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財產及事務管理

鑒於香港人口老化,男性和女性的預期壽命均有所增加,因此,對在精神健康、長者和「行為能力」法律方面的執業律師需求與日俱增。

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經常是被欺負、虐待的對象。其中一些沒有家人陪伴,離群索居,另一些早已積累大量財富或即將從家人那裏繼承財產。

那麼,誰該管理這些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資產呢?我們該如何保護和防止老年人的財富被濫用,尤其是當這些濫用是難以察覺及舉報?

《海峽時報》2017年3月3日報導了新加坡涉及一名前導遊Yang Yin的老年人財富被濫用案件,上訴庭法官Mr. Justice Tay在口頭宣判時表示:

「在任何社會,剝削社區弱勢社群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需遭嚴厲譴責……」

在此案件,C女士是一位80多歲無子女的老年寡婦。她在2008年的北京之行中遇到了一位年輕的中國導遊Y先生。Y先生發現C女士從她已故的丈夫那裏繼承了大量遺產,於是精心策劃騙局以奪走其所有財產。

2009年,Y先生移居新加坡與C女士同住,並成為C女士投資戶口的聯名戶主。2010年,C女士簽立了一份遺囑,使Y先生成為其全部遺產的唯一受益人。

C女士的鄰居和親戚產生懷疑,便向當局報告此事。其後,C女士被確診患上認知障礙症,Y先生於是遭起訴。法庭得悉Y先生從C女士的投資戶口轉移大筆款項至Y先生自己的戶口,而且C女士已簽立一份委任Y先生的持久授權書,於是實際上Y先生已完全控制C女士的所有財產。

Y先生隨後被判挪用資產和僞造帳目罪,並被判處6年監禁。經上訴後,刑期增至9年。

此財產挪用案件並不局限於新加坡。

在2006年報告的一宗香港案例,Y女士是一名74歲的無子女寡婦,患有認知障礙症和躁鬱症。她在半山擁有兩處房產,自1995年以來一直住在一家精神病院。X先生是同一間醫院的男性義工,經常探望Y女士。

2002年11月,Y女士的一處物業被出售,部分銷售收益作為「禮物」送給X先生。一名醫務社會工作者產生懷疑,並申請「監護令」,以保障Y女士免受可疑的挪用長者財產事件損害。

2003年11月,Y女士被正式評定為無精神行為能力。並被發現,早在評估前兩個月,Y女士簽署了一份以X先生為受益人的全面授權書。

儘管X先生被警告上述全面授權書因Y女士無精神行為能力而無效,但X先生仍在2004年1月繼續使用該授權書出售Y女士的第二個物業,並保留收益。

2004年8月,社會福利署署長作為Y女士的公共「監護人」,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36章第II部申請委任一名「產業受託監管人」管理Y女士的財產及事務。

法定代表律師其後獲委任為Y女士的「產業受託監管人」,並對X先生採取必要的法律行動,以追討上述財產及損害賠償。

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根據政府統計,2036年,香港將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專家表示,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預計將增加至87歲,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將增加至90歲。

這也意味著認知障礙症病例將激增—由2009年至2039年,60歲及以上的認知障礙症患者將增加三倍多!

這些驚人的統計數字顯示,上述挪用長者金錢個案只會不斷增加及更複雜。

因此,香港需要作好準備以應付即將來臨的「認知障礙海嘯」挑戰,包括對老人用品和服務、安老院舍、專科醫生和相關醫療人員的供應所造成的衝擊。

老年人受撫養比率也將大幅上升,因此需要為家庭成員和照顧者提供更多社區支援。負責照顧「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健康、福利和財務的「監護人」和專業「產業受託監管人」的數目也會增加。

無精神行為能力的常見原因

精神行為能力一般指一個人作出決定、做出某種行為或從事某種特定活動的精神能力。其他需要注意的重要原則包括:

  1. 應假設有能力;
  2. 能力因決定而異;以及
  3. 能力因時間而異。

雖然認知障礙症是導致無精神行為能力的常見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其他導致無精神行為能力的原因,例如:

a. 先天性腦部疾病;
b. 因交通意外、工業意外或醫療疏忽而導致後天性腦損傷;或
c. 阿爾茨海默病引起的認知功能惡化。

香港現行法律框架概述

香港目前只有一條處理精神健康問題的條例—香港法例第103章《精神健康條例》,此條例修訂和綜合了《精神健康條例》所界定的有關無精神行為能力的法律,以及照顧和監管無精神行為能力的人(下稱「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法律。

《精神健康條例》頒布於1960年,也就是英國1959年《精神健康法案》頒布一年後。雖然《精神健康條例》在1997年大幅擴展,但自那時起並沒有作出重大修訂,而且仍然包含英國精神健康法例部分較陳舊的形式。

相比之下,英格蘭和威爾士有兩項立法,即1983年《精神健康法案》和2005年《精神行為能力法案》。前者處理精神紊亂但並不缺乏能力的病人,而後者則提供一個全面的法定架構,協助那些沒有能力自行作出決定的人,並授權他人在有需要時代表他們作出符合他們最佳利益的決定。

與英格蘭和威爾士類似,新加坡也有兩項精神健康立法,即2008年《精神健康(護理和治療)法案》及2008年《精神行為能力法案》。前者是以英國1959年《精神健康法案》為藍本,對精神病患者和有重大精神風險但拒絕自願治療的患者大有裨益。

2010年通過的2008年《精神行為能力法案》保護社會弱勢成員,並允許法院任命代表個人作出決定的代理人。新法案允許通過引入持久委託書進行預先規劃,該委託書可在喪失精神行為能力之前簽立。

由於香港只有一條法例處理所有與精神健康有關的事宜,所以它已涵蓋以下各項:

i. 管理「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財務事宜(《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

ii. 收容、羈留和治療精神病患者(《精神健康條例》第III部);及

iii. 「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照顧及福利(《精神健康條例》第IV B部)

以下是應用這些法律規定的例子:

  1. 如「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擁有物業,而該物業已租給拒絕繳交租金的租客,則可能需要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委任一名「產業受託監管人」,在通常範圍及權力外,向該租戶提出追討法律程序;
  2. 如有大量款項從「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銀行戶口被提取,或「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資產有可疑交易或不當交易,以致須對第三者進行調查或提出法律程序,則可能需要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委任一名「產業受託監管人」;
  3. 如某人已簽署一份買賣物業的初步協議,但在完成交易前已成為「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則可能需要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申請緊急命令,委任一名具有特定權力的「產業受託監管人」,以簽署和在所有與該物業買賣有關的文件蓋章。

以下是一些例子,說明在哪些情況下,可能需要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IV B部為「監護人」提出申請:

  1. 如家屬反對主治醫生認為是最符合「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利益的治療,可委派「監護人」保障「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利益;及
  2. 如該名「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强烈拒絕或抗拒符合其最大利益的治療,社工可申請委任「監護人」,以保障該名「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利益。

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家庭成員之間沒有爭議,則未必需要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II及IV B部申請委任「產業受託監管人」或「監護人」。

人們經常混淆「產業受託監管人」和「監護人」的概念,以及他們各自的權力、職責和申請程序。簡而言之,「產業受託監管人」是由法院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11條委任的人士,主要按法院的命令或指示代表「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處理資產及財務事宜;而「監護人」則是由監護委員會委任的人士,主要負責處理「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健康及福利事宜,包括醫療及居住等,並設有財務權力上限。

結論

鑒於人口老化,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改善教育,提高對精神健康、長者和有特殊需要人士的認識;並提供培訓,以偵測和防止「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的精神惡化,以及他人對他們在身體、情緒和經濟上的虐待。

承認一個人在喪失精神行為能力後的尊嚴也很重要。醫療照護事前計劃,例如「持續授權書」和「預設醫療指示」,提供機制落實他們對自身護理和臨終治療的意願。

2017年12月,法律改革委員會推出《持續授權書條例草案》諮詢文件,取代現行的「持久授權書」計劃。

2019年9月6日,法律改革委員會就臨終關懷立法建議的「預設醫療指示」展開公衆諮詢。為配合是次諮詢,「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將於2020年3月2-3日在香港大學主辦一個以亞洲「預設醫療指示」為題的會議。這次會議將比較研究亞洲各地司法管轄區實施「預設醫療指示」的法律和做法,並特別探討及鑽研於香港情況。

在下一期,我們會探討《精神健康條例》第III部對病人羈留和治療所引起的人權關注,以及《精神健康條例》第II部和第IV B部有關精神行為能力、最佳利益、替代/受輔助決定的概念。

 

Jurisdictions: 

史蒂文生黃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陳連基女士畢業於香港大學,是一名擁有超過 25 年工作經驗的事務律師。陳律師同時是一位受認可的綜合及家事調解員,亦曾在法律援助署及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工作超過 11 年。她經常代表無行為能力的訴訟當事人行事,並被高等法院任命為替無精神行為能力人士管理財產的「產業受託監管人」。她還專注於私人客戶工作,包括具爭議的遺產和家庭事務。陳律師曾於 2014 年在家事法庭擔任暫委法官。

香港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總監

張天目女士是香港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亦是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總監。在加入香港大學前,張女士於香港大學取得法學士(榮譽)及法律專業證書,並於牛津大學取得民法學士學位。她的主要研究興趣為醫學倫理與法律,特別是精神健康相關的倫理和法律問題。她亦有研究輔助生殖相關的法理問題。張女士目前在香港大學法律系新的醫學倫理與法律碩士課程中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