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聯合國調解公約(又稱《新加坡公約》)— 為何對香港重要

聯合國大會於2018年12月20日通過了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國際和解協議執行公約》。該公約又稱《新加坡調解公約》,而在獲得至少三個國家簽署後,該公約即告生效,其簽署儀式預期在2019年8月舉行。

《新加坡公約》除了促進調解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於本文稱《經調解達致的國際和解協議》,簡稱為《調解和解協議》)的執行外,其背後的更深層意義,是為調解提供一個監管基礎,使它能與仲裁一同並肩,在主要國際爭議解決領域中發揮作用。

《公約》的訂立,時間上與涉及跨境爭議解決,以調解為主的重要活動配合。例如,對調解窗口及含調解成份的多層爭議解決機制的更廣泛使用(尤其是在能源及基礎設施產業方面),顯示調解在國際爭議解決程序中獲得更廣泛的使用。投資者-國家調解中存在相當程度的監管及機構活動,正如以下說明所顯示的:《歐加自由貿易協定》與《東協全面投資協定》中的調解條款,鼓勵以友好方式解決所產生的爭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框架下的投資爭議調解機制,亦鼓勵通過香港和內地的機構及調解員,在跨境投資爭議中運用調解。

在本地和國際調解方面,香港建立了一個良好和穩健的監管-制度框架,當中包含《調解條例》(第620章)、《香港調解守則》、CEPA調解機制、檢定調解員資歷的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以及數目不斷增長的調解計劃和服務提供者。此外,香港的網上爭議解決平台(eBRAM)的設立,使微企和中小企在跨境企業與企業糾紛方面,得以尋求商業上的司法公義。

故此,該新《公約》如獲中國批准,將可為香港提供甚麼機遇?

國際調查顯示,若建立了《調解和解協議》的國際認可加快執行機制(如《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一般,但用於調解之上),則企業用戶對於在跨境商業爭議上使用調解,信心將有所增強。《新加坡調解公約》也有考慮到這方面的需要,而該公約在許多方面,也是從《紐約仲裁公約》得到啟發。

新公約將《調解和解協議》的效用提升為一個法律文書新類別,相當於爭議解決的最終及不可推翻結果,並與外國判決及仲裁裁決一樣,可在國際法下獲承認及執行。

《新加坡公約》三項主要特徵

以下討論《新加坡公約》的三個主要範疇。

  1. 範圍:甚麼形式的經調解產生的和解協議,是在公約的涵蓋範圍內?
  2. 《調解和解協議》的執行:《公約》的執行機制如何運作?
  3. 拒絕執行《調解和解協議》的理由:受《公約》義務約束的法院可在甚麼情況下,拒絕執行經調解產生的和解協議?

《公約》範圍

《公約》涵蓋甚麼

《新加坡公約》對商業爭議調解所產生,及以書面達成的國際和解協議的直接及加快執行作出了規定(在調解領域中,稱為商業《調解和解協議》)(第1條)。熟悉《紐約仲裁公約》的讀者須注意的是,公約用來形容和解協議的用詞,是「國際」而非「外國」。要界定一項仲裁裁決為外國的,須有某些事情或某處地方涉及外國—這也是仲裁地概念十分重要的原因。《新加坡調解公約》的「無調解地」、非本地化取向,與國際調解在程序上和地理上的靈活性及液態流程一致,並預期與調解所在地的法例不再存在關係。這一取向強調當事方的自主性,以及它們能按自身所選擇的法規進行自我規管,並拒絕受推定存在的調解「地」監督。

《調解公約》與香港《調解條例》一致的地方是,其第2(3)條將調解廣泛界定為包含促進及諮詢性質的爭議解決程序,但仲裁及裁判等裁定性制度不在涵蓋範圍內。這項關於「調解」的概括性定義,承認調解實務具多樣性,包括透過網上爭議解決平台的人工智能演算法來進行調解。此外,它並不要求「調解」這一標簽(用於達致和解的爭議解決程序)必須在《公約》的調解定義範圍內。

不被《公約》涵蓋的地方

《新加坡公約》並不適用於所有《調解和解協議》。首先,它的重點是在商業層面,並不延伸至「個人、家庭、家事等消費者爭議」,而與「家庭、繼承或僱傭法」有關的事宜,皆明確被第1(2)條排除在外。即使該等和解協議具國際性質,但它們表面上仍保留一般合約性質,故仍會繼續被視作國際私法合約的一部分。

其次,第1(3)條規定,該公約並不適用於屬以下情況的《調解和解協議》:

1. 已獲法院批准或已在法院訴訟程序中訂立;

2. 在該法院的所在國可作為一項能得以強制執行的判決;或

3. 已登記在案,並可作為一項能夠強制執行的仲裁裁決。

關於這方面,《公約》是藉著不涵蓋某些情況,從而彌合適用於《調解和解協議》的執行的國際私法中存在的缺口,以避免與現行透過藉當事人之間和解而作出的仲裁裁決(例如:藉著適用於透過仲裁程序中的調解窗口而達致和解的《紐約公約》),及涵蓋《調解和解協議》的法院命令(例如:藉著適用於透過某些與法院有關的調解計劃而達致和解的《海牙選擇法院協議公約》)所實施的執行機制出現衝突。

《公約》下的強制執行

該執行機制載於《公約》第3條:也許我們可以劍和盾來分別形容這第3(1)條及第3(2)條。第3(1)條規定,當事方可就《調解和解協議》所規定的義務,直接在簽署國的法院相互向對方(即《調解和解協議》的各當事方)提起法律程序,前提是該協議符合《公約》所確立的,與其範圍(如上文所述)、形式及證據有關的各項元素,且不能成功證明存在第5條下的抗辯理由。因此,該等簽署國可制定其自身的程序規則,以落實執行《公約》的加快執行機制。

第3(2)條實質上是一個承認(就國際私法而言)機制,規定簽署國的法院必須承認當事方在調解過程中已經解決,且已反映在其所訂立的書面《調解和解協議》中的各個問題,而假如它們被第二度在法院提出,須於《調解和解協議》的某一當事方(或各當事方)提出申請後被撤銷或剔除。這一機制類似國際私法對外國法院判決及仲裁裁決的承認。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公約》的草擬者刻意避免在第3(2)條提述「承認」一詞,原因是有若干歐洲大陸國家提出反對,因其法律制度將國際私法中關於「承認」的適用範圍,只局限於外國判決及仲裁裁決方面(即是,它們認為《調解和解協議》主要是各當事方之間的私人合約,假如「承認」它們,會與其自身法律制度有所抵觸)。但無論如何,「承認」的功能已涵蓋於第3(2)條內。

當事方如根據《新加坡公約》向簽署國的法院提出執行《調解和解協議》申請,它們必須:

a) 出示一份由各當事方簽署的書面(第1(1)條)《調解和解協議》文本(第4(1)(a)條);及

b) 提供證據證明該國際和解協議,是通過調解程序達成(第4(1)(b)條)。

事實上,所須的手續是少之又少。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其內容是以任何形式 [...] 記錄在 [包括]電子通訊,而當中所載的資料是可以取得,供作日後參考之用」(第2(2)條),則該須以書面形式達成協議的規定亦可獲得符合。我們可發現,《調解和解協議》若通過網上爭議解決場所來訂立(例如,通過短訊、網上電話會議及專門的網上爭議解決平台來進行調解),也可能須根據《新加坡公約》的規定來執行。然而,參與網上爭議解決的當事方須注意,其所簽訂的《調解和解協議》必須以認可的電子簽署背書(將第4(1)(a)條及第4(2)條一併閱讀),並向具管轄權的簽署國執法機關提交證據,證明其乃調解所達致的成果。

關於第二點,要證明《調解和解協議》是藉調解所達致,當事方可出示相關調解協議、調解員在和解協議上的簽署、由調解員簽署的獨立文件,確認其曾就有關的和解協議進行調解、處理該項調解的機構或爭議解決服務提供者所作出的官方證明等(第(1)(b)(i) – (iii)條)。此外,當中也載有一項「全面覆蓋」的條文,讓相關法院可決定接受甚麼其他類別的證據作為證明,以顯示所尋求執行的《調解和解協議》是透過調解達成(第4(1)(b)(iv)條)。

拒絕執行的抗辯理由

《新加坡公約》第5條載有一個列表,詳述拒絕執行《調解和解協議》的抗辯理由。當事方如能證明存在一項或以上該等理由,法院可批准當事方拒絕執行該協議。該等拒絕理由分為四類:

1. 與私法有關的拒絕理由:它們是合約法所承認的抗辯理由,並已根據許多司法管轄區的全國性法律適用於調解方面。

2. 與調解員的不當行為有關的拒絕理由:這是兩項已引起重大關注的新拒絕理由。它們將重點放在調解員的表現方面,並可能促使適用的調解員標準、道德和操守準則、發出該等準則的機構(例如,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所扮演的角色等,須接受更嚴格的審查。隨著《公約》第5(e)及5(f)條的制訂,未來將會更明智地,在調解員的資歷檢定與道德操守方面,改進和加強有關的規範和準則(其已在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有效確立)。

3. 公共政策理由:正如仲裁員所熟知的,這項拒絕理由是從《紐約公約》直接引入,並適用於例外情況,因它可作為一個規避機制,讓簽署國的法院拒絕執行《調解和解協議》。

4. 不能藉調解而達成和解的標的事項:某些範疇也許會被視為不可交付調解,視相關司法管轄區的法例而定。

下表列述各項具體抗辯理由。

香港的機遇

《新加坡公約》讓調解獲得所須的監管合法性,使其成為國際爭議解決實務的重要一環。鑒於香港在本地和跨境調解方面的重大投資和專門知識(就基礎設施、技術、機構、監管、人才等各方面而言),該新公約能為香港提供機遇,彌合「執行」上的缺口。《新加坡公約》獲批後,香港的調解員和律師將可有效抓緊跨境商業調解的數量預期會不斷上升的優勢,尤其香港於網上爭議解決及投資調解方面的專門知識正在迅速增長。從用戶的角度看,《公約》將可為跨境營商者(從傳統大型跨國企業到獨資經營者,乃至初創企業)提供一個靈活及可負擔的風險管理機制。

Jurisdictions: 

Nadja Alexander教授是新加坡管理大學新加坡國際爭議解決學院的總監。她亦是澳洲昆士蘭大學名譽教授、美國米切爾·哈姆林法學院高級研究員及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認可的調解員。

Nadja在不同的法律、公司和發展環境中擔任顧問和衝突調解者的工作。客戶包括世界銀行集團以及歐洲、亞洲、澳大利亞和非洲的政府和公司。Nadja還參加了「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關於《新加坡公約》的審議。她的著作包括《國際及比較調解》、《全球調解趨勢》、《歐盟調解手冊》及《香港調解手冊》。

Shouyu Chong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碩士)是新加坡國際爭議解決學院的研究員。他就國際私法和跨境「代替爭議解決」機制進行了研究。他撰寫了幾篇關於《新加坡公約》的文章 (N.Alexander & S.Y.Chong,《即將簽署的有關調解的新加坡公約介紹---新加坡的觀點》(2019) ;即將出版的《荷蘭-佛蘭德調解及衝突管理期刋》;S.Y.Chong & F. Steffek, 《根據新加坡公約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的強制執行-透視國際私法問題》(2019); 即將出版的《新加坡法學院期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