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及當事人的選擇

Ahmad v Her Majesty's Advocate [2015] HCJAC 82,蘇格蘭上訴庭質疑律師事務所內部有沒有穩妥健全的程序,足以確保發出指示的律師延聘其律師事務所的訟辯律師的決定是由他獨立作出的,並且符合當事人的利益。

該判決很有用,提醒我們出庭代表或審裁處訴訟代表是由當事人下決定選擇的,而當事人的決定是以發出指示的律師所給予的有根據的意見作為依據。

在Ahmad案,被告人因為謀殺妻子接受審訊,由兩名訟辯律師代表出庭。他在被定罪後上訴。上訴理由之一是,備審及進行審訊時(關於以減責神志失常作為答辯的可能性)的陳述有欠妥善。被告人的另一項上訴理由是,他得不到合適的代表,因為代表他的不是「資深大律師」。上訴被駁回。

然而,蘇格蘭上訴庭一直關注的,似乎是律師事務所決定延聘其本身的訟辯律師的過程,有可能欠缺獨立性。在Ahmad案,庭上代表被告人的主辯律師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而他是由同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助理律師延聘的。他們有僱主僱員的關係,因此產生問題,也就是類似香港專業人員風險管理教育核心課程所涵蓋的「人事管理」問題。

Ahmad案突顯的問題與訟辯律師的職能或職責無關。在蘇格蘭並英格蘭和威爾斯,有關職責已在行為守則列明。在香港,訟辯律師必須遵守律師會有關訟辯律師的行為守則(Code of Advocacy)。該守則本身有很多(其中包括)

訟辯律師職責有關的規定――行事符合當事人的最佳利益、維持他或她的獨立性、只有在自己合資格出庭的情況下接受延聘,以及避免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說到行事符合當事人利益的責任時,更特別提到訟辯律師有責任考慮應否由另一名訟辯律師(不論是訟辯律師還是「大律師(counsel)」*)代表當事人。此外,「訴訟律師」(不論是訟辯律師還是發出指示的律師)必須履行《專業操守指引》(Guide to Professional Conduct)第十章列明的責任。

發出指示的律師所面對的實際問題是,如何證明向當事人提供的有關出庭代表選擇的意見。當事人的決定一定是基於有根據的意見而作出的。這個決定在嚴重刑事案件之中更是個重要的決定(不過在我撰寫本文時,就刑事審訊而言,香港只有五名訟辯律師享有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

說到底,自由選擇訟辯律師是一種重要的權利;對於律師來說,這種權利是授予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核心理由。當事人可能更加希望由訟辯律師代表自己出庭,或者由大律師和訟辯律師一起代表自己出庭――開始在香港民事法律程序見到的現象(顯然易見的現象,俗稱「混合雙打(mixed doubles)」)。


* 見Code of Advocacy for Solicitor Advocates(訟辯律師的行為守則)第4.2段。筆者在此背景(及沒有提及個別政策的情況)下,假定「counsel」指「barrister」。另見Re Sandbrook Solicitors [2015] EWHC 2473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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