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性精神健康治療及未來之路

我們在2020年2月號討論了如何管理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財產及事務,尤其是依照《精神健康條例》第II及第IV部之規定。在本文,我們將探討《精神健康條例》第III部所述的強制性入院及治療制度(即「強制性制度」),以及如何處理《精神健康條例》存在的問題,而以下改革《精神健康條例》的討論將只限於與這兩個問題有關的部分。

強制性制度

強制性制度是一種極端手段—它容許一個具精神行為能力的人在違背自身意願情況下被羈留及施予強烈的、能改變個人意志的藥物,但是此舉並非因為這個人違反了任何法律,亦非經由陪審團作出判決。實行此舉的理據通常如下:該病人患有精神病,患病程度需要在醫院接受治療,而此舉是為了該病人的健康或安全,或為了保護他人。但此等理據是否足以支持行使如此極端的權力卻極具爭議性,尤其是當沒有精神障礙的人並不會遭遇類似待遇時。

強制性制度包括短期和長期的羈留及治療。第31、32及36 條分別規定強制入院觀察(7天)、延長觀察(21天)及無限期治療。若要強制病人入院,醫生必須填寫一份表格,表明其同意羈留有關病人,然後由一名裁判法院或區域法院法官在該表格上加簽。程序上,於根據第32或36條羈留前,必須先根據第31條強制該病人入院觀察。

病人一旦入院,便會被關進上鎖的病房中,其大部分個人物品(包括手機)將會被取走及上鎖。病人幾乎沒有行動自由,並且與其他病人不同,他們一般只能在探病時間或是需要接受治療時,才能離開自己的病房。另外,病人一般會被給予醫務人員認為合適的治療。《精神健康條例》並沒有其他額外保障措施(如英國的第二意見委任醫生等)。在實踐中,一個多科整合的團隊通常會定期開會,就有關的病人治療方案進行覆核,但在每個會議相隔期間的所有治療決定,皆可能只由負責有關個案的醫務人員作出。

根據第31條、第32條及第36條之規定,病人每年可以向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申請覆核其個案一次。然而,由於覆核個案所需的時間長,此權利對於根據第31及32條作出的短期羈留及治療的病人實際上毫無意義。根據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規則,由申請到聆訊時間可達兩個月零28天或更長,比第31及32條規定病人最長羈留時間,即28天,長了許多。這意味著,大多數接受短期羈留及治療的病人,將沒有機會在覆核其羈留的適當性獲得結果前被釋放。即使在長期羈留及治療制度下,病人有機會在獲釋之前接受聆訊,仍有一些原因可妨礙病人提出申請,例如:不知悉有關權利、無精神行為能力行使該項權利,而該病人的照顧者不知悉有關權利等等。如果一年後病人仍未提出任何申請,院長有責任將病人的個案轉介給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這意味著,病人如因任何原因沒有申請覆核,他們被羈留的適當性便只有在羈留整整一年之後才能進行覆核。

病人被羈留後,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但被羈留前的保障措施又如何呢?如上所述,這方面的主要保障措施,是法官對表格的加簽。然而,根據案例,區域法院法官的角色可能相當有限。在醫院管理局訴區域法院法官一案中,時任法官夏利民裁定,除非病人受不合法對待,否則只要醫生遵守《精神健康條例》的有關條文,區域法院法官便不應質疑醫生提交的醫療意見的有效性。他進一步澄清說,該等醫學意見甚至不需要太多細節—只要有簡要的診斷及建議便已足夠。因此,區域法院法官的角色僅限於確保程序上合符第36條規定。

區域法院法官此等主要屬於行政上的職能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在第36條的情況下,只要基於兩名醫生的意見,病人便可無限期被羈留。因為沒有可靠的方法來防止濫用此權力,便可能出現濫用的問題—無論此等濫用是故意還是不經意的。此等濫用並不限於醫生,也包括通常是提供病人大部分資料的照料者。一個容許系統性濫權的機制,尤其是針對可能無法適當捍衛自己權益的弱勢病人,在現今時代不應被接受。

展望未來

在上一節,我們探討了香港強制性制度的部分關鍵問題(當然,以上討論未能包括該制度的所有問題,亦未能涵蓋第III部的有條件釋放制度)。現在我們討論改革的方向。

首先是強制性制度。香港的強制性制度是從英國一個較早期的精神健康法例繼承的,但香港並沒有隨著英國進行的改革而適時更新。例如,在強制入院的程序中,它保留了司法元素部分。在英國,在實施強制入院之前,司法機構並不會參與其中。取而代之的是,強制性入院申請通常會由一個獲認可的精神健康專業人員提出(並須獲兩項醫學意見的支持)。獲認可的精神健康專業人員可以來自社工、護理、職業治療及精神學等職業範疇,但不能是醫生。這樣一來,決定是否強制入院時便可採納不同的專業角度。在提出強制入院申請之前,獲認可的精神健康專業人員會與病人進行面談,並在作出決定的過程中考慮各項準則,包括病人過往的歷史、現狀、社會及家庭因素、家人意願及醫生意見等。如此一來,對病人有所了解的非醫學專業人士均可參與決策過程。儘管技術上而言,香港法院的介入也可為決策過程提供另一個視角,但如上所述,區域法院法官的參與目前仍像一個橡皮圖章,而會見區域法院法官的時間(如有)通常極短。區域法院法官不太可能熟悉病人的狀況,故區域法院法官發揮的病人權益保障功能遠不及獲認可的精神健康專業人員。

除了重新考慮強制入院程序外,亦需要考慮為已經被羈留的病人建立快速的覆核機制。對於許多人來說,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被強迫送進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是一種非常屈辱及創傷性的經歷,因此需要有更佳的保障措施,以確保羈留的理由及時間是必要及適當。然而,這只是強制性制度其中一些需要正視的問題。

關於《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及第IVB部,除了程序上的一些問題,及為親戚及其他獲委任為產業受託監管人的非專業人士就其法定職責提供支援及指導的需要外,另一個關鍵問題是關於《精神健康條例》內的精神行為能力驗證準則。此等準則是用來決定是否及怎樣對任何人士作出產業受託監管命令(第II部),以及應否對任何人士發出監護令(第IVB部)。我們不擬在本文詳細論述這兩部內的精神行為能力驗證準則存在什麼問題,而是集中討論缺乏一致的法定驗證準則引伸的問題。

由於香港所繼承的是較舊的英國精神健康法例,因此目前的《精神健康條例》是就不同情況的訂立不同的精神行為能力驗證準則。這當中存在什麼問題呢?當年英國法律改革委員會審視採用類似現時《精神健康條例》的精神行為能力驗證準則的精神健康法時,曾指有關無精神行為能力的部分為「不連貫、前後矛盾,屬於歷史意外」(參看該法律改革委員會《1995年無精神行為能力報告》)。該委員會並不認為該等精神行為能力驗證準則,構成一個「有效或切實可行的法律體系」,並認為草擬一項整全的驗證準則,較嘗試修訂該等驗證準則容易很多。《精神健康條例》的驗證準則可說是一樣—在不同情況下使用不同的精神行為能力驗證準則,是不一致及不連貫的。香港應有如英國制定《2005年精神行為能力法》般,為行為能力訂立全面、一致及可適用於所有情況的準則,以糾正當前的不連貫及零散做法。

該驗證準則應如何制定呢?以普通法下的精神行為能力驗證準則作基礎的英國準則,可為我們提供相關示例。根據《2005年精神行為能力法》第3條,某人若無法(i)了解相關資料,(ii)記存該等資料,(iii)在決策過程中運用或權衡該等資料,或(iv)傳達有關決定,該人並不具備精神行為能力。如上期所述,精神行為能力的評估應以特定的決策及特定的時間作考慮,而第3條的驗證準則可以做到這一點。決策越複雜,理解、記存及運用相關資料的難度便越大。因此,無論是關於個人資產或醫療的決定,相同的驗證準則將可為該人是否能夠作出有關決定提供一個一致的評估方法。

在結束本文討論之前,作者必須強調香港對改革精神健康法的任何考慮均須參照自2008年起適用於香港的一項國際人權條約—《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儘管關於《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詳細討論將超出本文範圍,但必須留意的是,該公約的若干條款對香港的精神健康法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根據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對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的詮釋,強制性的治療及監護制度應被廢除;而不具精神行為能力,不應成為剝奪某人法律地位的理由。儘管將該等詮釋付諸實行可能會遇到困難,但在考慮改革時必須牢記這一點。

改革道路漫長,人們很容易會選擇一個速戰速決的解決方案,並在出問題的地方進行零碎修訂。然而,這只是治標不治本。對《精神健康條例》的改革必須是完整的檢修,並謹記人權規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準則、以及連貫性和有效性。

Jurisdictions: 

香港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總監

張天目女士是香港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亦是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總監。在加入香港大學前,張女士於香港大學取得法學士(榮譽)及法律專業證書,並於牛津大學取得民法學士學位。她的主要研究興趣為醫學倫理與法律,特別是精神健康相關的倫理和法律問題。她亦有研究輔助生殖相關的法理問題。張女士目前在香港大學法律系新的醫學倫理與法律碩士課程中任教。

史蒂文生黃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陳連基女士畢業於香港大學,是一名擁有超過 25 年工作經驗的事務律師。陳律師同時是一位受認可的綜合及家事調解員,亦曾在法律援助署及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工作超過 11 年。她經常代表無行為能力的訴訟當事人行事,並被高等法院任命為替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管理財產的「產業受託監管人」。她還專注於私人客戶工作,包括具爭議的遺產和家庭事務。陳律師曾於 2014 年在家事法庭擔任暫委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