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香港律師》的信

我最近看了莊邁豪在3月份《香港律師》的一篇撰文: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錦成:終審法院裁定「沒有行了錯誤的一着」。莊邁豪雖然有在文中概述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錦成案(FACC 5/2016),也有提到法則運作所在地英國的政治環境惡劣,言簡意賅,但卻沒有寫到法則在香港容易被濫用。

「廢除『共同犯罪』對香港有好處嗎?」(2016年5月 《香港律師》)一文,顧偉傑就擴大版法則,莊邁豪稱之為「廣泛的原則」(香港維持原則不變),提出多項反對法則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言之成理,令人信服。基於公共政策所考慮的,就是文中突顯的法則有被人用來壓迫某些群體的可能性,例如壓迫政治敏感群體,或者本土社運人士。時至今日,法則在香港一直沒有被這樣利用過,雖然如此,這始終是個令人擔憂的可能情況,因為共同犯罪計劃的法律責任,適用於很多罪行種類,不只是可怕的幫派謀殺。

即使在更廣泛的背景下,想及用來支持法則的誕生和主張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也消除不了這方面的憂慮。正如顧偉傑和莊邁豪所指出,Chan Wing Siu案的原則確有一定的好處,那就是,按照Chan Wing Siu案的原則,所有參與犯罪的同黨都要為每名同黨的刑事行為負責,因而阻嚇人糾黨參與刑事活動。顧偉傑提到,有研究顯示「同黨干犯的罪比非同黨干犯的罪多出五倍以上」。他亦指出「社會學研究文獻清楚顯示,群體中的個體的行為與他們獨處時的行為大不相同。群體中的個體承受更大風險,因為要保持與大多數人的行動一致,壓力更大,但感覺背負的個人責任較輕,因此,聯群結黨所干犯的罪行,更有可能牽涉沒有計劃但更嚴重的暴力。」即便研究屬實,但是要確保主要被告人被定罪,控方必須證明他或她的「意圖」,而要次位被告人被定罪,卻只證明他或她有「預見」就可以了;這樣的舉證要求似乎有悖常理。換個說法,似乎是極不公平,因為「預見」的心態要求較意圖的低。意圖是被告人的「犯罪意圖」,控方要履行舉證責任,證明控方不利主要被告人的案情,就必須證明被告人有「犯罪意圖」。

還有另一種令人擔憂的可能情況,就是有人沒有親身犯罪,沒有意圖犯罪,也從來沒有到過犯罪現場,卻由於參與共同犯罪計劃而被定罪。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香港不跟隨英國Jogee案的方法,做法令人遺憾。

Jurisdictions: 

大律師(香港)兼

事務律師(香港,非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