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私人性質但非機密:PJS一案及其對香港的影響

今年五月,英國最高法院就英國法律對個人私隱的保護,作出了一項具里程碑意義的裁決。英國最高法院裁定,任何人的私隱如被侵犯,有權向法庭申請禁制令,即便其所要求禁制的內容已是廣為人知,並可以輕易地透過在互聯網的搜尋來加以確認。英國最高法院的這項裁決,實質上是將有關個人私隱的法律,從將它久困的保密概念中釋放出來。

英國最高法院作出這項裁決,確是令人欣喜,而它也是大家久已期待的一項裁決。在這個互聯網時代,連同當中的大數據、公開與非公開的「老大哥式監視」、資料外洩(例如《巴拿馬文件》)等情況,使得在這世上,幾乎沒有一樣資料可以永遠被保密。現今的科技,可以對在閉路電視中出現過的所有人的面孔進行掃描,使許多人的行蹤在過了頗長的一段時間後,依然能夠被追蹤得到。在互聯網上張貼的許多令人尷尬的資料,只要運用正確的工具,便能夠輕易地被還原,而無需進行任何破解。一些在以前發生,但已久被遺忘,又或是難以輕易證實的事情,現時在科技的協助下,都可以輕易地存取及向全球散發。

香港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是:香港法院能否及應否追隨英國最高法院的做法,制訂有關侵犯個人私隱的侵權法?

英國最高法院所作出的該項裁決,是以 《歐洲人權公約》(“ECHR”)第8(1)條為依據。該條規定:

「任何人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以及其家庭和通訊私隱均必須受到尊重。」

雖然在香港的法例中,並沒有可予直接適用的相對應條文,但香港法院也可以援引若干法律條文,作出與英國法院在PJS案件中所作出的相類似的結論。

PJS案件

PJS是英國的一位知名度極高的藝人(在判決中他被稱為YMA)的丈夫,二人育有數名年幼子女。

PJS在2009年認識了AB,二人發生了同性戀情,而AB與CD之間也存在特殊關係。其後,PJS、AB及CD三人在沒有採取任何防護措施下,共同進行了性接觸。之後,這段性關係告終,但PJS與AB仍維持朋友關係,而YMA據說亦知悉PJS與AB之間的關係。

PJS及AB曾透過Facebook messenger向對方發出一些情慾短訊,而AB更將這些短訊保存下來。該等短訊清楚顯示PJS及AB之間關係的性質,以及三人確曾一起進行性接觸。

2016年1月上旬,AB及CD與英國的一份小報《太陽報》(由「新聞集團」所擁有)接觸,並決定將他們三人之間的這段往事出售予該報。其後,《太陽報》的編輯與PJS聯絡,告知他該報打算作出有關報導,PJS乃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但英國高等法院法官Cranston J拒絕接納其要求。然而,PJS獲得法庭授予臨時禁制令,以等待上訴結果。2016年1月22日,英國上訴法院同意發出有關禁制令,並裁定太陽報擬作出的該等報導,並不在公眾知情權的範圍內。《太陽報》對此提出爭辯,指PJS與YMA二人曾經公開倡導安全性行為,而有關報導只是為了暴露他們的偽善,故他們的此舉乃符合公眾利益。然而,上訴法院並不接納他們的這番申辯。

之後,AB及CD將他們的故事出售給美國的一本八卦雜誌National Enquirer,而該雜誌其後作出了一些具震撼性的報導,包括將載有PJS與AB相互之間的短訊的Facebook屏幕截圖刊出。在PJS的代表律師向法庭作出了陳述後,National Enquirer乃對其在網上刊登的報導進行了地域性封鎖,使該等內容只可以在美國境內閱讀得到。然而,很多網民將有關報導重新在互聯網上張貼,而蘇格蘭的一份報章更作出了完整報導(原因是由英格蘭法院頒發的禁制令,在蘇格蘭並沒有強制執行力)。

由於有關報導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新聞集團」乃向英國上訴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撤銷相關禁制令,理由是該項禁制令的標的事項已見諸公共領域,因此繼續執行它已沒有實際意義。基於「新聞集團」所提出的理由,英國上訴法院同意撤銷該禁制令,但頒令將有關決定暫時擱置,等待向英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的結果。

最後,英國最高法院以4-1多數裁定PJS上訴得直,並裁定《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對個人私隱的侵犯方面,有效訂立了相關的侵權規定;而即使太陽報擬報導的內容不再屬於機密,PJS仍有權申請禁制其刊登。Lord Toulson對於英國最高法院所作出的這項裁決持異議,其主要理由是:已非機密的內容,不再屬於私人性質。但另一方面,其他審理該案的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則指出:對色情內容感興趣的網民在互聯網上搜尋到的相關資訊,與該等在報章頭版刊載,並巨細無遺地加以報導的消息,二者之間存在重大的差別(因為任何不相關人士也可以隨時閱讀到該等報章報導)。此外,該等報導對PJS及YMA的年幼子女所產生的影響,也是其中需要考慮的因素。英國最高法院同意,當事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涉及公眾的知情權,故沒有必要對其作出詳細報導。因此,法官命令繼續維持該項禁制令的效力,直至有關的審訊展開。由於法院必須在侵犯個人私隱,與言論自由之間作出平衡,因此他們會有如《歐洲人權公約》第12 條所規定般,只有在原告人具有相當勝訴可能的情況下,才會同意發出禁制令(而並非如American Cyanamid Co v Ethicon Ltd [1975] AC 396一案所顯示的,須以可審理的爭論點作為正常測試)。

英國最高法院並沒有強調這項裁決的開創性,而只是提述英國高等法院在數宗案件中所作的裁決,而該等裁決是與互聯網的使用日益普及,法院為防止個人私隱被侵犯而發出的禁制令有關。儘管如此,英國的最高法院和上訴法院所作的裁決,甚或是Lord Toulson所提出的異議,均顯示這宗案件給有關法律所帶來的重大改變。在英國最高法院作出該項裁決前,私隱及保密這兩個概念,向來被認為是密不可分的。某一事宜倘若已不再屬於機密,它便因此也不再屬於私人性質。保護個人私隱的法律源於保密法;又或是,正如Lord Nichols在Douglas v Hello! Ltd (No 3) [2006] QB 125一案中所指出的,它是被「硬套」進保密法中,並因此而經常導致出現一些令人疑惑的結果。例如,在公共街道所拍攝的照片,經常被指暴露了他人的私人事宜,但在公眾場所發生的事情,卻又從來不會被視作機密。針對此等矛盾,新西蘭上訴法院在Hosking v Runting [2005] 1 NZLR 1一案中裁定,任何人皆享有非依存的個人私隱權利。然而,澳洲、英國及香港的法院,並沒有採納新西蘭法院在這項裁決中的觀點。

對香港所具的含義

PJS案件對香港具有什麼含義?

原訟法庭法官周家明在2014年審理一宗案件時(X v Y [2014] 5 HKLRD 823),指出了香港的原告人所可能面對的困難。在該案中,X(一位香港知名人士)與Y發展了一段親密關係。他/她們相互送贈禮物,並曾經在餐館裡拍下一些私人照片。X曾給Y開出了一張港幣 300,000元的支票,但Y沒有將它兌付。

不久之後,Y透過WhatsApp向X發出了若干短訊,威脅X除非他答應其所提出的要求,否則會向外披露他/她們之間的關係,以及有關的照片和支票。該爭議藉一份同意傳票而得到解決,但周家明法官指出,雖然X與Y並沒有在庭上,就有關事宜進行充分辯論,但他認為禁止Y披露其與X之間的關係,並非必然正確。

《香港人權法案》(“HKBOR”)第14條賦予人們的私隱權,與《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所賦予人們的類似。然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第7條訂明,該條例只對政府具有約束力,而香港終審法院在Leung Lai Fong v Ho Sin Ying (2009) 12 HKCFAR 581一案中亦確認,《香港人權法案》並不適用於公民之間的情況。

因此,我們並不能直接援引《香港人權法案》,將其作為提起侵犯個人私隱訴訟的依據。然而,《基本法》第30條規定,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的保護,任何人不得基於任何理由,對該等權利作出侵犯。此外,《基本法》第29條亦訂明,香港居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這種種都是香港法院應當加以保護的基本公民權利,而當香港法院參照此等《基本法》條文來擴展普通法時,可以適用英國法院在對PJS一案作出裁定時所依據的原則。

然而,此舉並不會全然為一切私隱提供保障。根據《基本法》第27條,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出版自由,皆為香港法院應當加以保障的基本權利。因此,法院在考慮是否發出禁制令時,必須有如英國最高法院在PJS一案的做法般,先權衡各項相互衝突的權利狀況。

對於該等向報章提起的誹謗案件,法院在考慮是否會發出非正審禁制令方面,訂立了很高的標準(參見Empero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v Atnext Ltd [2016] 1 HKLRD 77一案),而在涉及侵犯個人私隱的案件中,法院可以並應當適用類似的原則-尤其是當報章所擬報導的事件,已經在公共領域中廣為流傳時(有如PJS一案的情況般)。

結論

科技的發展突飛猛進,而互聯網的使用亦日益普及。由是之故,為個人私隱提供保護的法例,亦必須從它的根源-保密法-獨立出來。許多事情嚴格來說雖然並不屬於機密,但仍可以說是屬於私人性質。在大多數情況中,人們應享有其私人事宜不被報章公開的權利。香港法院應當遵循英國(及新西蘭)的方向:一是如上述的提議般,制訂保護個人私隱的法律;又或是,如新西蘭的做法般,擴展在這範疇方面的普通法。

Jurisdictions: 

大律師

馬錦德先生是香港的執業大律師(之前他是香港的一名事務律師),執業範疇主要為知識產權及其相關領域。自2016年9月開始,他成為香港大學的法律客座教授,任教該校的知識產權法學碩士課程。此外,馬錦德律師亦是: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ong Kong SAR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知識產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編兼合著者;Patent Litigation in China(《中國的專利訴訟》)一書的作者,並出版了Gunboat Justice (《砲艦正義》)一書,論述英、美在華治外法權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