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書撰寫的亂象

「很少事務律師能撰寫達水平的狀書(無論是申索陳述書或抗辯書)。他們容易把事情和問題弄得冗長複雜,令人難以消化。」這是孫國治法官在Chan Siu Wah v Wu Kwok On HCPI 1123/1997 一案中,就1997年的情況所作的評論。

在2019年的今天,此等情況依然未見改善。正如孫國治法官所說的:

「適當、合理、有效地撰寫狀書,既是一門技巧,也是一門藝術,但我鮮見這些例子。」

有鑒於此,一些city firm將狀書交由英國的大律師草擬。他們不但工作效率高,收費也較香港的低。

但儘管狀書的草擬工作是由他們負責,但狀書上找不到他們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律師事務所自己的名字,目的是為了廻避必須委託香港大律師處理訴訟事宜的規定。這種欺瞞做法雖不可取,但卻是完全可以理解。

為何有狀書撰寫水平不濟的情況出現?原因不一而足。

撰寫狀書是法學專業證書及若干法律學士課程的研習科目。然而,大學看來只是以陳年的範本作教材,完全達不到簡明扼要的要求,更莫說作出考究甚或充分的申述。

使用這些材料作二至三星期的授課,明顯是有所不足,而後果會是一代又一代的年青大律師只倚靠一份存在缺陷的藍圖來啟步。事實上,大學應教導學生撰寫狀書的基本原則,而無需緊隨格式。這就好像年青音樂家想知道「如何才能在卡拉奇音樂廳開演奏會?」一樣,其要訣就是不停地「練習!練習!練習!」。舉例來說,我在倫敦的大律師事務所擔任初級大律師時,工作十分忙碌,每晚平均須撰寫六至七套狀書。

孫國治法官所作的上述評論(儘管所涉及的是一宗人身傷害案件),可套用在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進行的訴訟。

「高等法院…的案件在展開審訊時,須由大律師作為出庭代表。大律師本身是(或被預期是)曾接受訓練的狀書撰寫人,而該項工作是其傳統技藝的一部分…在訟辯過程中,他須根據所申述理據的強弱來提出案情…」

令人遺憾的是,這項傳統技藝在香港因備受忽視而日漸消失。更糟的是,許多見習大律師的師父正將其不足之處遺留給一代又一代的年青大律師。事務律師為何一直有「我做得到」的想法呢?箇中原因實不難尋。能力不足、耽擱、費用這一惡性循環,意味著提升狀書撰寫水平的機會變得更涉茫,亦導致更多草擬工作流往倫敦的大律師。

除了這一系統性問題外,一股不同意聘用大律師撰寫狀書的強大力量,很可能是香港的訟費評定制度。

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自Chan Siu Wah一案的判決作出後,訟費評定官開始不同意由大律師草擬狀書,並指稱這是屬於事務律師的工作;而即便是法律援助處,他們亦開始引用該案,作為草擬狀書的工作乃事務律師而非大律師工作範圍的權威依據。這一本末倒置情況,乃孫國治法官誤用「定稿」一詞所帶來的不幸結果。孫國治法官在談論大律師的責任時稱:

「他們若為狀書定稿,便必須對其負責,當中若存在任何問題,便須承擔其後果。」

一般情況下,大律師假如在狀書上簽了名,便須對其負責,而不能以它們實際上是由委託的事務律師草擬作為辯解理由。

狀書乃大律師在一場戰役中的部署,而該場戰役,須根據當中載明的條款來進行。

恕我直言,訟費評定官將孫國治法官在Chan Siu Wah中所使用的「定稿」一詞視作金科玉律,但事實上孫國治法官使用這個詞,只是出於一時大意。由初級大律師草擬狀書,由首席大律師(御用大律師及資深大律師)為該狀書定稿,是由來已久的一貫做法。這是一項基本專業規條,但該等錯誤竟持續了這麼久,確實令人費解。也許,我們不應將責任全推給訟費評定官,因他們也是在同一制度下孕育出來,並將存在於香港的錯誤延續下去。所以,即使他們將孫國治法官的說話奉為圭臬,我們亦不必對其苛責,而經驗老到的執業者都知道,那些話只是不經之談。

由於訟費評定官對「定稿」一詞的解釋過度僵化,以致混淆的情況加劇。無論現時或將來,仍會繼續有複雜或嚴重的案件,須由首席大律師負責重要的狀書草擬工作,而以首席大律師只替狀書定稿作為理由,對其費用進行訟費評定,這確是與事實相違。

香港並沒有任命與英國所任命的類似的常規聆案官。在英國皇家高等法院的「耍熊場所」中,大律師所獲得的一份樂趣,是可以敲常規聆案官的門,聽取他們給予兩分鐘的寶貴意見。在皇座法庭的聆案官,都是一些具多年實務經驗的執業者,他們將所累積的豐富經驗帶到皇座法庭來。

他們在許多方面是司法制度的老黃牛,運用從多年實務經驗所培養出來的察析力處理非正審事宜。孫國治法官的一時失言,如果是在有如Master Jacob般的法官席前,或是在Master Ritchie的睿智前被審視,便不會有現時的廣泛流傳情況出現。

撰寫狀書的技巧,在於培養出一種能力,將大量詳細資料消化,並將一切不相關的內容排除,從而將當事人的案情濃縮成為對實質內容的清晰說明。事實上,在提交爭議點的列表和論點大綱之前,當事方通常會就述明有關要求的狀書提出爭議。要培養所須的技巧可以相當耗時,因此最理想的情況,是在同質和經過適當構建,伙伴之間會相互幫助的該等大律師事務所中學習。但遺憾的是,香港的大律師專業中找不到如此環境。

正如孫國治法官在同一項判決中所正確指出的,假如將狀書交由大律師草擬,他們須為簽有其名字的狀書負責。這也是為何經驗豐富的事務律師都知道,如果他們想修訂有關狀書,須先行取得草擬該文件的大律師同意。在今天,大律師和所有其他專業人士都須為自身的疏忽負責,故上述這一點尤其重要。

大律師須預計其所申述的案情,將會對法庭產生什麼影響。如果說:許多案件在法官步入審判庭之前,已視乎所提交狀書的理據強弱而分出了勝負,這說法並不為過。現時有越來越多上訴許可申請是「根據書面」作出裁決,而無須經過口頭聆訊。因此,現時對那些能為狀書撰寫強而有力論據的人才之需求是與日俱增。

敵對的一方,通常會依據另一方所撰寫的狀書的質素優劣來衡量其強弱。一支能力較差的法律團隊,其所表現出來的,通常是愚昧無知與長篇大論,並會將一些有力論點埋藏在冗詞贅句中。

假如將撰寫狀書的工作交由大律師負責,那麼幾乎在所有情況下,事務律師都可受到庇護,而免於面對犯有疏忽的指控。

大律師一旦恢復履行撰寫狀書的職務,便須摒除以篇幅長短來衡量狀書優劣的陋習。

撰寫長篇累牘的內容,有時只是為了收取更高昂的費用。英明的法官面對如The Ring Cycle的劇本一般厚的狀書,定會對此作出嚴厲批評。幾乎任何時候,撰寫狀書的座右銘都是「少即是多」。

當「定稿」一詞的誤解獲得糾正,大律師獲得恢復其傳統職務後,事務律師須修正過往的做法,不再將其狀書糟蹋,理所當然地將它交給大律師草擬。英國事務律師的想法是:如果可以從所收取的法律服務費用中,運用其中一小部分來聘請大律師撰寫狀書,又何須自行承擔這項工作呢?

作出上述重大變更實為當務之急,因初級大律師現時處於嚴重就業不足狀況,以致訟辯的操練機會亦付闕如,這一惡性循環必須被打破。上述舉措一旦付諸實行,有關挑戰便交由大律師肩負。我們須將狀書草擬能力不足的情況扭轉過來,以免其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並將有關工作交予應肩負此責的人—大律師—來執行。同樣重要的是,大律師的撰寫狀書費用須獲得妥為支付。大律師須適時完成工作,兼適時獲得支付費用,此乃一個雙向延伸,二者必須相稱。

就某些方面而言,香港大律師的工作是彰顯司法公義。這是一個涉及多種族、多語言的專業,它就各個不同範疇提供廣泛的專門知識,而當中各成員必須具備最高的道德標準。此外,它基本上並不涉及任何政治,當壓力到來時,它以既不亢、也不卑的態度來面對。在目前這個紛擾時刻,大律師確實正在擔負著重責。他們須為法律界提供滿意的專業法律服務,而高水平的狀書撰寫技巧,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目前,太多此類工作正由事務律師承擔,惟效果未如人意;另一部分的工作,則交由倫敦的大律師代行,以致香港大律師無從發揮其效能。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將均衡的狀態盡快恢復過來。

Jurisdictions: 

π Chambers,御用大律師 

蘇朗年大律師對審判工作津津樂道,他把審判比喻為一個武俠和街頭鬥士之間的交鋒,當中他們兩者均受到有關規則,以及對法院和對手所負有的禮節慣例所限制。雖然他有時被歸納為人身傷害案件的專家,但其實他的執業範圍幾乎涵蓋了所有範疇。除了寫作、烹飪和航行外,他亦喜愛演奏爵士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