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權投資者就違反《競爭條例》的法律責任

Goldman Sachs Group v Commission (T-422/14)一案,是就私募股權投資者須為投資組合公司違反競爭規則承擔的法律責任,歐盟常設法院所作出的首批判決的其中一項。該項裁決的重要之處,是香港乃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但香港競爭事務審裁處仍未有機會就金融投資者的母公司責任提供司法指引。

第一行為守則 / 單一經濟個體

《競爭條例》的第一行為守則,禁止業務實體訂立或執行其目的或效果是損害在香港的競爭的協議,或從事具有相同目的或效果的經協調做法,或作出或執行具有相同目的或效果的業務實體組織的決定。

根據競委會的指引,如果有關行為所涉及的兩個或以上的實體,均屬於同一個業務實體的一部份,則第一行為守則並不適用。競委會將評估該等實體是否構成單一經濟個體,且不會被其他法例中對公司或公司集團的定義所局限。如果母公司可對其附屬公司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力,則第一行為守則將不適用於有關協議。

有關母公司責任的法例

一些公司可能會辯稱它們屬於同一個業務實體,因而不受第一行為守則的規限,但它們須注意其他兩方面的影響,即:法律責任的歸屬及罰款的計算。

Akzo Nobel NV v Commission (C-97/08P)一案中,法庭裁定附屬公司倘並非就其自身的市場行為獨立作出決定,而只是執行母公司的指示,則該附屬公司所作出的行為可歸與其母公司。倘若母公司擁有其附屬公司百分百股權,那麼一項可被推翻的推定是:該母公司事實上可對其附屬公司的行為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力。

即使該項推定不予適用,但母公司如擁有多數權益,又或是擁有少數權益,而該等少數權益連附於某些比小股東所享有的一般權利為大的權利,則仍可裁定存在決定性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將附屬公司的違規責任歸與母公司,並不適用於純粹的金融投資者(即投資者單純為牟取利潤而持有某公司的股份,但不染指該公司的管理和控制)。

上述原則也可能適用於香港。正如 Quigley & Rab: Hong Kong Competition Law一書所指出的,競委會就單一經濟個體所作的指引,可用來確定母公司是否須為其附屬公司的違法行為負責。

根據《競爭條例》,任何人如違反競爭規則,競爭事務審裁處可命令該人支付最高達相關業務實體的營業額的10%作為罰款。該10%最高罰款額,是以該集團的營業額作為計算基礎,故假如須將母公司的營業額也計算在內,罰款程度可能會大幅增加。

高盛案

歐洲委員會於2014年以多家高壓電纜生產商組成反競爭同業聯盟為由,對它們作出超過3億歐元的罰款。

雖然高盛並沒有直接參與該同業聯盟,但它在關鍵時刻間接持有一家意大利生產商Prysmian的84.4%至91.1%股權。高盛被裁定對Prysmian施加了決定性的影響力,因此須承擔法律責任。最後,Prysmian被罰款104,613,000歐元,而高盛須承擔共同及個別責任,被罰款37,303,000歐元。

歐盟常設法院於2018年維持了歐洲委員會的裁決。該法院指出,儘管高盛並非全資擁有Prysmian,但它控制了百分百與該公司股份有關連的表決權。由於高盛亦擁有Prysmian的絕大部分股本權益,二者一起,高盛乃對Prysmian的經濟和商業策略擁有決定權。基於高盛的情況與獨資擁有人的類似,因此該項決定性的影響力推定可予適用。

此外,歐盟常設法院亦認為,歐洲委員會將高盛在Prysmian享有委任董事和召開股東大會的權力,以及高盛在Prysmian各個委員會所扮演的角色等因素考慮在內,是正確的做法。

重要的是,歐盟常設法院表明「純粹金融投資者」並不構成一項法律準則;相反,它只是舉出某種情況,可作為母公司對該決定性的影響力推定作出反駁的一個例子。

結語

香港是數以百計私募股權公司的所在地,高盛案的判決可作為給予它們的一個適時提醒,即是:私募股權投資者可被裁定須對其投資組合公司的反競爭行為負責 — 甚至是在它們退出相關投資的多年以後。

此外,該案也揭示了投資者投資於一家公司並在當中享有權利,但若未能確保其已遵守《競爭條例》的規定,當中將會存在風險。因此,在收購公司時,投資者須就該公司是否遵守了競爭規則進行盡職審查。假如未能建立持續監控機制,投資者便應考慮是否應取得在該公司中程度達至擁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的權利。

Jurisdictions: 

德輔大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