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撤銷針對東皓 ( 香港 ) 有限公司的資產凍結令

原訟法庭最近就匯力(天津)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匯力」)&北京海欣方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海欣」)v Sunfund Investment & Management Co Ltd(「SIM」)& Sunfund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東皓(香港)有限公司)(「SHK」)案(HCMP 1700/2019)和上海聚羋投資管理中心(「聚羋」)&海欣v SIM & SHK案(HCMP 2096/2019)進行合併聆訊。此前,兩案的原告人(「眾原告人」)在中國大陸提起法律程序,向中國公司SIM追討欠債,並在香港取得兩項有助內地法律程序的禁制令。經合併聆訊後,原訟法庭撤銷該兩項禁制令。

該判決就法庭在決定禁制令應否繼續時會考慮的因素作出了備受歡迎的分析。

背景

2018年10月8日,匯力和海欣以《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第21M條為依據,Chabra案為基礎,取得一項針對SHK(即SIM的香港附屬公司)的單方面的資產凍結令(Mareva injunction),牽涉金額達到人民幣九千八百萬元。

2018年11月23日,聚羋和海欣為眾原告人的利益起見,同樣以第21M條為依據,Chabra案為基礎,取得另一項針對SHK的單方面的資產凍結令;該禁制令的實際作用是把第一項禁制令牽涉的金額增加到人民幣一億三千二百萬元。

扼要地說,眾原告人是基於以下理據取得禁制令的:

a. 在內地的法律程序中,眾原告人有充分的可爭辯理據支持己方取得勝訴判決,且判決可以在香港執行。
b. 眾原告人有充分理由認為SHK是SIM的債務人,因此以SHK名義持有的資產可作履行SIM被判敗訴的判決、償還債項之用。特別是,眾原告人以SIM的付款紀錄為依據,紀錄顯示SIM自2015年12月到2017年11月向SHK持續不斷的轉賬(constant stream of transfers),證明SIM曾無數次轉帳給SHK,而紀錄上列明轉帳項目是「長期股本投資」,總額為人民幣一億一千七百七十萬元(「轉帳項目」)。
c. 資產有耗散的風險。眾原告人指稱原先生,即SIM的實益擁有人兼股東,是一名商業道德低下的人,有「一套不良且精心策劃的計劃」(an ominous and coordinated scheme),一心想控制SHK及其附屬公司,以求處置SHK及附屬公司的資產,例如分配SHK股份給他的公司並委派這些公司加入SHK的董事會。特別是,為了證明原先生是一個商業道德低下的人,眾原告人強調他們最近發現原先生已名列內地在逃人員登記表(「聲稱的登記表」)之上,而該聲稱的登記表可從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公安局」)的官方網站下載。

在2019年7月31日及2019年8月1日,眾原告人要求法庭頒令使禁制令繼續,布高江律師行則代表SHK,反對禁制令繼續,要求法庭撤銷禁制令,如其不然,若禁制令繼續,眾原告人須就損害賠償作出更大承諾。

原則

陳美蘭法官在判決理由書第7-8段作出有用的總結,綜述在Chabra管轄權範圍內發出禁制令的原則:

7. 「雙方對於在Chabra管轄權範圍內發出禁制令的原則並無異議(XY, LLC v Jesse Zhu [2017] 5 HKC 479採用PJSC Vsekrainskyi Atsionernyl Bank v Maksimov [2013] EW HC 422 (Comm)案)。一如原訟法庭在Company A v Company D [2019] HKCFI 367案所綜述和強調(第68段),是項管轄權是特殊的管轄權,應當謹慎行使,當心不得欺壓性地運作,壓迫那些既不是實質被告人,也不曾行事使執行公義受阻的無辜的第三方。
8. 除了證明有充分理由認為那名原告人並沒有訴訟因由但針對的相關被告人……持有或行使處置被告人資產的權力,或以其他方式管有被告人的資產,而被告人是原告人聲稱對他所提出的實質申索負有法律責任的人,……或有充分理由認為以[相關被告人]名義持有的資產可供履行某項判定[被告人]敗訴的裁決,原告人亦必須證明真正有資產被耗散的風險,以及有充分理由認為發出原告人所要求的禁制令是既公平又適宜的(XY, LLC)。」

撤銷禁制令的理由

沒有適用於Chabra管轄權的恰當理據

眾原告人曾在處理單方面申請的法官席前,提出以Chabra案為基礎的理據,SHK認為這些理據明顯有錯。根據有關證據,眾原告人所依據的轉帳項目,不是由SIM借給SHK的股東貸款,而是SIM就獲分配的新股份支付給SHK的認購價。

眾原告人接納SHK的爭論點,但轉為以SHK援引的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審核報告草擬本為依據,要求原訟法庭行使其Chabra管轄權;該草擬本顯示一筆金額為二億六百三十萬港元的「流動負債」,是SHK拖欠其最終控股公司SIM的,因此SIM是SHK的債權人。這樣的依據是在最後一刻,即聆訊前幾天,才被提出和披露。

Kayden Ltd v SFC (2010) 13 HKCFAR 696一案,案中申請人根據第11號命令單方面提出申請,要求法庭容許將文件送達司法管轄區以外地方;SHK提述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在Kayden案就單方面申請採納的嚴格做法(第35-36段),認為眾原告人不應獲准提出另一個沒有在單方面程序裏提出過的理據。

陳法官接納SHK的爭論點,裁定受理眾原告人所尋求依據的新理據並不公平,也不公正。陳法官提到,根據第21M條和第11號命令所指的司法管轄權範圍廣泛,性質特殊,而進行單方面申請的聆訊時,法庭是根據原告人的陳述的表面意思行事;之後,她判定應當採用與Kayden案所採用的一樣嚴格的做法。

沒有耗散的風險

此外,SHK辯稱眾原告人沒有證明資產有任何耗散的風險。

SHK最初陳詞說,由原先生執行的那個被指稱「不良且精心策劃的計劃」是一個防禦計劃,用來打消眾原告人奪權控制SHK的意圖,保住他對SHK的控制及在SHK的利益,免被眾原告人及SHK的前董事威脅。

正如SHK解釋的一樣,這個計劃最顯著的特色是,它是在光天白日下完成的。SHK已提交所有相關的公開文件,亦透過律師向證監會作出清楚和全面的解釋。這與計劃是耗散資產以避過判決的指稱大相徑庭(當時針對SHK的申索更是一個也沒有)。

SHK其後陳詞說原先生不知道自己是被通緝的逃犯,又列舉與逃亡之說不相符的例子,證明原先生沒有逃亡之意,也不是正在逃亡。

SHK以專家意見為依據,進一步陳詞說,聲稱的登記表不可能像眾原告人所指稱一樣是來自公安局網站的紀錄的列印本,因為逃犯和被拘留人士的資料不是公開資料,而是保密資料,只有公安局才可取覽。這令聲稱的登記表的真確性和可靠性存疑。

其後眾原告人澄清,聲稱的登記表不是從公安局的官方網站取得,而是透過公安局一名身分不明的人員從公安局的入門網站取得。

眾原告人最初的陳述是,聲稱的登記表是從公安局網站取得的紀錄的列印本;由於這樣的陳述表明該文件是公開資料,陳法官認定處理單方面申請的法官已被誤導。

此外,陳法官提到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v Liu Qingping [2018] HKCFI 1840案,指出將一個人形容為「商業道德低下至不可接受的水平」或「誠信有問題」是對那人的非常嚴重的指控,法庭只會接納有力的證據。

陳法官查閱聲稱的登記表,更深入地研究當中細節之後,不認同該文件是證明原先生生性不老實或商業道德水平低下的有力證據。

重要的不披露

此外,SHK辯稱在處理單方面的申請的法官席前,眾原告人有極嚴重的「重要的不披露」(material non-disclosure),尤其在耗散風險方面。

陳方官接納SHK的陳詞。尤其是,陳法官認定眾原告人沒有完整並誠實地披露是什麼時候最先找到原先生被指逃亡的消息,以及是怎樣取得聲稱的登記表。這亦涉及另一個問題,即眾原告人有否延遲申請禁制令?陳法官亦認定眾原告人沒有披露持續存在的企業爭拗—一方是原先生,另一方是眾原告人及SHK的前董事,這場爭拗促使原先生不得不執行眾原告人所指稱的「一套不良且精心策劃的計劃」。這樣的「重要的不披露」令「有耗散風險存在」的陳述有欠公允。

裁決

鑒於上文所述,陳法官撤銷禁制令,理由是欠缺恰當理據去支持原訟法庭援引其Chabra管轄權,欠缺耗散風險的證據,以及取得聲稱的登記表有「重要的不披露」情況,陳法官認為「重要的不披露」是故意的,眾原告人亦沒有作出可予接納的辯解。

原訟法庭的判決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原訟法庭在發出單方面的禁制令時,是以原告人庭上陳詞的表面意思為行事的依據。在這種情況下,原告人有一件尤為重要的事要做,就是履行持續的責任,完整並坦白地向原訟法庭披露一切所知道並影響法庭裁決的事,包括關乎耗散風險的情況,以及據之以援引原訟法庭特殊管轄權的理據—原訟法庭是在其特殊的管轄權範圍內發出Chabra禁制令。

Jurisdictions: 
布高江律師行合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