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訴令及延遲

最近的Sea Powerful II Special Maritime Enterprises v Bank of China Ltd [2016] HKEC 90(「Sea Powerful II案」)可能源於被告人就一批由澳洲運往中國的貨物被錯誤交付而提出的申索,但對於整體仲裁界卻具有更廣泛的意義*。

Sea Powerful II案中,涉案的租船合約載有一條仲裁條款(「該仲裁條款」),訂明任何爭議須在香港提交仲裁解決(根據英國法律)。提單背頁包含該仲裁條款。該仲裁條款訂明,提出申索的時效期限為一年(由貨物交付日期開始計算);該期限於2014年12月屆滿。期限屆滿之前發生了一宗與貨物交付有關的爭議,兩方當事人分別是船主和一間銀行(「該銀行」),前者為原告人,後者為被告人。該銀行是提單持有人(其時取代了貨物付運人)。

該銀行不理相關文件包含在香港仲裁的條款,於2014年9月在青島海事法庭(「青島法庭」)就其申索展開法律程序。原告人似乎在2015年5月之前,一直設法逃避青島法庭程序文件的送達,採取的是「等着瞧」策略,到了2015年6月才提出申請,質疑青島法庭的管轄權。那時候,該仲裁條款訂明的時效期限已經屆滿。原告人對青島法庭管轄權的質疑最終失敗,因為當地法律似乎並不執行提單背頁所包含的仲裁條款。

原告人一直到2015年9月(質疑管轄權失敗之後)才針對該銀行在香港申請禁訴令,尋求禁制該銀行違反仲裁協議,繼續在青島法庭進行實質法律程序。就香港法律而言,該仲裁條款是有效地納入提單之中。

香港法庭席前的主要爭論點是,原告人要否就「延遲」負上責任(如果要,法庭便應拒絕批予強制性濟助)。原告人辯稱,只要它不曾接受青島法庭的司法管轄權管轄(法庭接納原告人不曾接受),它所引起的延遲本身便不足以支持法庭拒絕批予禁制性濟助。

香港法庭裁定,不管在海外法庭進行的法律程序到達哪一個階段,單憑「延遲」便可拒絕批予強制性濟助。法庭按事實裁定,原告人嚴重延遲,因此應拒絕批給強制性濟助。法庭考慮了原告人引致的「延遲」――原告人在延遲期間明顯地逃避青島法庭程序文件的送達(大約8個月),然後再在香港申請禁訴令,耗用更多時間(大約4個月)。法庭也不忘該銀行於2014年9月在青島法庭開展法律程序的時候,原告人仍然有時間在該仲裁條款訂明的時效期限屆滿(2014年12月)之前,申請禁訴令。

Sea Powerful II案沒有動搖香港法庭支持仲裁的立場(見2015年6月業界透視 – 「禁訴令」)。然而,一方當事人如果申請禁訴令,一定要迅速行動,期限通常在海外法庭的法律程序展開時開始計算。在一般情況下,當事人如果採取「等着瞧」策略,等待質疑海外法庭管轄權的結果(消耗仲裁條款訂明的時效期限),便要冒上強制性救濟的申請被拒之險。

就此而言,申請禁訴令無異於申請其他禁制令(或衡平法濟助),訴訟方延遲的話,可能落得敗訴收場。在這種背景下,怎樣才算延遲在乎於具體事實,但通常是一方違反仲裁協議,在海外法庭展開法律程序之後相隔數個月(同時亦考慮適用的時效屆滿期)便算延遲。


* 在英國法律下有相同的一般原則 – 見Essar Shipping Ltd v Bank of China Ltd [2015] EWHC 3266 (Comm);Ecobank Transnational Incorporated v Tanoh [2015] EWCA Civ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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