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型律師 還是律師型 藝術家?

香港名音樂家顧嘉煇和李偉民

有一種被廣泛接受的理論認為,人們要麼是左腦型,要麼是右腦型,也就是說,他們的大腦有一邊是佔優勢的。如果你的思維大多是分析性和方法性的,你就被認為是左腦型。如果你傾向於更具創造性或藝術性,你就被認為是右腦型。然而,在李偉民律師的情況中,兩邊都佔主導地位,使他成為今天這樣的人——一個具有藝術家靈魂的律師。

寫作的右腦

李律師早在十幾歲時就喜歡寫作,當時,他在高中參加並贏得了幾次寫作比賽。在這些勝利的鼓勵下,他投考了由香港無綫電視於1978年的課餘劇本寫作班 –– 這個班只有20個名額,但超過3000名申請人。在17歲還在讀高中的時候,李律師成功地被錄取,成為班裡最年輕的學員。他回憶說:「課程很緊湊,每星期在晚上舉行五次,每次三個小時。他對這個活動得到巨大的樂趣,使他不僅完成了課程,還在高中畢業後,為香港無綫電視做了一年的兼職編劇。當時,他一心想要成為一名專業的編劇或導演。

電影影帝任達華與李偉民

然而,李律師的左腦在這時受到了點刺激,他很想追求一個學術上更健全、商業上更可行的大學學位和職業。他分享道:「我的家人告訴我,如果你在80年代初從事創意行業,你將面臨一條非常坎坷的道路,會有很多起伏。但如果你是一名律師,你就有一個安全的著陸點。」在經歷了左腦和右腦之間的內部鬥爭後,李律師最終接受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錄取。他並不急於放棄自己創造性的一面,在法律學院的四年裡,他一直繼續為香港無綫電視做兼職編劇,主要範疇是一小時的電視劇,並最終轉向了喜劇。他風趣地回憶道:「我很擅長寫電視劇,但製片人告訴我,在情感上,我還沒有成熟,不適合寫電視劇的素材。」他補充說:「我當時的年齡不適合寫充滿激情的戀愛和戲劇性的鬥爭,所以我改寫了喜劇。」

李律師的創作生涯,採取了不同的形式 -- 這是他願意不過的計劃及充分利用任何有價值的機會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在本地報紙擔任專欄作家,就各種主題貢獻500字的中文散文作品;而在20世紀90年代,李律師甚至作為香港商業電台的清談節目主持人,獲得了相當大的知名度。大約在同一時間,他被「天地圖書」邀請寫小說文學,並通過選擇,寫法律小說來引導他自己走向John Grisham的發展。他現在的創作生涯始於六年前,源於兩個線上新聞平台 –– 香港01及橙新聞的邀請,對不同形式的藝術和文化進行評論,其範圍從電影和戲劇到視覺藝術和文化的趨勢。他還在自己的Facebook上開設了名為「香港文青M Lee」的頁面,以個人身份分享他對這些事物的看法。此外,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李律師還擔任了演出組織者的角色,他曾協辦過一齣戲劇和一個音樂會,他認為這是香港更需要的。

香港的藝術環境

李律師認為,在2000年代之前,本港的藝術和文化環境充滿冷漠,這是一個被嚴重忽視的領域。在2000年代,李律師覺得情況已經有所改善,但還有不足之處。他分享道:「大眾有了更多的好奇心及意識,但他們在支持藝術與文化的發展方面做得還不够。有太多的資金只依賴政府。」他補充說:「香港非常需要重塑品牌。」他解釋說:「我們現時只是一個金融中心 -- 像蘇黎世或盧森堡一樣,並且過多地依賴物流和貿易等舊產業。」李律師設想了一個與倫敦或紐約等全球文化和金融中心相提並論的香港,並認為向無形資產或無形知識產權(例如藝術)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他分享道:「我們需要將商業能量投入到藝術和文化圈中,並從私人公司和投資者那裡獲得更多資金。這樣一來,更多的人將受到鼓勵去從事藝術事業,因為他們可以獲得體面的收入;反過來看,又會推動香港的藝術與文化界。」他的最終夢想是他所說的「香港的藝術經濟」,在這樣的環境中,藝術不僅僅是一種休閒活動,而是可以作為一種商業上可行的職業來追求。

李偉民合作出品的話劇「情話紫釵」

為了幫助實現他的願景,即讓香港成為一個更懂藝術的香港,他計劃在明年將一個音樂會和一齣音樂劇輸出到大灣區。他解釋說:「如果表演只在香港上演,可能不到五場的演出。然而,如果我把表演輸出到大灣區的11個城市,便可以進行至60場 –– 作為一項經濟上可持續的活動,這樣做更有意義。」李律師認為,如果要實現藝術和文化領域的經濟繁榮,輸出香港的藝術天賦是關鍵。他回顧了香港曾經作為「東方荷里活」的地位。當時,在香港製作的電影,在本地和境外受到熱捧。同樣,他希望其他形式的本港製作藝術,有一天也能在不同的市場上得到讚賞。

批判性的創新

對李律師本人來說,他對自己的職業和藝術參與的現況感到滿意。他分享道:「朋友告訴我,作為一名律師,我說話像藝術家,而作為一名藝術家,我說話像律師。」他解釋說:「作為一名律師,我更多的是多愁善感、人道主義和富於表現力,而作為一名藝術家,我總是有一個心理框架。藝術家可能是做事相當無組織的,而我是非常有組織的。我把零碎的東西放在不同的主題下,善於完成長期的藝術項目,因為作為一名律師,你總是在處理長期的案件。律師行業,在處事上,必須要有系統性和策略性。」

李偉民的著作

李律師鼓勵其他律師也應追求創造性的一面,儘管是在個人層面 –– 他認為這只會使他們在專業上更受歡迎。他說:「人們認為律師是核對表動物,我認為他們不只如此。作為一名律師,當我們處理案件時,有很多創造性和批判性的想法,我們應該保持這些方面的活力。」他補充說:「現在有兩種思維需求 –– 創造性思維和批判性思維。無論你從事什麼職業,你都應該同時擁有這兩種思維。」他意識到,從僅僅遵循指令的執行者,演變為提出問題和發起變革的批判性思想家,可能會引起不良反應––他笑著說:「人們發現這種類型的人非常麻煩,他們知道的太多,問的太多。」 他補充說:「但重要的是要突出,兩種思維會相互幫助。」

作為一個消費者或觀眾,他最喜歡的藝術類型或形式包括芭蕾舞、美國藝術家Edward Hopper的畫作和正在減少的粵劇藝術。他解釋說:「我欣賞芭蕾舞,因為芭蕾舞對身體有很大的挑戰和難度。我喜歡Edward Hopper的畫作,因為這些畫讓我感到悲傷––他的作品非常淒美。而我珍惜粵劇,因為粵劇正在可悲地消失。他們使用古老的莎士比亞式的中國方言,這可能有一天會完全消失。」

迄今為止,李律師的職業生涯收穫頗豐,經歷了起起伏伏,贏得了大量法律上的勝利和創意上的表彰,他有一個特別的記憶,至今仍歷歷在目。李律師回憶說:「15年前,我是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副主席。當時,著名電影導演杜琪峰和我在尖沙咀的香港文化中心外組織了第一次戶外媒體藝術展覽。我們的想法是在文化中心的外牆上做一些藝術投影,這些投影在晚上11點前關閉。第一天,我在展覽現場一直到閉館。晚上11點剛過,一名年輕的男孩向我走來,大約14、15歲,懇求我允許他進入展覽區。他說家庭很窮,晚上在麥當勞工作。他住在大埔,老遠跑到尖沙咀來看展覽,因為他對這個展覽的形式非常感興趣。」他被這個小男孩的熱情和決心所感動,例外允許他進入。直到今天,李律師想知道那個小男孩後來怎麼樣了,他是否最終追求了藝術。他喃喃道:「我非常感動和驚訝,我想知道在香港有多少男孩、女孩、成年人對非商業的東西、藝術和精神的東西有這種熱情。」如果幸運的這個男孩是我們的其中一名讀者,李律師會很高興聽到你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