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不一致的判決

上世紀70年代末至1981年,英國約克郡發生了一連串駭人聽聞的性侵和謀殺案。一共13名女子被殺,另有7名被性侵後死裡逃生。

由於手法殘暴,該名施襲者被稱為「約克郡屠夫」。雖然進行過大規模搜捕亦未能將他緝捕歸案,但天網恢恢,在一次偶然機會下,行兇者Peter Sutcliffe終於(再次)被捕。

最後一名被殺女子是Jacqueline Hill,一名20歲學生。

她母親聲稱警方疏忽,認為如果警方當時做了他們本應做的事,她的女兒就會存活。她入稟法庭控告警方:Hill v. Chief Constable of West Yorkshire [1989] AC53。案件最終在(當時的)上議院審理。上議院的判決被詮釋為,上議院裁定,就警方在調查罪案或防止罪案發生的過程中所做的任何事而言,警方享有免被起訴的一般豁免。換句話說,在情況並不特殊的情況下,他們對公眾並不負有謹慎責任,即沒有責任(不)履行他們調查罪案的職能以保護公眾免受傷害。

案件到這裏告一段落,一直到2018年2月8日(現時)英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K)在Robinson v. Chief Constable of West Yorkshire Police案作出判決之後,才出現不一致的判決。

Robinson女士,年76歲,行經一名男子身旁時,那男子瞬間被另兩名男子攔截,那男子原來是毒販,而另兩名男子則是警方的緝毒人員。

緝毒人員試圖拘捕毒販的時候,Robinson女士被人撞倒地上。她因此受傷,之後就人身傷害提出申索。

最高法院裁定,Robinson女士的案件涉及已確立的疏忽法的原則的應用。他們裁定,Hill案的判決不是支持警方在調查罪案或阻止罪案發生的過程中所(不)做的任何事上享有免被起訴的一般豁免這觀點的判例。

Hill案的影響是,在情況並不特殊的情況下,他們不負有謹慎責任,即沒有責任履行他們調查罪案的職能以保護公眾免受傷害。然而,警方不因這樣就一般不負有避免引致人身傷害的謹慎責任,這種責任會按照疏忽法的一般原則產生。

在Robinson女士的案件中,警方所作的是主動的作為,不是不作為,由此看來,在追捕疑犯時,警員是負有謹慎責任的。

但說到警方恰當地調查案件時所負有(欠缺)阻止其他人被行兇者傷害(或更差的對待)的謹慎責任,Robinson案的判決沒有影響Hill案的判決。就這方面而言,Hill案仍然是好的法律。

Robinson案的判決作出後11天,最高法院頒發其在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lis v. DSD [2018] UK SC11的判決。

這宗案件源於男子John Worboys的所作所為,他被稱為「黑的士強姦犯」,最後被裁定2003年至2011年間包括強姦罪在內的11項性侵犯罪罪名成立。

DSD是較後期的受害人之一。她指稱警方沒有有效地調查Worboys(過往的)罪行,針對警方提出法律程序。她聲稱這個「沒有」構成違反《歐洲人權公約》賦予她的權利,有關公約規定,任何人不得受到酷刑或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

答辯內容關乎國家(在這案警方是代表)有效地調查個人被舉報干犯的罪行時所負積極義務所達到的程度。原審庭和上訴庭都裁定有積極義務調查,在這案有義務被違反。DSD獲判給補償。

在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訴以失敗告終。最高法院裁定,有效禁止行為(構成違反第三條的行為)的阻嚇性法例必須是嚴格執行的法例,申索因為警方接連未有調查而足以被確立。

因此,英國法律發現自己在同一個月裡要去判定或確定,警方接連未有有效地調查一連串有證據證明由同一人所犯的罪行,但這不產生謹慎責任,因此警方不是疏忽,但卻的確違反了人權。

在香港,Hill案似乎被接納為好的法律。筆者並不知悉任何針對警方未有妥善調查而獲判勝訴的訴訟。1997年之後,法庭在多大程度上可能願意採用Robinson案的論據是將來的問題。儘管律師將來可用類似的條文,但香港法例沒有任何一條是與《歐洲人權公約》第三條直接相等的。

Jurisdictions: 

Nicholas Millar是一名事務律師及民事高等法院的出庭代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