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婚姻關係所涉及的子女管養權問題

2017年6月20日,《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 的安排》,由香港律政司司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共同簽訂。隨著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跨境聯繫不斷加強、兩地人士跨境婚姻的數目不斷上升,建立一個與這方面有關的清晰而有效法律制度,實在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在民事申索方面,雙方已經建立了類似的法律機制)。2016年在香港登記結婚的人士,有百分之三十五其配偶是內地人。自香港於1997年脫離英國統治,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在中港兩地均有聯繫的家庭大幅增加。這些家庭的成員,通常是在一地出生和結婚,並前往另一地工作。他們在兩地購置物業,有時每週往返於兩地之間,儼然是在兩地生活和工作。他們的子女有些是在香港或內地出生和就學;另一些則是在一地出生,於另一地就學。他們的家庭成員通常是中國公民,但持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權。

然而,在上述協議於去年六月達成以前,內地並不承認香港的離婚判令(divorce decree),而香港法院所頒發的家事判令,亦不能在內地執行。這情況給許多家庭帶來了相當程度的困難,因為跨境性質的家庭糾紛經常發生,而這些家庭的子女也因此受到重大影響。此外,儘管香港於1997年加入了《海牙公約》,並將該公約的條文納入本地的《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第512章)中,但中國在目前仍不是《海牙公約》的簽署國,這會令人關注到:假如父母其中一方自行決定將子女帶回內地,另一方是否有能力將其子女尋回?

香港上訴法庭的一宗近期案件L v L(CACV 204 of 2016 1st November 2017) 突顯了此等情況。該案的母親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並獲發可在香港居留的「單程證」;而該案的父親是在香港出生和長大。該名母親在未經其丈夫同意的情況下,將孩子帶返內地,而該名孩子之前是一直在香港生活。至今,該名母親及孩子依然下落不明。她是在收到有關的離婚文件不久之後才離港的,因此該份離婚文件是在香港有效送達,而她亦並未就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提出爭議。該名父親獲香港法庭授予子女的臨時管養權。之後,他向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提出申請,但不獲受理,理由是該案受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所管轄。該名父親向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成功提出上訴,將該項臨時管養權轉化成為最終管養權。然而,儘管香港與內地已經簽訂上述的《相互認可安排》,但由於該協議並沒有追溯力,而是只適用於在生效日期之後所頒發的判令,因此該判令仍然無法在內地強制執行。該協議有待雙方完成各自的內部程序後生效。具體而言,該協議將會分別通過司法解釋和立法,在內地和香港實施,而正式的生效時間,預計是2018年年底。雖然該案的父親目前獲法庭授予子女的全面管養權,但從2014年12月至今,他一直無法與其5歲的兒子取得聯繫,而今年的情況也不容樂觀。

因此,儘管中、港在相互認可安排方面取得了進展,但如何讓子女離開中國,仍然是其他司法管轄區必須面對的問題。英格蘭和威爾士高等法院在近期的D O and BO (Temporary Relocation to China), Re [2017] EWHC 858 (Fam) 一案中,同意此等顧慮。在該案中,一名母親要求法院批准她帶同兩名兒子往中國度假。

該案涉及兩名男孩(一個8歲,另一個6歲),以及其澳洲籍/英籍父親和中國籍母親。該兩名男孩皆擁有英國和澳洲雙重國籍,但並無中國國籍。他們是在英國出生和長大,過往曾經到過澳洲和中國探親。

Baker J裁定,鑑於並沒有足夠的保障措施,確保他們能夠返回其原居地,若然他們到了中國後不能離開,這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因此,在現階段將他們帶往中國,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Baker J援引了上訴法院與暫時重新安置子女之法律有關的權威判例 (Re R (A Child) [2013] EWCA Civ 1115),並引用了一些更早期的典據,特別是同一法院在Re K (Removal from the Jurisdiction: Practice) [1999] 1 FLR 1084 and Re M (A Child) [2010] EWCA Civ 888一案中所作的裁決。在這案件中,Patten LJ指出(第23段):

「法院在決定是否批准父母將子女帶往該等並非《海牙公約》締約國的國家時,其首要考慮的問題是:作出有關判令是否符合該子女的最佳利益?如果當中存在某程度的擄拐風險(正如在大多數情況中),以及,假如該等風險真的出現,並會給該名子女帶來明顯的傷害,在這情況下,申請人必須能明確地讓法院信納,該名子女前往該國家所獲得的好處,超過對其福祉所構成的風險。這通常會促使法院查問:究竟可採取甚麼保障措施,以盡量減低該名子女被留在當地的風險?並必須確保假如此等情況真的發生,該名子女仍能安返其原居地。該等保障措施在其所實施的司法管轄範圍內,應當能夠產生實質和有形作用,並且必須讓身處英國的父親能夠輕易掌握。」

此外,法院亦強調,在面對此等情況時,有關案件必須取得相關外國司法管轄區的專家法律意見。若有任何疑問,法院寧可失之謹慎,而考慮選擇一個穩妥的做法,就是拒絕作出有關判令。該案的當事方就有關的中國法律,向上海普若律師事務所的Ms Flora Huang尋求專家意見,並獲得她確認,中國並非《海牙公約》的締約國,外國法院所頒發的管養令在中國不獲承認,亦不能強制執行,但可以作為證據提出。因此,該名父親必須重新向中國法院提起訴訟。惟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在考慮子女的福祉方面,中國法院也是持相類似的立場。此外,Ms Huang亦確認,在未對有關案件的案情作出全面審視以前,中國法院不會作出「反映命令」(mirror-order)。儘管該案的父母有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其子女的情況提起訴訟,但中國法院將會根據中國法律來對該案進行審訊,而審訊的語言亦將會是中文,且在家事法案件方面,中國並沒有任何法律機制可以讓當事方要求、或是讓法院頒發迫切或緊急判令。

此外,Ms Huang亦就該名母親所擁有的中國國籍提供了有用的意見。儘管該名母親長居英國但她仍然擁有中國公民身份,因此她與中國有著充分的司法聯繫,有權在中國提起訴訟。然而,假如她放棄其中國公民身份,那麼她將不能聲稱自己享有在中國提起訴訟的當然權利:她需要連續在中國住滿一整年,而儘管她可以就其中國國籍重新提出申請,但被拒絕接納的成數「極高」。放棄公民身份會被視為乃一項永久性的決定。如果該名母親作出了放棄中國國籍的聲明,並且是持英國護照進入中國國境,那麼她必須遵守規管外國人的中國法規。中國的本地法律明確禁止中國公民擁有多於一個國籍。

一名擁有中國國籍的母親放棄其國籍,儘管會給她帶來嚴重的後果,但法院在作出權衡後,仍然認為她有可能會基於自己與丈夫之間關係的破裂、她在中國所建立的聯繫和家人、以及她在當地的謀生能力和所享有的穩定環境,而會毅然作出某些決定,以致她的孩子面對非常高的風險。法院在審視了該兩名男孩假如被留在當地的後果之後,認為這會對他們造成「極大的傷害」,而法官亦指出:「儘管該兩名男孩可以彼此、以及與其母親一起生活,但他們在生活中所擁有的其他一切將會被剝奪,包括:朋友、家庭環境、學校、他們的成長環境中的文化,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們與其父親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該兩名男孩的監護人大致贊成他們前往中國,認為此舉可讓他們加深對中國傳統習俗的認識,以及對其母親家族的了解。

我們都曉得,全球華人數目眾多,兩地法院如果沒有一個民事相互認可的機制,這將會導致嚴重問題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5條訂明:「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國,具有中國國籍」,但「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並定居在外國,本人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的,不具有中國國籍」。因此,該案的兩名男孩並非中國公民,而對於在這個日益融合的世界中的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潛在的問題。

很明顯,該等情況的最理想結果是:中國加入有關國際兒童擄拐的《海牙公約》。不然的話,這會使得那些與中國存在聯繫的人面對許多困難;而現時即使是英格蘭和威爾士,也出現一個普遍趨勢,就是當地的家事法院不願意批准父母將子女送往該些並非《海牙公約》締約國的國家度假。James Copson於2017年11月在Family Law Journal刊登了一篇題為 “On the Side of Caution”的文章,而在該文章中,他就有關的申請作出了評論,並指出其實國際社會中可以有更多的作為,從而確保該項導致許多家庭被切斷了根源的「安全第一」政策,不會成為許多法院的既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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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達仕律師事務所律師

Billy是家事和媒體與聲譽團隊的律師。Billy的執業有多方面,涉及家事法,民事訴訟和媒體法律問題等。

衛達仕律師事務所專業支援律師

Philippa是離婚和家庭事務的專業支援律師。她是一位婚姻事務律師,負責處理家事法、信息管理、法律寫作和出版物的各方面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