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遺囑的能力:最新狀況

Banks v Goodfellow (1870) LR 5 QB一案後,法院須經常處理的一個問題,就是對立遺囑人的立遺囑能力所提出的質疑。終審法院近期在Au Kong Tim遺產案中(FAMV No. 47 of 2018),就立遺囑的能力提供了相關指引,當中並確認了上訴庭在CACV No. 177 of 2017一案所提出的看法。

背景

死者Au Kong Tim(「死者」)長期患病,93歲離世,留下超過10億港元遺產。死者於2002年立下一份有效遺囑(「2002年遺囑」),當中將全部剩餘遺產平均分給六名孫兒。然而,死者的大兒子要求法庭採納一份據稱是死者在2008年立下的遺囑,(「2008年遺囑」),並將該2002年遺囑撤銷,讓死者的全部遺產由其兩名兒子和兩名男孫繼承,死者的四名女孫兒則一無所有;另一方面,死者的幼子要求法庭採納該2002年遺囑。

原審法官採納長子所提出的2008年遺囑,但上訴庭裁定幼子上訴得直。該長子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但被終審法院駁回。該案的爭議點是:死者是否妥為簽立該2008年遺囑;他簽立該遺囑時,是否具有立遺囑的能力;以及,簽立該遺囑時,他是否知悉和同意該遺囑的內容。

判決所衍生的原則

就是否具備立遺囑的能力而言, Banks v Goodfellow一案所述的原則仍被廣為採納。它要求查明立遺囑人是否:(a)明白立遺囑這一舉措的性質及其影響;(b)明白他正在處置的該等財產所涉的範圍;及(c)能夠明白和理解該等獲他賦予效力的聲請。

該「黃金法則」依然有效。引用終審法院的說法:「律師為年事已高或病危的立遺囑人草擬遺囑,應有一名醫生在場見證或認可,而該名醫生應將他為立遺囑人所作的檢查和診斷記錄下來,並查驗於較早時訂立的遺囑,而任何建議作出的修改,均應與立遺囑人商議。」

律師若須對立遺囑的能力進行評估,可參考英國醫學會及英國律師會刊發的《評估精神上行為能力:醫生與律師實務指引》中所載的核對表。

該核對表及「黃金法則」只可作為「律師的審慎指引」,而並非必須予以嚴格遵守的法則。查驗的範圍,須視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而定,而在Au Kong Tim一案中,律師並沒有根據該核對表進行查驗,因而備受法庭批評。

實際問題

參與遺囑草擬工作的律師應熟知 Banks v Goodfellow一案的原則及 Au Kong Tim一案的判決。《評估精神上行為能力:醫生與律師實務指引》中的核對表有助聽取當事人的指示,故值得在所有相關案件中多加使用。

正如Au Kong Tim一案所確認的,每宗案件皆有其不同之處,查驗範圍須視實際情況而定。應予額外關注的情況包括:立遺囑人年老、有病;與先前的遺囑比較,二者存在重大差異;有關情況甚有可能導致產生爭議;就遺囑的草擬向律師作出指示的,是立遺囑人以外的其他人。

律師亦須遵從上訴庭在Au Kong Tim一案所作的指引:

「法庭十分重視以這一方式在律師面前簽立遺囑,因此負責有關工作的律師須做好適當準備。律師不應將這一工作視為例行公事。在香港,製作遺囑的指示,經常由年老或健康欠佳的立遺囑人的成年子女作出,而律師要適當履行其職務,便應與立遺囑人親自會面,以取得其指示或確認有關指示。這項舉措應在指定的遺囑簽立日期以前作出,因該遺囑屆時已根據立遺囑人以外的其他人士所作的指示來製備。

「律師在該次會面所作的查驗,應包括以下各項(須就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而定):

1) 立遺囑人的年齡,

2) 其健康狀況,

3) 他是否有尚存的配偶,

4) 其子女和兒孫數目,

5) 是否有其他非直系親屬須由他扶養,

6) 他希望其遺囑有哪些受益人,

7) 他的財產,

8) 他先前曾否立下遺囑,

9) 他是否知道新遺囑會將舊遺囑撤銷,

10) 他是否明白新舊遺囑的差別。

委託獨立而富經驗的律師來草擬遺囑十分重要。原訟法庭法官Hon Chow J在其判決中,引用了Hawes v Burgess的判案書中的以下段落(儘管上訴庭認為不應誇大未曾接受醫學培訓的律師的價值):

「本席關注的,是法庭不應急於以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作理由,干預一份由獨立而富經驗的律師所草擬的遺囑。假如(如本案的情況般)一名富經驗的律師接受委託,並根據其與立遺囑人的一次或多次會面,認定立遺囑人理解自身所正在做的事情,那麼除非有最明確證據證明立遺囑人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否則不得將如此草擬和簽立的遺囑撤銷。法庭的行事,若以未曾為立遺囑人進行醫療檢查的醫學專家於事後所提供的無行為能力證據作為依據,便務須審慎(尤其是該名專家若未曾與立遺囑人親自會面,亦未曾為立遺囑人進行醫療檢查;以及,該名專家認為立遺囑人理解自己正在立遺囑,並知悉自己的財產範圍)。」

在此等情況下,若要對立遺囑人的立遺囑能力進行評估,便應尋求醫生的協助。然而,不論是否有醫生參與有關評估,律師必須信納,立遺囑人符合該核對表所載的各項要求。

現時並無規定該醫生必須是《精神健康條例》第2(2)條下的認可醫生,但適當的做法,是委聘合資格的精神科醫生對立遺囑人的精神行為能力進行適當檢查,因該醫生當時所作的紀錄將會呈堂作為證據。惟須注意的是,並非所有醫生(包括精神科醫生)皆熟知Banks v Goodfellow一案的原則。

法庭在Chiu Man Fu v Chiu Chung Kwan Ying (HCAP No. 9 of 2005)一案曾論及這一點。該案的醫生為立遺囑人進行評估時,並沒有就遺囑作出提問,「沒有查驗是否存在任何先前遺囑,或查問有關剝奪繼承權的事宜」,也沒有就有關評估撰寫到診紀錄。法庭裁定該項評估屬「重大欠妥」。

律師應當採取步驟,確保醫生具備所須技能,能根據Banks v Goodfellow一案的原則,對立遺囑的能力進行評估。此外,律師亦應提供遺囑草稿的副本,以及該等與先前遺囑存在與否有關的資料。

在進行評估期間,律師應確保該名醫生已撰寫到診紀錄,記下了所作的評估。此外,律師亦應要求對方提供一份完整的,與該評估有關的醫療報告,以防將來有人就立遺囑的能力提出質疑,而該份報告亦將因此成為關鍵證據。

值得注意的是,死者是於2009年7月7日過身,而有關爭議是在終審法院於2018年12月19日下達判決,拒絕批予上訴人上訴許可後才終結,時間相距幾近10年。案中遺產的價值約為10億港元,而香港的遺產爭訟往往曠日持久,且耗費驚人,因此盡早作出適當遺產規劃確是至關重要。

此外,草擬遺囑的律師應檢視立遺囑人的家族結構,以及各家族成員之間的關係,以便當該遺囑按照立遺囑人的指示草擬並引發爭議,可向立遺囑人提供適切意見(尤其是當立遺囑人的最近親被剝奪繼承權,以致其因該決定而受屈)。立遺囑人應透過例如補充說明或意願書,就該決定作出適當解釋。

Jurisdictions: 

高葉律師行合夥人

Alfred是香港獨立律師行高葉律師行的創始人和合夥人。他在解決爭議方面有20年的經驗,專門從事遺囑認證和信託事宜。Alfred就各種遺產和信託規劃事宜提供諮詢,包括起草遺囑和構建複雜的信託,並在遺囑認證訴訟中為客戶提供代理。他經常擔任遺產管理人,並被高 等法院任命為有爭議性遺產的管理人。2017年3月,Alfred被任命為香港區域法院暫委法官。

精神科專科醫生及律師(非執業),The Central Practice

Gabriel是一位私人執業的精神科專科醫生,也是香港大學的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他在2013年取得律師資格,但目前沒有執業。他經常在遺囑認證、人身傷害和刑事案件中擔任精神科專家證人。他亦是香港醫務委員會健康事務委員會及監護委員會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