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障香港性小眾權利而須豎立的人格尊嚴法學

要避免如Lord Wilberforce所指的,在保障性小眾權益方面的「墨守成規」情況,察悉人格尊嚴法學(此乃接納、尊重、及推崇個人自我價值的目的性基礎)是進行反歧視分析的不可或缺一環。

National Coalition for Gay and Lesbian Equality v Minister of Justice [1998] ZACC 15一案,是南非憲法法院就若干雞姦罪行是否符合憲法的一項重要判決 (下稱「雞姦判決」)。該法院是在南非當時的新憲法秩序下作出有關裁決。在該等受質疑的罪行被撤銷時,這顯示該國已擺脫實施種族隔離,以種族和性取向來將歧視加以制度化的過往歷史。

Sachs J在該項一致判決中,作出了以下令人欽佩的評論:

「107. 從最技術性的角度看,本案是關於可在甚麼地方讓誰的性器官進入誰的身體的一宗案件。從實際和象徵的意義來看,它是關於社會中一個不應被忽略的社群所具有的身份、道德公民權和自我價值的案件。從較一般及概念性的層面來看,它是關乎一個開放、民主、多元社會的性質,... 平等與尊嚴之間的連繫,以及一個開放及民主社會的憲法賦予人們的與眾不同權利」。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馬道立法官當時的官位) 在Leu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06] HKCA 360一案的判案書第29(3)段對上述說法作出了肯定。明智的Sachs J表示他所關注的,不單是對歧視情況的機械性法律分析,而是亦關注到τέλος(那是歐洲人權法院法官Serghides在Merabishvili v Georgia [GC] no.72508/13一案所提述的亞里士多德用詞,意指真正目的),即機械性操作背後的真正目的。若忽視該等真正目的(包括自我價值和人格尊嚴),社會上少數群體的權利將會遭受損害,他們會被視為如同國家法律機器所處理的物件。Sachs J在同一判決第 112段指出:「權利是為人們提供的,不是要人們去遷就權利。我們須以人為中心,而並非公式化地審視權利或違反權利的情況,並且應從實際處境而非抽象地對它們進行分析」。

同樣,香港終審法院近期在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QT [2018] HKCFA 28一案的具里程碑意義判決(「QT案判決」),也是從最技術性的角度,就誰可與誰、及以何身份進入香港作出裁定。QT案判決澄清及說明了當中須採取的法律步驟,即是先將受屈的人歸入三個歧視類別的其中一類,再運用四階段的相稱性方程式,審查每項提出的理由的有效性。然而,恕我直言,這一項使人們去遷就權利的複雜技術性操作,會使在有關的法律操作背後的真正目的被掩蓋而難以識別。正如Sachs J在雞姦判決中指出的:

「121. [法庭]本可純粹根據法律,就該伴侶是男性還是女性,來對肛交行為作出不同處理,並據此裁定該等受質疑的罪行無效。然而,法庭的做法,是將焦點放在反同性戀者的偏見,如何對同性戀群體的尊嚴造成侵害,以及反雞姦法例如何在實際和精神上,加劇了系統性不公平的情況。此外,法庭對案件的處理,並非以那些所謂理性立法者的看法為依據(他們都認同該些被納入相關法例中的,於異性戀社會中存在的偏見),而是回應申請人的要求,從生活和自我價值受該等措施影響的人的角度來作考量」。

那麼,甚麼是對性小眾的人格尊嚴造成最大傷害的系統性不公平情況呢?「看不見」是Professor Edwin Cameron(他是當時南非憲法法院的Cameron J)在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A Test Case for Human Rights 110 South African Law Journal 450 (1993)中提出的一個有力看法(在促使今天的南非憲法明確保障性小眾免受歧視的推動力量中,該文章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Professor Edwin Cameron指出,與種族或性別原因使人受迫害的情況不同,[性小眾的]主要特性,是由於 ... 它通常不能像種族及性別一樣被識別,及可從外在覺察得到」。該等「看不見」,「大大為男同性戀及女同性戀者掩飾(或全面壓制)其性取向提供了誘因」,又或是 「可讓其他人振振有詞地否認有同性戀者存在,或否定其乃社會的重要或必要組成部分」(第459段)。

Sachs J完全同意Professor Cameron的這一看法,並在雞姦判決第130段作出以下結論:「憲法雖無法消除對同性戀憎惡的偏見,但它可要求消除社會制度上存續的一種偏見,就是將[同性戀者視作]失敗的異性戀者」。Sachs J亦就看不見及輕蔑的關係作出以下的附加評論:

「127. 歷史及經驗告訴我們,傷害並非因貧窮或無力感造成,而是源自「看不見」。群體的尊嚴和自我價值受到傷害,源於對人的欲望的玷污、常理的扭曲、令人對肉體的自然愛慕感到可恥、令人對愛的表達被遏制、「你就是你」這一道德公民權被侵奪。

128. 同性戀者是社會中一個獨特但又不被覺察的群體。他們面對不尊重和侮辱、不被社會接納、招徠反感;他們沒有明顯身份,面對社會及法律的壓力,他們將自己隱藏起來;他們所展現的,是他們的性特徵給他們所帶來的各種憂慮,以及因著差異所帶來的疏離;他們被當作是傳染病患者,又或是被視作會敗壞其他人的人。但所有這些遭遇,都不會發生在面對傳統歧視(例如膚色或女性身份)的其他群體身上,儘管這些群體亦承受特定形式的壓迫」。

接下來的段落會明確表達循真正目的來作分析的方向:

「129. 平等法學理論的核心,是幫助人們脫離有如種姓制度般的壓迫,使他們不再因隸屬某個群體而被視作次等。被輕蔑和身份被視作次等,源於主流社會的制度上排斥…」。

同樣地,加拿大的Vriend v Alberta 1 SCR 493案,是關於《亞伯特個人權利保障法》將性取向排除於受保障的理由以外,是否構成違反《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第15(1)條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後者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第8條下的第二十二條極為相似)。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Cory J論及「看不見」與該省法例帶來的傷害性後果之間的關係:

「101. 該等排斥給亞伯達省居民帶來的訊息將會是:任何人如因性取向而被歧視,這是獲准及甚至可接受的。該訊息對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者的影響不容低估。事實上,這訊息告訴他們:在面對性取向歧視時,他們不會獲得任何保護。由於無法獲得法律申訴途徑,他們須時刻活於憂慮受歧視的境況中,而這些壓力是異性戀者無須面對的。

102. 而最重要的,也許是這些情況所造成的心理傷害。憂慮受歧視,自然會促使同性戀者隱藏其身份,而這必然會對其個人自信和自尊造成傷害。除此以外,該等排斥行為亦會隱含地傳達一個訊息: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者有異於常人,不值得讓他們受保護。這是一個對人作出區分的明顯例子。它將個人價值貶損,並令人加深認為男同性戀及女同性戀者是加拿大社會較不值得保護的一群。這對男同性戀及女同性戀者的尊嚴及所感受的價值造成了潛在傷害,並構成一種格外殘酷的歧視」。

除了看不見外,歧視性的法例和政策所形成的第二種系統性不公平情況,是將性小眾定型,將他們描繪為無法建立固定關係和家庭生活的一群。Ackermann J在National Coalition for Gay and Lesbian Equality v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1999] ZACC 17一案中(那是南非關於禁止給予同性伴侶永久居留權是否合憲的案件)明確指出這一點:

「49. 該等定型存在一個錯誤(不論是否明言),認為不論是女同性戀或男同性戀者,他們在性取向方面,都是對同性的人懷有情色和感性上的傾慕:

「[我們的]社會目前有兩種主流看法,可幫助解釋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者在收養子女及建立家庭方面的困難。首先,許多關於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者的說法是圍繞著他們的性特徵。不論是否出於對同性戀的厭惡、混淆、或無知,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者的性特徵不單成為同性收養的主要話題,也成為所有關於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爭議的主要話題。將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者歸類為屬於「單純的性動物」,這與社會將異性戀父母視作「生活上除了參與其他許多活動外,亦偶而進行性活動的人」比較,明顯存在極大差距。在這些指稱下,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者都被貶低為屬於單維的生物,他們的身份只是以他們的性和性特徵來界定。」

此等錯誤區分必須被摒棄」(加以強調;內部引文摘錄自Social Norms and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Examining the Role of Narratives in Same-Sex Adoption Cases,作者Timothy E Lin ,99 Columbia Law Review 739 (1999) at 741-2)

同樣地,Lady Hale NPJ在Ghaidan v Godin-Mendoza [2004] UKHL 30一案(那是關於在Rent Act 1977下,「尚存配偶」的適用範圍是否延伸至包含尚存的同性配偶)也尋求摒除此等定型 :

「132. 將某些人視作價值不如人,這會使他們感到痛苦和沮喪,也會損害他們的人格尊嚴。該《公約》 [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相當類似] 常被提及的核心思想,是對人格尊嚴和人的自由的尊重:參見Pretty v United Kingdom (2002) 35 EHRR 1, 37, §65 ….

142. 同性配偶也可像異性配偶般,擁有相互依存的配偶關係。一個人的性「取向」,決定了他希望與哪一類人有性關係。有些人(不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的)會滿足於建立臨時或短暫的關係,但大多數人想要得到的不止於此。他們渴望愛情。在愛情的氛圍下,他們要求得到溫暖,更渴望獲得相互屬於對方的感覺,這也是成為配偶的核心意義。無論是否有計劃養育下一代,許多配偶也期盼一份安定和長久,與愛侶共築愛巢一起生活。由此可見,同性戀者的取向與異性戀者其實並無分別」。

回頭再看上述問題。我們可發現,將各項附帶意見(在不同的社會和地域產生)串連起來的一根主線,是高度的司法同理心(而非同情心)— 而對象是處於弱勢,一直以來被蔑視的性小眾,他們「從過去至現在所一直遭受的歧視 … 已轉化成為對人道的否定」(Sachs J的評論,見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v Fourie [2005] ZACC 19第50段,南非憲法法院一項關於同性婚姻的判決)。

當然,以上的論述,並不抹殺QT判決在帶給香港性小眾享有的權利方面的重大發展,並為將來的案件提供良好的指引和評估。但從其他司法管轄區在保護性小眾方面所走過的道路而獲得的司法智慧來看,人格尊嚴法學(它是藉著對社會真實情況的準確深刻描繪來體現,以反映一些備受質疑的法律和政策如何形成有害的偏見,從而對性小眾的自我價值造成傷害)必然是香港這一法理分支的錨錠。香港若要發展至「一個成熟階段,能夠承認社會中每個成員的尊嚴和內在價值(是從容地接納而非勉強地接受)」(Heher J 在National Coalition for Gay and Lesbian Equality v Minister of Justice 1998 (6) BCLR 726 (w)一案的原訟判決中的評論),便更須如此實行。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參考首席法官馬道立於2015年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大律師公會理事會所作的關於國際法治的講論。他引用南非憲法法學理論並明確指出:「尊嚴、權利及自由」是法治兩大支柱的其中之一,另一根支柱是司法獨立。

最後,作為一項總結,我們不可忘記人格尊嚴法學產生的影響。通過與性小眾權利有關的外地案件,它已經取得大大超越該省範圍的重大發展。任何人,不論其性取向及年齡如何,總有一天會經歷到年齡歧視。Law v Canada[1999] 1 SCR 497是一宗涉及反向年齡歧視的案件,讓加拿大最高法院在進行歧視分析方面,得以有機會綜合若干與人格尊嚴法學的狀況有關的先前判決。因此,當Iacobucci J被直接問到「何為人格尊嚴」時,他的回答(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麥嘉琳表示贊同)也許是適當的:

「53. 何謂人格尊嚴?…它是指個人或群體感受到的自尊和自我價值。它與身體和心理健全及能力自信有關。人格尊嚴會因基於個人特徵或環境所施加的不公平對待而受傷害(而這些都與個人需要、能力或長處無關),但它可藉對不同人的需求、能力和長處具敏銳覺察的法律而得到提高(此等法律會考慮在差異之下的實際情況)。當個人或群體被邊緣化、忽視、或貶低時,其尊嚴將會受損,但可基於法律承認加拿大社會所有個人或群體的充分權利而獲得提高。平等保證所指的人格尊嚴,與個人的社會身份地位無關,而是關乎人們在面對某項法律挑戰時所合法感受的方式。在審視與受法律影響或被排除的人士有關的所有情況後,該法律有否不公平地對待他們?

54.載於《憲章》第15(1)條的平等保證,必須根據上述對其目的的理解來加以理解和運用。根據剛提述的方式來保護和促進人格尊嚴的主要關注地方,須在每項對歧視進行分析的因素中貫徹」。

Jurisdictions: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 知識律師

Peter是一位從事一般民事訴訟的律師。Peter曾是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會員,並持有奧斯汀得克薩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還積極參與有關庇護和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人士問題的「富而德」公益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