最終可能會轉向透過法庭訴訟來確保其在法律的確定性,而側重仲裁的取態最後反而不利於仲裁。

不同於某些指就仲裁裁決作出上訴會影響仲裁的終局性的反對意見,英國的仲裁統計數據證明法庭可以維持上訴的高門檻,令只有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仲裁裁決才會被撤銷或發還重審。這些數據所反映的極低的上訴成功率亦證明了英國仲裁員的能力。

由此可見,司法判決及適當的法庭介入在商業法上是必要的,使法律能在完備的論據和討論下發展。法庭能夠敘述及解釋權利,包括就合約條款及金融工具的範圍及詮釋作出明確的裁決,這些都是仲裁難以做到的,而此舉亦確保與普及重大議題有關的法律發展受到公眾的關注和監察。

總結

由此可見,仲裁和法院之間的關係更像是協作而不是競爭。由於存在著顧此失彼的問題,香港極端的「支持仲裁」的取態最終反會變成「不利仲裁」。這與Thomas勛爵支持重新平衡法院與仲裁之間的關係相一致。只有藉著法院的適當介入,香港的仲裁才能隨著普通法制度的發展而蓬勃起來。

重新修訂上訴的準則及為上訴許可的批予實行更靈活的驗證是現時最迫切的需要。仲裁員亦難免有犯錯的時候,而這些措拖能為法律觀點提供撥亂反正的機會,亦能夠滿足仲裁參與者對清晰法律指引的訴求,從而鼓勵普通法的發展。相關的例子包括向仲裁參與者提供上訴仲裁選擇的美國仲裁協會,及容許不服的敗訴方提出上訴的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

作為一種長期策略,香港的商事法如能發展自身獨特的普通法分支,並得到對其制度的尊重,這將可使香港成為更具吸引力的國際法律和爭端解決中心。

Jurisdictions: 

希德律師行法務總監

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副會長

劉先生在中國及英國均擁有執業資格,專門從事航運和商業的訴訟和仲裁業務。他的專業涵蓋海事和商業法的所有領域,包括租船和造船合約糾紛、貨物索償、貨物買賣糾紛、海事保險和投資爭端等。他曾處理過種類廣泛且涉及不同類型和大小的根據倫敦海事仲裁協會條款、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機構仲裁規則和UNCITRAL仲裁規則處理的仲裁案件。他在英國、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著名期刊和新聞通訊中發表了大量有關航運及仲裁的文章和案例評析。他是英國特許仲裁員協會會員、香港海事仲裁員協會會員以及倫敦海事仲裁員協會支持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