繳存款項於法院—款項誰屬? 是你還是我?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及英國上訴法院近期有處理相類問題的裁決,即:律師事務所對於其前客戶繳存於法院,作(a)訟費保證金、(b)有條件抗辯許可、(c)為損害賠償提供保證之用的款項,可否提出申索?

答案是肯定的。因此,該兩項裁決的重要性,在於它們為香港及英國判例法在這一爭論點方面的不確定性,提供了權威指引。

一家律師事務所的經營不論有多成功,總會遇上以怨報德的客戶,令其感到失望和氣憤。

試以一種普遍情況作例子:客戶A委託A律師行在一宗原訟法庭民事訴訟中作為其代表律師。令狀一旦妥為發出,被告人代表律師立即要求原告人提供訟費保證金。

由於客戶A並非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他必須繳存訟費保證金(例如500萬港元)於法院,為被告人提供訟費保證。

客戶A及A律師行原來的融洽協作關係其後轉差,發生重大不和,A律師行拒絕繼續作為客戶A的代表律師,並向客戶A發出金額不斷擴大至400萬港元的訟費單。

A律師行其後向該前客戶提起訴訟,追討該筆400萬港元欠款連同利息,並成功取得針對A客戶的因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

A律師行可否就對該筆繳存於法院的500萬港元所作出的押記令,向客戶A強制執行有關判決?

香港與英國法院審視了一系列看來相互衝突的裁決後,近期分別就這一棘手問題給予肯定的答案:

  • 香港法院於2018年10月4日就Herbert Smith Freehills (a firm) v Chris Au & Retribution Limited [2018] HKCFI 2297一案進行了為期一天的聆訊,林雲浩法官其後於2018年10月10日作出裁決。
     
  • 英國上訴法院(Patten、Henderson LJJ 及 Sir Colin Rimer)於2018年6月21日審理Russell Crumpler & Sarah Bower, Joint Liquidators of Peak Hotels & Resorts Limited in Liquidation v Candey Limited, [2018] EWCA Civ. 2256一案,並於2018年10月16日就該上訴案作出裁決。

香港的情況

在Herbert Smith Freehills一案中, 作為原告人的律師事務所在先前的一宗民事訴訟中,擔任兩名被告人(Mr. Chris Au 及 Retribution Limited)的代表律師。但被告人其後拒絕支付原告人發出的訟費單,原告人遂向其提起編號HCA3030/2015的訴訟。2016年5月30日,原告人取得針對Retribution Limited的因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並於2016年8月12日就220萬港元的總金額,取得針對Mr. Chris Au的簡易判決。

原告人律師事務所向該兩名被告人迅速提起強制執行有關判決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由於Mr. Au並非通常居於香港,他之前曾提起另一宗編號為HCA1285/2014的訴訟,而司法常務官龍劍雲於2016年4月22日命令他向法院繳存200萬港元作為訟費保證金。Mr. Au其後就該命令提出上訴,但於2017年11月25日被駁回。Mr. Au向其兄弟(他的公司名稱為Riot Company Limited)借款200萬港元,並將這筆款項繳存於法院。

根據該宗HCA3030/2015號訴訟,原告人律師事務所就向法院繳存的該筆200萬港元款項的餘額(即1,632,000港元),向法庭申請針對Mr. Au的押記令,獲何志賢聆案官批准發出暫准押記令。

Mr. Au提出上訴,辯稱他一旦將款項繳存於法院,該等款項在實益上便不再屬於他,因此何志賢聆案官發出該項押記令並不正確。Mr. Au所提出的上訴,在林雲浩法官(「法官」)席前進行聆訊,並於一項保留判決中被駁回。

有關的爭議點為:

「…法定債務人將款項繳存於法院,作為另一宗訴訟的被告人的訟費保證金,此等款項可否被施加押記令?」

法官指出與這爭議點有關的權威案例並不足,故轉而依據第一項原則,而他作出的詳細分析的主要「基礎」為:

  • 《高等法院規則》第23號命令第1(1)條賦予法院權力,可命令原告人提交訟費保證金,而通常的做法,是命令原告人繳存款項於法院。
     
  • 假如並無任何待決上訴,勝訴的一方通常有權取回其繳存於法院,以作為訟費保證金的款項;

因此:

「…原告人在繳存於法院的款項上享有若干權益,儘管它是屬於或有性質」;

  • 正如Hobhouse J(Lord Hobhouse 當時的官位)在Halvanon Insurance Co. Ltd. v Central Reinsurance Corporation [1988] 1 WLR 1122一案中裁定的,該等支付(一旦作出)將會以該方律師的名義持有,「以依從該訴訟的結果」。他指出:

「寄存於法院的款項並沒有停止作為破產者的財產,但該案的原告人有權將其視作他所提出的申索的保證金。原告人的權利因此等同於在該款項上享有衡平法押記…

因此,該等款項如已繳存於法院,列於現行訴訟的貸方,本席的判決將會是:該等款項仍屬被告人的一般財產,但須履行法庭裁定其須向原告人履行的法律責任(第 1128E頁)」;

  • 法官亦引用及認可近期的一宗英國案件In re Peak Hotels and Resorts Ltd (in liquidation) [2017] EWHC 1511 (Ch.)所作的裁決(其報導見[2017] Bus LR 1765)。案中的Peak Hotels and Resorts Ltd.(「Peak Hotels」)是一間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它在一宗國際訴訟中向被告人(之前為一家合營企業的股東兼合夥人)提出起訴。Peak Hotels委聘原告人律師事務所(Candey & Co.),並於2015年10月9日簽訂一項定額收費協議,指定該律師事務所的收費上限為380萬英鎊。在向被告人提起訴訟的過程中,Peak Hotels提出一項非正審強制令申請,Judge Pellington QC命令其提交通常的損害賠償交相保證。Peak Hotels於2014年9月19日存入1000萬英鎊現金,作為通常的損害賠償交相保證,而Henderson J(其當時的官位)於2015年2月20日進一步命令其提供331.8萬英鎊作為訟費保證金。Peak Hotels將該等款項繳存於法院。2015年10月21日,Peak Hotels簽立一項使原告人律師事務所受益的押記。根據該押記,它同意(藉浮動押記)就其位於「全球所有司法管轄區的法院中的所有款項」作出批予;
     
  • 然而,Peak Hotels在2016年2月8日被命令清盤及委任清盤人。至於Peak Hotels其後向法院繳存的款項,是否須受制於使原告人律師事務所受益的浮動押記,Peak Hotels的清盤人與原告人律師事務所對此存在爭議。
     
  • Judge Davis-White QC(他作為高等法院法官)裁定答案是肯定的,並依據Hobhouse J在Halvanon一案(同上)所作的評論。他裁定:

「94. 原告人繳存款項於法院(正如本案的情況般),為被告人的訟費提供保證或予以強化,並因此就原告人在損害賠償方面的交相保證,為被告人提供保證,法庭至低限度會將原告人視作在繳存於法院的款項方面享有權益。該等權益使原告人有權申請對該等款項的適當管理。此外,在退回所繳存款項的問題出現時(須受限於被告人在該等款項方面視作享有的抵押權益),原告人被視作乃有關款項的擁有人,並有權取得該等款項...

95. 管理權益或該等款項中的被視作享有的權益,是獲得法院的承認及(在所審視的例子中)可由原告人取得。藉著原告人被視作享有的權益,承押記人亦有權申請妥為管理該等款項,及要求法院作出退回該等款項的命令。雖然原告人也許對該等款項並不享有財產權益,因而在技術上不能對繳存於法院的款項施加財產權的押記,而只可對未來財產(亦即法庭命令退回給他,並由他最終取回的該等款項)施加押記,但妥為管理的權利及被法院視作擁有的東西,都獲得法院的承認。此外,與該等權利及權益有關的押記亦獲得法院承認...」;

  • 因此,基於同樣理由,法官認為在香港的普通法下,情況也是必然如此。

Herbert Smith Freehills一案的裁決作出時,法官及訴訟雙方皆不知Peak Hotels案的清盤人於2018年6月21日向英國上訴法院提出進一步上訴。清盤人指Hobhouse J在Halvanon案中所作的評論(至多)屬於附帶意見,而該案於任何情況下都是屬於錯判。

英國的取向

2018年10月16日,英國上訴法院一致駁回Peak Hotels案的清盤人所提出的上訴。Sir Colin Rimer將該案的爭論點歸納為:「Peak對其繳存於法院的款項是否享有所有權權益」?

在審視了大量英國(和澳洲)的相關權威案例,以及(尤其是)Hobhouse J在Halvanon案中的理據後,他裁定答案是肯定的。

在將所有理據連繫起來,並調整先前提述的英國權威案例後(法官裁定包括JKB Holdings Pty Ltd. v de la Vega [2013] NSWSC 501一案在內的澳洲權威案例無法提供幫助,並只具少許參考價值),Sir Colin Rimer作出有力的總結稱:

「86. 本席認為,該權威案例明確有利於Candey而不利於清盤人;即是說,就Peak 為兩個目的提供保證而將款項繳存於法院而言,繳存有關款項的人保留其對該等款項的擁有權,儘管(a)該等權益受制於該繳存賦予被告人的抵押權益;及(b)所繳存的款項最後會付給哪一方(或雙方),視乎法院所作的命令而定」。

任何相反裁決將會(據Sir Colin Rimer所言)導致重大不公及類似碰運氣的混亂情況出現:

「88. … 例如,為對被告人的訟費提供保證而繳存於法院的款項,其命運只會是二擇其一:如被告人勝訴並追討訟費,他將有權取得該等款項或其中的一部分;否則,該等款項將會退回給申索人。有些情況會較難處理,而即使是一些表面看來容易的案件也會出現此等情況。然而,該等款項的最終命運並非取決於有如不可預測的司法運氣。就訴訟結果而言,法庭必須及將會作出哪些付款命令,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明確的」。

從中的領略

基於以上所言,本文作者認為就本地的法學理論而言,香港特別行政區判例法的司法思維,與英國判例法的並無差別,因為它們都是沿於同一基礎—繳存於法院的款項,實益上屬於將款項繳存法院的一方,而案中的律師事務所有權透過對其前客戶(將款項繳存於法院的該方)強制執行金錢上的判決,取得有關該等款項的押記令。

正如法官在其判決中所指出的,申請人應採取一項程序上的特定步驟,那就是,在針對前客戶提出押記令申請之前,很重要的一點是:先行確定自該等繳存於法院的款項受益的一方,他們會否提出反對。在Herbert Smith Freehills一案中,原告人律師事務所徵詢了HCA1285/2014一案的被告人(Mr. Kim),而後者向法官表示,他不反對就該項繳存於法院的款項作出押記令。

正所謂:「凡事預則立」。從本地的相關判例發展來看,對於拒絕清償法律費用的前客戶,香港律師可望對其享有另一項足以發揮強大威力的潛在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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