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調解角度探究《道歉條例草案》

在8月份的《香港律師》,戴偉誠及黎庭瑋定準方向,探索新近制定的《道歉條例草案》(「《草案》」)的影響及範疇,見解深刻,饒有趣味。《草案》的計劃及目的是「提倡和鼓勵作出道歉,以期防止爭端惡化,和促進和睦排解爭端」。尤其引人興趣的是,條例究竟是怎樣草擬以確保某人的道歉不構成該人承認法律責任或過失的。

《條例》賦予道歉一個廣泛的定義,藉行為作出及以默示方式承認過失或法律責任的亦包括在內,但訂明並不包括在送交法庭存檔的文件中作出的道歉。

道歉在訴訟的作用非常少,誹謗訴訟則屬例外情況,在誹謗訴訟中,被告人如沒有抗辯勝訴的機會,即時道歉有可能將損害賠償限定在一個範圍內。當然,法庭不可能命令一方作出道歉。

確切點說,道歉不是金錢上(甚至是感情上)的賠償,但可以作為以調解達成和解的內容一部分。有些人可能認為道歉只是減低損害賠償的一種方法,不過,如果接受道歉的一方也是這麼想,道歉就可能達不到實際的效果。

也許現在是時候按照傳統的調解理論,提醒那些在這範疇就道歉要素給客戶提供意見的人,道歉應當是:(i)誠懇的,(ii)自願的,(iii)用對方接受的言詞的,(iv)在適當時間作出的,及(v)具體的。時間方面,與談判一輪,計算一番之後才作出的道歉相比,一早無條件地作出的道歉也許更有可能令雙方達成和解。

Carl Schneider在一篇題為Mediation Quarterly的文章中強調,要向人道歉收到效果,道歉時不應諸多藉口或解釋,又或者附帶條件。

Roger Fisher是著名書作Getting to Yes的作者之一,他與Daniel Shapiro合寫Beyond Reason時,在書中加入自己有關這題目的想法。Fisher和Shapiro認為道歉時應當(i)承認有情感上的影響,(ii)表達悔意,及(iii)承諾不會重蹈覆轍。

由此可見,道歉一定要字斟句酌。有很多人要求(可能是不切實際的要求)在簡單甚至有時必定要簡潔的道歉之中,將上文所述的包括在內。人們可以認為「對不起」三個字本身有一種力量,可以使人不覺得說的人對被投訴的事滿不在乎。然而,應當記住,不甘心情願或明顯別有居心,只為了減低損害賠償而作出的道歉,有可能達不到所想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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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覺律師行

李榮覺律師擁有超過40年的執業經驗,曾處理範圍十分廣泛的爭議與爭議解決程序。他在倫敦執業了6年後,於1982年移居香港。自1985年至今,他都是在自身經營的律師事務所執業,並曾為範圍廣泛的當事人擔任代表律師。他是一名獲香港律師會評審認可的調解員,也是「有效爭議解決中心」(Centre for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CEDR)亞太區調解實務組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