鏞記清盤案:終審法院的裁決

終審法院就鏞記控股有限公司(下稱「鏞記控股」)的家族企業糾紛,在2015年11月11日就呈請人所提出的上訴下達了判決。終審法院維持下級法院的裁決,即是該根據前《公司條例》(第32章)第168A條(即現行《公司條例》(第622章)第724條)提出的不公平損害申索,香港的法院並沒有司法管轄權。然而,該根據第 327(3)(c)條(該條授予香港法院權力將外國公司清盤)就司法管轄權提出的上訴,終審法院裁定上訴得直,並裁定根據第327(3)(c)條,及根據原審法官就事實所作的裁斷,將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鏞記控股」清盤的做法是公正和公平的。

該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及非常任法官苗禮治(Lord Millet NPJ)共同下達的主導判決,涉及在一宗股東糾紛案件中,直接處理以公正公平的理由將一家外國公司清盤,當中所牽涉的司法管轄權問題,而這是整個英聯邦終審法院判決中的首例。

上訴背景

鏞記是中環一間享譽甚高的飯店,以燒鵝美食聞名。這一家族經營企業,於20世紀30年代開始營業,其後發展成為一個具相當規模的公司集團,並以「鏞記控股」作為該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

鏞記的創辦人甘老先生去世後,他的兩個兒子甘健成及甘琨禮的關係出現破裂。2010年3月29日,甘健成以「鏞記控股」的事務,曾以不公平地損害他的權益的方式處理,因此提出針對甘琨禮的呈請。甘健成要求法庭根據第168A條的規定,頒令甘琨禮須收購他的股份,又或是根據第327(3)(c)條的規定將「鏞記控股」清盤。

鏞記集團的企業結構,是本案所爭議的,關於司法管轄權問題的核心。「鏞記控股」是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最終控股公司,它自身並沒有經營任何業務,也沒有僱用任何員工或開設任何銀行賬戶。它的唯一資產是其全資附屬公司Long Yau Limited(它也是一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而Long Yau Limited的唯一職能,也是作為一家控股公司。該集團的經營及物業控股公司(亦即Long Yau Limited轄下各附屬公司),是分別在香港或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

原訟法庭以司法管轄權為由,駁回呈請人所提出的呈請。原訟法庭法官夏利士裁定,甘氏兄弟之間存在準合夥關係,而甘琨禮運用其所擁有的多數股權來改動公司董事會,確實對甘健成的權益造成不公平損害,但法庭對於該宗案件,並沒有相關司法管轄權作出以下裁決:

(1) 根據第168A條提供濟助,原因是「鏞記控股」並沒有在香港設立 「營業地點」,故它既不是第32章第332條(現為第622章第2條)所指的「非香港公司」,也並非第168A條所指的「指明法團」﹔

(2) 根據第327(3)(c)條之規定,以公正公平作為理由,將「鏞記控股」清盤,原因是該公司與香港並無充分聯繫。

甘健成在夏利士法官將要下達判決之前不久去世,而他的後人就夏利士法官的裁決提出上訴,並在策略上作出了調整,將重點放在要求法庭根據第168A條之規定頒發清盤令,又或是下令進行股份收購。上訴法庭維持夏利士法官就第327(3)(c)條關於司法管轄權問題所作的裁定,原因是:

(1) 在考慮「鏞記控股」與香港的聯繫時,基於獨立法人原則,該公司在香港的附屬子公司所進行的活動和事務,以及該公司的股東與香港的聯繫,在本案中皆不構成相關因素﹔

(2) 「鏞記控股」的股東及董事在香港作出內部行政決策的事實,並不足以證明存在該公司與香港之間的所需聯繫。

上訴法庭也裁定,該法庭並沒有司法管轄權根據第168A條提供濟助,原因是:

(1) 就「於香港設立營業地點」之要求而言,「鏞記控股」所進行的內部企業活動(若然在香港境內進行)並未能符合這項要求﹔

(2) 正如原訟法庭就第327(3)(c)條之規定所作的裁定般,就「於香港設立營業地點」而言,附屬公司所進行的活動及事務不應當在考慮之列。

此外,上訴法庭亦推翻了夏利士法官所作的裁決(即是﹕甘琨禮處理「鏞記控股」事務的方式,對甘健成的權益造成了不公平損害),理由是原審法官並沒有就甘健成與甘琨禮之間的相互理解作出充分裁斷。

甘健成的後人其後就司法管轄權問題,以及就上訴法庭推翻原審法官的不公平損害裁定,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第168A條 – 終審法院告知我們什麼?

終審法院首先處理根據第168A條提供濟助的司法管轄權問題。

甘健成的後人認為,在第32章第341條(現為第622章第774條)中有關「營業地點」的定義,加入了股份過戶處或股份登記處這兩個地方,顯示「營業地點」可包括該公司純粹處理行政事務的地方,而這也是「鏞記控股」所處理的唯一事情。終審法院駁回了這一論點,並裁定第341條事實上並沒有為「營業地點」一詞下定義,而只是將其慣常的含義延伸,以包括通常不被視為營業地點的地方。因此,該項條文實際上是反駁而非支持呈請人的論點。

就呈請人為確立在第168A條下的司法管轄權,而就「業務」一詞提出爭議,聲稱其可包括內部行政事務,終審法院裁定 「業務」一詞雖然並不局限於只屬商業性質或產生法律義務的交易,但也並不認為其應當涵蓋純屬企業內部的公司管治事宜﹔而法律上也沒有任何規定,要求一家沒有經營任何業務的公司,需要在某地方設立營業地點(撇除股份過戶處及股份登記處等情況)。

此外,終審法院亦維持下級法庭所作的裁決,即是﹕某一公司的董事在某地方討論其公司事務,並不足以令該地方成為該公司的營業地點。終審法院亦裁定,「鏞記控股」一案並未能就「營業地點」所需的經常性程度及所在地的永久性等條件,作出事實上的確立。因此,終審法院的結論是,就第168A條之規定而言,該法院並不具備所需的司法管轄權。然而,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終審法院並沒有處理呈請人所提出的一個論點,即﹕為確立該公司在香港設有營業地點這一說法,終審法院也許可以考慮其附屬公司在香港所進行的活動及事務。然而,上訴法庭所作的裁決,依然是這一議題的終極結論,而上訴法庭就這方面所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由此看來,倘若需要根據現行第622章第724條來確定一家外國公司是否須受制於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便仍須適用該企業集團內的每一家公司皆為獨立法人這項基本原則。

第327(3)(c)條 – 終審法院更為寬泛的取態

就第327(3)(c)條下的司法管轄權而言,終審法院一開始時指出,將把外國公司清盤的司法管轄權描述為「超乎常理」,這一說法除了提醒人們,行使非一般的司法管轄權(即使相關法規明確授予法庭這項權限)必須具有充分理由外,事實上並沒有多大意義。

基於糾紛性質的不同,以及當事人尋求法庭頒發清盤令的目的有所不同,終審法院將債權人的呈請與股東的呈請區分開來。關於債權人所提出的呈請,其最首要的事情,是要求須在香港有足夠的資產,好讓清盤人在各債權人之間進行分配,而當中所涉及的問題是,呈請人是否能夠透過有關的清盤令獲得充分利益。但由股東提出的呈請,其所涉的爭議是存在於呈請人與其他股東之間,而該公司是有關爭議之標的,而並非任何其中一方。因此,在確定該公司是否與香港有充分聯繫時,該公司的股東若是處身於香港的司法管轄範圍,這將會是一項非常強而有力的因素。此外,呈請人在此等案件中尋求法庭頒發清盤令,其目的也是有所不同,因為他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獲得債務清償,而是要將他在該公司的投資變現。股東之間的糾紛,倘若是以股東的居住地方所適用的公平原則作為裁斷依據,那麼股東是否在該司法管轄區內存在,是一項高度相關的因素,並且通常被視為最重要的單一因素。

答辯人辯稱,將Long Yau納入有關的企業結構中,意味著「鏞記控股」的唯一資產就是其所持有的Long Yau股份,而這些股份是位於英屬維爾京群島﹔但該集團位於香港的相關業務及資產卻並不屬於「鏞記控股」。然而,終審法院並不接納這一說法。終審法院裁定,一家公司及其股東雖然各自屬於獨立法人,但並無任何原則性的理由,可據此而排除他們通過全資附屬公司所建立的聯繫。儘管所聲稱的聯繫,是藉著一家間接附屬公司來建立,但其所涉及的問題,與Waddington Ltd v Chan Chun Hoo (2008) 11 HKCFAR 370一案中所涉及的類似,而在這情況下,法院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就是﹕呈請人在所要求獲得的濟助中,是否享有合法權益﹖承認一家控股公司與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的附屬公司的資產存在密切聯繫,並不意味著此舉是對它們二者作出相互認同,又或是將該集團的業務和資產,視作屬於該控股公司所擁有﹔而是純粹反映有關爭議的性質,以及提起相關法律程序之目的。

此外,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登記官員可能並不同意更改LongYau的股東名冊,以香港的清盤人來取代他們﹔但鑒於該案的所有答辯人皆身居香港,並須受香港法院的對人司法管轄權所管轄,因此這一實務上的問題,可透過香港法院頒發所需的適當命令,以落實其自身的判決來解決。

因此,終審法院所作出的結論是﹕就第327(3)(c)條而言,該公司符合了與香港有充分聯繫之規定。

結論

終審法院在裁定其根據第327(3)(c)條具有所需司法管轄權之後,進一步確認夏利士法官就不公平損害方面所作的裁斷和結論,並推翻了上訴法庭所作的判決。據此,終審法院下達了清盤令,但允許延期28天執行,以便雙方就收購該公司股份的條件進行談判。

因此看來,香港法院今後在涉及公正公平的清盤案中,於裁定外國控股公司與香港是否存在相關聯繫時,將會採取更為寬鬆的態度﹔而在有關股東身居香港,間接附屬公司亦在香港擁有廣泛業務及資產的情況下,香港法院將會信納這項「充分聯繫」條件得到了確立。

Jurisdictions: 

Temple Chambers 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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