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電話聆訊審理法庭案件

冠狀病毒疫症(「Covid-19」)所引發的健康風險,已破壞了人們之間的互動及工作方式,並促使許多企業考慮採用適應措施來達至業務的連續性,而最明顯的一種變化是運用科技工具,使人可以留在家中進行遠程工作。從2020年1月底至現在,電話與視像會議以及在辦公室以外使用公司平台/文檔管理系統,現時在商業世界中已經十分普遍。

然而,某些工作在傳統上仍需要人們親身出席,法庭聆訊就是一例。

為了處理與Covid-19有關的公共衛生問題,司法機構已從2020年1月29日開始實施一般延期,並預計在2020年3月23日至2020年4月5日這期間結束(若衛生狀況允許)。在這一般延期期間,包括法庭登記處在內的各個法院將會關閉,並且不會處理以下範圍之外的案件:(i)具緊急及必要性質的案件;及(ii)在特別安排下的裁判法院新羈押案件和「8日案件」。結果是,許多案件都需要暫停處理,聆訊被延後,存檔的最後限期被推遲,而各當事方均不知一般延期一旦結束,訴訟會在何時何地恢復。

在這情況下,法庭對Cyberworks Audio Video Technology Ltd (In Compulsory Liquidation) v. Mei Ah (HK) Co Ltd [2020] HKCFI 347、Cyberworks Audio Video Technology Ltd (In Compulsory Liquidation) v. Silver Kent Technology Ltd [2020] HKCFI 347等案件進行合併聆訊,並就在香港法律框架下是否可進行涉及高等法院程序的電話聆訊,作出具里程碑意義的裁決。

由於在一般延期期間一般不允許出席的當事方進行口頭聆訊,審理該合併案件的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自行裁定可以並應該作出電話指示,以促進並確保積極進行案件管理。

在2020年2月28日發布的《裁決理由》(《裁決》)中,他審視了聆訊及出庭的法律規定以及2009年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標。

為了考慮是否批准進行電話聆訊(而非在法庭進行聆訊),他仔細研究了《高等法院條例》(第4章)及《高等法院規則》(第4A章)的相關規定 ,作包括在《高等法院條例》及《高等法院規則》、《解釋及通則條例》(第1章)等方面研究「聆訊」,「出庭」及「法官……在法庭上」等的含義,以及「地點」一詞」和相關章節,亦即《高等法院條例》第32A條、《高等法院條例》第28條及《高等法院規則》第33號命令。

法庭認為,該等法定條文似乎並沒有規定必須親自出庭。此外,法庭在考慮當事方「出庭」一詞的含義時指出,「出庭」並不一定要求當事方須親身出庭,而實際上(並且通常),律師或大律師可以代表當事方(代替他們)出庭。

法庭完成了定義的研究,並裁定《高等法院條例》或《高等法院規則》並沒有任何條文在實際上禁止以其他方式出庭。

當中亦提述了2009年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其中包括《高等法院規則》第1A及1B號命令規定的基本目標。在該等規則中,法庭將重點放在第1A號命令第4條規則。該項規則賦予法庭積極管理案件的正面責任。權力範圍很廣,可通過各種方法來行使,包括訂立時間表、以無需當事方出庭的方式處理案件,利用科技及採取任何其他步驟來作出命令以進一步實現相關目標,而使用電話作為進行積極案件管理的手段,將不會違反任何該等基本目標。

考慮到上述法律規定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之前所進行的討論,高浩文法官作出指示稱,一般延期假如在原來編定聆訊的時間仍然存在,則合併案件的指導聆訊將會是電話指示聆訊。正如高浩文法官在其裁決的第40段所指出的:「……當前的Covid-19危機實際上是法庭與訴訟當事人重新評估如何最有效管理案件並促進基本目標的時機。儘管該項裁決是根據當前情況產生,並特別針對該等情況,但於我看來,這兒似乎有強烈理由以類似方式將問題移至危機結束之後的情況。

當前情況迫使法庭須重新評估法庭及法律專業人員可能作出的最佳安排。從該裁決可以看出,法庭願意具創造力地考慮和實施達成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之基本目標的方法。毫無疑問,我們將需要研究政策、法規和潛在的程序指引,以達至使用更先進科技的目的。然而,電話聆訊可能是使用現有資源進行有效和具效益案件管理的一種受歡迎做法。也許通過該項裁決,可以重燃起人們為了考慮以具成本效益和快速的方式進行司法程序而運用科技之熱誠,從而推動進一步的司法制度改革。

Jurisdictions: 

翰宇國際律師事務所 律師

岑顯恆有廣泛的諮詢及爭議性商業事務經驗。她專注於電信業務,並就數據私隱,網絡安全與技術事宜提供建議。  她曾在各種訴訟程序中擔任法律代表,並且是經認可的一般事務調解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