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拒絕把絕對保密權免責辯護延伸到「中間人」

曾華山對陳佩君[2018] HKCFA 29案涉及誹謗及惡意虛假的法例,終審法院(除了別的以外)拒絕把普通法相關的絕對保密權免責辯護延伸到不是證人的人,在主要判決中,那人被描述為「甚至不是告密者,只是告密者的中間人」。.

絕對(或司法)保密權的主要免責辯護範圍是上訴核心所在。總括而言,需要裁斷的主要爭議點是,在民事法庭的訴訟程序之中,某人如果不是證人也不是潛在證人,只在訴訟程序提供相關資料給使用,香港的絕對保密權免責辯護是否延伸到該人,以致該人在庭外與訴訟一方的通信受到保護。

這宗案件產生一個艱深的法律新論點,主要判決(另三名法官贊同)和其餘判決的各個相關論據之中,有對這個論點詳考慮。大多數法官根據案情裁定,絕對保密權不適用,只有一名法官裁定適用。不過,五名法官就上訴案作出的整體裁決是一致的――基於其他理由,判被告人上訴得直。

絕對保密權的範圍延伸到多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法官、訴訟方、法律代表及證人在法律程序作出的陳述。第二種情況:為訴訟程序準備的法庭文件。第三種情況:較難界定的類別,包括在法律過程中,某些從(例如)潛在證人或「告密者」得到的證據。

顯然,被告人向訴訟一方的法律代表提供過資料,協助若干法律程序進行,她就在提供資料時,被指作出與原告人有關的失實陳述,而其中一名法律代表在庭上複述了該項失實陳述。單一次在庭上作出的發布是受到絕對保密權保護的(完全免責辯護),看來,已經有人認為「受約制的特權」抗辯已經可供被告人使用(不過,如果原告人證明她懷有惡意,則不可使用)。

初審時,法庭基於被告人提供資料(一次發布)與在庭上實際使用資料非常接近,裁定絕對保密權適用。上訴法庭沒有依循這種處理方法,不過有一名終審法院法官在某程度支持這個方法(只要提供資料的人是在「參與司法程序」的說法是恰當的)。

在這方面,終審法院大多數意見的基礎是,法官不願意延伸絕對保密權的範圍到不是潛在證人也不是告密者的人,因為這樣做會導致辯方以此為由,無理延伸絕對保密權的界限。

案件的結果雖然取決於案情(案情並不尋常),但的確叫人停一停,想想法律執業人員蒐集證據供法律程序用的方法,以及證人、潛在證人、告密者(一批人)與提供服務的中介人(另一批人)之間的分別。還有一個論點,那就是,按道理,誰人是訴訟一方「法律團隊」的成員。

Jurisdictions: 
合夥人, R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