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仲裁、還是調解?在香港的全球龐德會議上進行全面探索

「全球龐德會議」(GlobalPound Conference,一個促使調解制度面世的重要會議)從最初舉行至今,已有四十個年頭,但爭議解決的發展卻看似停滯不前。

儘管調解制度在香港受到廣泛的支持及認可(因其可以迅速、便宜及保密方式解決爭議),但其使用率依然偏低。

它並沒有像仲裁般,能夠在亞洲得到蓬勃發展(儘管市場在早期作出如此預測),而就訴訟而言,它經常被視作一個「剔選方格」的行為。由香港法院及仲裁庭審理的申索案件數目創歷史的新高,所涉及的爭議,亦變得越來越複雜,處理的費用高昂和耗時。

就持份者的層面而言,一些研究*顯示,最終使用者(指處身於爭議最前端的企業內部法律顧問和管理層)所欲得到的,與顧問及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以及他們認為其當事人所需要的,經常存在重大差異。

將於2月23日在香港舉行的「全球龐德會議」,是一個獲得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及領先跨國企業支持,並極具抱負的全球系列會議。

於2016及2017年間,在31個國家舉行的40次「全球龐德會議」,其所討論的內容,關乎爭議者應如何選擇及使用適當的,並最能符合其需要的爭議解決程序。這包括對成本、時間、可能結果、可強制執行等方面的相稱性,及對聲譽、關係及文化等問題所產生之影響作出評估。

「全球龐德會議」通過聽取來自五個群體(包括使用者、顧問、審裁服務提供者、非審裁服務提供者及影響者),超過5,000名持份者的意見,探討可如何改進21世紀的商業爭議解決方法。所有的爭議解決程序,均涵蓋訴訟、仲裁、另類爭議解決程序(“ADR”)(尤其是調解)等程序所涉及的範圍。

形式

該會議的結構包括四個互動環節,而當中的核心「全球龐德會議」問題,將會通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以匿名方法進行投票,而參與者將就一系列對解決爭議構成影響的重要議題,發表其個人意見。會上將會對所得出的結果進行即時的評估及討論,並按照持份者的類別來比較其優先次序。

此舉將有助向所有持份者收集一套獨有的全球標準化爭議解決數據,而相關結果將會整理成為一份報告書和白皮書,並於2017年向全球發布。

「全球龐德會議」到目前為止顯示了一些什麼?

到目前為止,「全球龐德會議」已經在新加坡、拉各斯、墨西哥城、紐約、日內瓦,多倫多、馬德里等地舉行;到了 2017年,還將會有34次會議在各地舉行。

有關的數據及結果,已就商業爭議解決之需要及觀點的當地供求差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訊息。每次會議結束後,我們都會提出當地的一些明顯改革機遇。未來在香港舉行的會議,預期情況也會一如既往。

根據迄今為止的數據分析,也許並不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爭議的當事方在選擇爭議解決程序時,會將效率放在優先考慮之列。然而,從顧問的角度出發,他們會認為當事人最優先考慮的是獲得意見提供。

律師在向客戶提供意見時,最後會選擇使用什麼程序,主要取決於所期望達致的結果,或是對有關程序的熟悉程度;相對而言,成本問題並不重要。然而,當事方則稱,他們所期望得到的是律師的協作。

律師一般認為,最後會達至什麼成果,應當以符合法治為前提。當事方及非審裁提供者(例如調解員)認為一切是關乎協作。當事方認為,預防是最有效的商業爭議解決程序。

該等被標記為需要立即作出改進的關鍵領域,涉及對科技的運用,而在這方面令人立即想到的,是訴訟/仲裁爭議管理工具,以及線上解決爭議機制(“ODR”)。

另一個被確認的關鍵改革領域是裁決的強制執行,而在這方面,優先考慮實行的,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工作組」所提出的建議,即是,透過調解而達致的和解,其強制執行應當參照《紐約公約》。

最後,可強制執行的裁決,以及更加強調以協作方式,而非以對抗性的程序來解決爭議,正逐漸成為未來解決商業爭議的最重要因素。

在新加坡舉行的會議

「全球龐德會議」的開幕式暨新加坡站(其可作為香港站的一個氣壓計),已於2016年3月在新加坡舉行,並有來自25個國家的400多名人士出席。有趣的是,儘管該會議涉及許多國家,但根據我們的觀察,當地與外國參與者的結果之間的差異並不大。正如其後舉行的「全球龐德會議」一樣,各持份者群體之間存在明顯差距;尤其是,供應方(顧問/提供者)與需求方(使用者)之間有著不一致的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使用者(當事人)與顧問(律師)之間存在的差距最大,而顧問與審裁員(法官、仲裁員及調解員)之間的意見分歧則較小。

就使用者的經驗及需要而言,新加坡的數據顯示,經驗較少的當事方對其成功機會、所涉及的程序和時間等,會有不符現實和不靈活的想法。因此,他們需要其他持份者(特別是顧問)提供更多協助。經驗豐富的使用者則較為希望有關程序能為他們提供特定的經濟及非經濟利益。

其他數項主旨:

  • 法院及仲裁機構在爭議管理及解決的發展方面,繼續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最終使用者希望他們能促進高效的案件管理,並盡可能促進使用另類爭議解決程序。當事方傾向接納混合式的爭議解決程序(調解與仲裁或訴訟的合併使用)。這是一種逐漸被接納的爭議解決方式,但相對而言仍是「較新」。新加坡的仲裁-調解-仲裁程序,是混合程序發展的一個明顯例子(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該等透過調解而達成的和解,以及裁決的可強制執行性-就如仲裁程序所作的同意裁決一般)。
  • 科技的運用被認為是另一項重要因素,特別是在爭議管理程序的交付方面。該會議顯示了線上解決爭議機制的日益普及,而它亦正在越來越多地,運用於複雜和涉及多方的爭議中。
  • 最後,律師在教導其當事人(以及他們自己)如何最有效運用該等不常被運用的程序(例如調解)方面,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企業內部法律顧問經常會將另類爭議解決程序視作一項戰略措施,但他們的看法有時會與外聘律師不一致,因為外聘律師會較為重視為時較長的爭議所能夠帶給他們的利益。

在香港舉行的會議–可能討論什麼內容?

在領先企業、機構及律政司的支持下,為期一天的「全球龐德會議」,將於2017年2月23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是日的內容包括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的主題演講,以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致閉幕詞。此外,法律政策專員黃惠沖資深大律師也將會出席,並就需要作出什麼改革以促進香港的爭議解決程序進行專題討論。

來自領先企業的總法律顧問、區域主管及高級行政人員,連同資深的國際法官、仲裁員、調解員、律師、出資者、科技專家、專業顧問及學者等一起出席,擔任專題研討會的講者並分享他們的看法。

就訴訟而言,訴訟律師強烈地認為,法院待審的案件過多,而案件管理也必須加以進一步改善,以符合2009年所實施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期望。尤其是,案件開審的速度應當加快;這意謂,法院應當更早排期審理案件。目前,在整個的案件週期中,審理案件的日期往往排得很遲,這意味著,有些案件需要等待很久才開審,而在這期間可以做的實質性工作並不多。

同樣地,我們顯然需要更多法官來幫助處理積壓的案件,從而訴訟程序加快。解決這問題的方法之一,是以短期任命方式,邀請已退休的法官回來協助審理案件,並鼓勵大律師及律師以短期性質出任法官。然而,此等舉措只是權宜之計,並不能完全解決審理案件的法官不足的問題。

香港的仲裁制度將於2017年實施改革,允許由第三方資助仲裁,而此舉將可以讓香港的仲裁服務邁向一個更廣闊的市場,因此是值得推許的。然而,這項舉措亦並非必然能夠解決原意是簡單、低廉、不公開、用以取代訴訟的一種爭議解決程序,現在卻被認為是更繁複和費用更高昂的情況。即使是裁決的強制執行(因著《紐約公約》,它常被形容是仲裁程序的明顯好處),也正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普遍而言,香港的強制執行程序冗長、費用高昂及公開,因此需要有一個更好的機制來解決有關問題。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香港已經開始實施調解,並首先在與公共建築工程有關的合約方面進行試驗,稍後再對其加以標準化。截至2009年,香港共有21位調解服務提供者。「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為在香港提起訴訟的案件引入調解機制,調解亦因此在香港開始受到關注。香港目前共有超過2,000名資格獲認可的調解員, 但調解機制在香港仍然未被充分利用,問題究竟出於何處?需要實行一些什麼補救措施?香港需要讓更多人認識其各項優質調解服務(事實上香港有許多此等服務),並同時加強使用者和顧問對調解效用的認識,以及如何使它達至最佳的效用。香港的調解服務並未得到充分利用,這並非因為缺乏政府或機構的支持。我們將會見到政府和各個機構將於2017年採取更多措施,以推動調解服務的發展。

為何要出席?

這個會議的互動性極高,它所採用的方式,可以作為未來大型會議的藍本。這會議將會使用供投票用的應用程式,讓各出席代表能夠坦誠地及以匿名方式表達他們的意見,和聆聽及觀看專家們的實時討論結果。

各出席代表將可以直接聽到其業界同行與競爭對手現時正在採取的各項舉措,包括:他們如何運用適當的爭議解決工具來節省金錢、時間;維持與客戶的關係;以及為客戶提供服務。

最後,該會議所給予我們的,將會是有力推廣解決衝突的文化及方法。

讀者如欲登記及取得更多相關資料(包括整個計劃),請瀏覽下列網站:http://hongkong2017.globalpoundconference.org/

結論

在香港舉行的「全球龐德會議」, 將會是一個適切時機,讓所有持份者(包括使用者、律師、顧問、專家、法官、仲裁員、調解員、學者、政府機構及爭議解決機構)講述他們正在實行一些什麼舉措,以及他們認為需要進行一些什麼改革。

隨著第三方資助仲裁及調解服務的推廣(包括藉著道歉法)已經排在香港立法機關的優先議程上,因此,涵蓋所有爭議解決程序,並為數量與質量成果提供一個明確框架的對話時機已經成熟。

從提供者的層面來說,「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近期就擴大調解服務範圍,向涉及銀行服務爭議的消費者推廣調解服務所進行的諮詢,表明香港有許多可供開拓調解服務的途徑。

很明顯,當事方在考慮使用調解服務、何時使用、如何使用、委任誰人擔任調解員等各項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會聽取其所聘用的律師的意見。因此,調解能否成功進行,其法律顧問將會承擔重大責任,並且會成為其中的一個持份者。

故此,律師應當出席是次在香港舉行的「全球龐德會議」,以聆聽其客戶及同業的看法,並分享他們自身的解決衝突方法。


* 香港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於2015年所進行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了此等差異,並為倫敦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在2014年所進行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讀者可透過下列網站,閱讀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先前發表的一篇文章,簡介其在2015年就調解所進行的一項調查:http://www.hk-lawyer.org/content/client-perspectives-mediation-hong-kong-five-years

Jurisdictions: 

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 執行合夥人

Copeman先生是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大中華區的執行合夥人,以及全球龐德會議香港區籌組委員會的主席

Copeman先生於英格蘭、香港及其他地方,擁有超過20年的爭議解決經驗,當中涉及各種形式的國際爭議解決,尤其是在公司與股東爭議、銀行及金融事務、跨境欺詐訴訟、科技爭議等重大商業糾紛方面。

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 專業支援顧問

Phillips女士為其律師事務所的「另類爭議解決程序」及「企業犯罪與調查」等重要業務提供支援,亦為其在法律支援、交叉實務、跨區域項目等方面的工作,建立了突出的市場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