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精神病是減刑因素嗎?

Lawton LJ在James Henry Sergeant(1974)60 Cr App R 74中列舉的四個經典判決原則「應報、阻嚇、預防再犯、社會歸復」是針對在犯罪後作出。就一宗罪案,法院可能須借鑒上述的某一或若干原則,但若犯罪者在犯罪時患有精神病,例如盜竊癖,新加坡Goh Lee Yin v Public Prosecutor [2006] 1 SLR 530案顯示,阻嚇的元素應予以減輕。

Goh Lee Yin案中,上訴人患有盜竊癖,它是一種衝動控制障礙,導致經常性出現盜竊的衝動,而偷回來的物品不用於個人用途或涉及金錢利益。上訴人承認兩項盜竊罪,被判處監禁兩個半月,由於她患有精神病,經上訴改為被判24個月緩刑。法庭對盜竊癖的詳細評估值得稱讚,因為監禁可能並非最適合盜竊癖患者的康復形式。事實上,監禁對個人自尊的影響可能不利於康復。在接受治療期間,家人的支持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監獄的探訪時間有限,監獄環境不利於患者獲得所需的情感支持。

在理想的情況下,無論盜竊物品的價值為何,都應判處緩刑,因為「對患有嚴重精神障礙導致犯罪者,監禁不會加強一般阻嚇力」(Goh Lee Yin第29段)。但是,「決定緩刑是否適用於每宗案件的適當刑罰時,法院仍須考慮案件的所有情況,包括罪行的性質和罪犯的性質」(Goh Lee Yin第27段),康復的前提不應「僅僅是預言或沒有根據的樂觀主義,而是基於現實和實際的考慮。」(Goh Lee Yin第51段)

然而,在香港,法院似乎不願意採取最佳方法來降低盜竊癖罪犯再犯的可能。在HKSAR v Lam Hau LingHKSAR v Lun Ching Yee 和 HKSAR v Li Ho Wai,盜竊癖只被視為減刑的因素。這種做法可說無視患有盜竊癖而缺乏犯罪意圖這一事實。只有在HKSAR v Ngai King Ying,法官指出有重複盜竊記錄的上訴人患有輕鬱症和盜竊癖後,而上訴人說服法院她願意尋求進一步治療後,才被判緩刑。

有人建議應採用Public Prosecutor v Goh Lee Yin and Another Appeal [2008] 1 SLR 824所述的方法,當中提出了處理涉及盜竊癖案件的兩步程序:

1) 法院必須確信有關的罪犯已被一名獨立精神科醫生診斷患有盜竊癖。

2) 司法評估診斷為正確後,康復必須成為量刑過程的主要焦點,因此阻嚇作用,無論是具體的還是一般的阻嚇的作用均必須明顯降低。(第137段)

全文重點

為避免監禁,說服法院:

  • 有詳細的康復計劃
  • 被告可在新環境中重建生活
  • 被告在此過程中將繼續獲得家人的支持
Jurisdictions: 

助理律師,羅本信律師行(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