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臂司法管轄權—香港實施正是時候?

前言

爭議解決是一門大生意,全球各大金融中心都在努力爭取運營仲裁及訴訟業務。倫敦基於其優秀的法律專業,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享有龐大國際商業仲裁和訴訟業務,引來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羨慕。過去十年,一些英語「國際商業法庭」在新加坡、杜拜,以及較為近期的在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開始冒起,期與倫敦爭一日之長短。

以該等法庭作為國際爭議審訊地,一方面可以是基於當事人的選擇;另一方面,可以是基於當地的司法管轄規則,讓法院可根據與其司法管轄權相關的事實聯繫,對有關的爭議類別享有司法管轄權。某些司法管轄權由來已久,例如:在普通法國家,是身處司法管轄範圍內;在民法司法管轄區,是身為當地公民。其他來源則屬於較新類別(尤其是所謂的「長臂」司法管轄權)。

Lord Sumption在Abela v Baadarani [2013] UKSC 44一案指出,受公約和互惠安排的促使,各個司法管轄區的民眾現時相互提起訴訟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故此認為對外國人行使長臂司法管轄權乃屬「過份」(甚或是侵犯主權)的舊取態已經過時(在中國山水投資有限公司 v 張才奎 (China Shansui) (HCA 1661/2014, 13 May 2015) [54]一案引用)。

長臂司法管轄權涉及政策。一些司法管轄區是根據普通法的「至低程度接觸」方式,行使廣泛的長臂司法管轄權;其他司法管轄區(尤其是英聯邦國家)則採取按每個類別而定的法定處理方式。

香港法院(有如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一般)享有兩方面的司法管轄權。首先,被告人若身處、居住、建立業務於香港,其會在香港被送達法律程序文件。其次,申索人可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11號命令,獲法庭給予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以外送達法律程序文件的許可。

第11 號命令載有一系列「閘門」,對某些與香港有事實聯繫的申索類別作出司法管轄權規定,前提是香港法院行使該司法管轄權,須被認為是合理和切實可行。香港的第11號命令,以英國在1999年前制定的第11號命令為依據。香港現行實施的第11號命令,與英國首次於1852年制定,並為了使其現代化而在1925年作出的修訂沒太大差別(The Siskina [1979] AC 210, 236)。

要成功實行一項可擴充的現代爭議解決政策,法庭必須享有達至可能的最廣泛程度的司法管轄權,並可免除無意義的技術性問題及往昔的異常情況,使訴訟人不致無故蒙受不便。因此,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例如英國、新加坡、英屬維爾京群島)已將其長臂司法管轄權概念現代化。

香港於2008年進行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並同時對第11號命令作出修訂,但只是增加了在一般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措施(某些涉及海外法律程序的訟費申索和本地濟助申請)下產生的特定閘門。在錯失機會的情況下,香港未對第11號命令進行全面審視,而香港目前亦正落後於其他普通法中心。香港現時急需要做的,是對第11號命令進行現代化,而一些須作出的修訂,是因第11號命令本身的不足。其他的屬於新閘門,存在於其他地方,仍未見於香港。撰寫本文的目的,旨在引發大家就第11號命令切合現代市場需要而須進行的更新進行討論。

現有閘門的現代化

早應進行現代化的一點,是更新香港在回歸前對英國的提述。1997後距今已有20個年頭,第11號命令中仍有「英國領事機構」這一過時用語,實在有欠恰當。

合約閘門(第1(1)(d)條規則)廣被商業訴訟律師所採用,並得益於對該規則所作的數次修訂。根據《布魯塞爾條例(歐盟)1215/2012》的規定,當事方如訂立了英國司法管轄權協議,當申索人將法律程序文件送達司法管轄權以外的範圍時,可無需取得法庭的許可。有關的法律程序文件可按一般方式,送達本司法管轄權以外的範圍,但假如在司法管轄權的基礎方面存在爭議,便須受申請擱置的權利(與第12號命令第8條規則類似)規限。這對香港而言是有好處的,並可減輕高等法院聆案官一些無謂的工作量。

閘門(d)(i)所述的司法管轄權,當中的申索乃涉及「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訂立的」合約。雖然看似問題不大,但合約在何處「訂立」,須視相關的普通法規則而定,並會導致產生許多爭議和異常的結果。合約的訂立,是在要約人得悉其要約被接納之時,但「郵遞承約規則」屬例外。郵寄的合約,是在接納要約的信函寄出時訂立。英國最高法院在 Four Seasons Hldgs Inc v Brownlie [2017] UKSC 80一案中指出:在決定合約是否存在方面,該等規則是功能性的,但由於它會導致產生人為情況,因此若根據閘門(d)(i)來運用,將「完全不能令人滿意」,但修改普通法規則是一項重大的立法舉措。就第11號命令而言,人們可採取一個新處理方式,以避免依賴普通法規則。例如,該閘門可指訂立合約時,合約的其中一方是在香港。

閘門(e)(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違反合約)可擴充至包含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蒙受損失的情況,而此舉可使它與閘門(f)下的侵權申索一致。然而,作為侵權法司法管轄範圍的一個項目,這似乎不大合邏輯,但不同的是,合約關係屬自願性質,而侵權的受害情況則否。針對這項擴充的反駁論據是:它幾近建立一個司法管轄範圍,使任何香港人皆為其中的立約一方。但首先,事實並非必然如此,因為侵權法案例表明,受害人並非經常會感到蒙受金錢損失,並須視實際情況而定。其次,即便情況如此,這也並非必然是壞事。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其公民可經常在本地法院提出起訴。

最後,就合約而言,閘門(d)可予修訂,從而推翻Finnish Marine Insurance v Protective National Insurance Co [1990] 1 QB 1078 一案的原則,亦即是:原告人若要求法院作出宣告,指有關合約不存在,則該申索將不在合約閘門(d)或(e)的範圍內。這項規則已在英國被推翻,而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法院作出無法律責任的宣告,這情況在現代訴訟中越來越普遍,尤其是在保險訴訟方面。

其他經常被用到的,包括第1(1)(c)條規則及相關的第4(1)(d)條規則下的「必要的一方及恰當的一方」閘門。假如不虞有詐,便會落入一個陷阱,因為第4(1)(d)條規則隱含地要求,在海外向外國被告人送達法律程序文件的許可申請提出之前,在香港的「錨定被告人」須已獲送達相關法律程序文件。第1(1)(c)條規則本身並沒有作出如此規定,只要求在被告人獲送達法律程序文件之前,錨定被告人已獲送達文件。這項規定的背後似乎有欠普通常識。該項規則在英國現已進行現代化,使其只要符合該「必要及恰當」測試,便可在任何時候獲得法庭的許可。

復還法律在過去100多年經歷蓬勃的發展,但第1(1)(p)條規則中的復還閘門卻未能跟隨。它須進行現代化,以刪除這一狹窄和過時的「已獲得及收到的款項」訴訟方式,從而讓所指的申索,是一般性的復還或不當得利申索(而此等申索,是以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的作為、損失、得利作基礎),以及受香港法律管轄的申索。

就信託而言,上述的閘門(p)也指「法律構定的受託人」,並通常可將其擴充至包含賦歸受託人。在英國,與信託有關的司法管轄權,現在也包含其司法管轄權授與英國法院的信託,而並非只是該等受英國法律管轄的信託。此舉可使該閘門與合約閘門相符。

程序改革

第11號命令第9條規則所述的,是在原訴法律程序文件之後,在司法管轄權範圍以外送達文件。類似的新加坡規定有附加的詞句:「如獲法院許可,可在[司法管轄權範圍]以外送達在任何法律程序中發出或作出的傳票、通知、命令,但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如已獲法庭給予送達原訴法律程序文件的許可,便不須取得法庭的許可」。將範圍明確地延伸至狀書將有利於香港,因為此舉可免卻許多不確定性和向法院重複提出申請。

文件送達持續產生許多混淆和訴訟情況。在一般情況下,可無需援引《海牙公約》,而令狀可由任何普通公民依據香港的一般面交送達方式送達海外,前提是根據當地法律此舉並無違法。與第11號命令第6(3)條規則相若的新加坡規定,訂立了附加的海外送達模式,即是:「根據該國法律批准的送達方法,送達該國發出的任何原訴法律程序文件」,亦即是說,可採納外國司法管轄區的任何本地送達方法(同樣地,該等舉措必須不違法)。這一做法看來是合理和公平,並可將爭議範圍減少。

根據第65號命令第4條規則,在香港或香港以外進行代替送達的測試—乃該普通送達「基於任何理由並非切實可行」,而這項測試在英國已被「充分理由」測試所取代。在司法管轄權範圍以外送達文件,人們通常一開始便可以預期,在海外進行正式送達將會面臨時間冗長、費用高昂的問題,但與此同時,他們會完全相信可以有通訊途徑(例如律師的電郵地址),讓原訴法律程序文件能夠以適當、迅速、低廉的方式讓被告人得悉。香港將會歡迎進行這一改革(至少在司法管轄權範圍以外送達文件方面),並可免卻須證明實際上「非切實可行」,因為這須證明當事人曾嘗試送達但不成功,且意味將會出現嚴重延誤。

最後,法律應規定法院若作出有關第1(1)條規則的命令,便須指明該命令是根據什麼閘門作出。它在目前並非一項規定,故原告人若依據數個閘門尋求法庭許可,而法庭又授予其概括性的許可,被告人將無法知悉聆案官裁定哪一個閘門符合規定。因此,這一規定可協助被告人知悉其實際境況,以估量是否應質疑法庭所授予的許可,以及須處理哪些問題。

新閘門

香港有許多訴訟是與公司及無償債能力有關,而當中有許多涉及外國(例如英屬維爾京群島及開曼群島)企業,或涉及在香港以外的合作夥伴。這一情況導致兩項急需改革的事宜:首先,正如 Re Sunni International Ltd [2014] 5 HKLRD 558一案所提出的,應該在第11號命令中訂立適當條文,以供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與清盤程序有關的送達,而一件相關的事項是:在司法管轄權範圍以外送達不公平損害呈請書。Re Sunni一案為清盤呈請提供了臨時安排,但與不公平損害呈請書有關的情況仍有欠明確。

因藐視而交付審訊的原訴傳票規則也存在類似漏洞。該問題的出現,是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間接衝擊。以往關於藐視而交付審訊的申請,在現行法律程序中是藉動議通知書作出,因而適用第11號命令第9(4)條規則,當中並就給予許可作出了規定,但原告人不須確立適用的第11號命令第1(1)條規則閘門。根據第52號命令第3條規則,交付審訊在現時是透過獨立的原訴傳票進行,而除非法庭另有命令,否則必須以面交方式送達。因此,第11號命令第9(1)條規則的情形看來是,所指稱的藐視者假如是身處海外,第11號命令第1(1)條規則將適用於原訴傳票,而申請人必須取得許可,並須識別所適用的閘門。然而,此舉將會導致產生問題,因為除非閘門(a)或(c)意想不到地可予適用,否則將不會有明顯的適用閘門。英國和新加坡現已解決了這一問題,而香港也應將其剔除。

英國在2015年6月進行了以下改革:(1)某項申索假如是根據與某些已獲給予許可的申索項目類似的事實提出,即可進行文件送達。(2)有如上述般,將復還/法律構定的信託閘門(p)擴大。(3)擴大該等與香港的閘門(g)相等的閘門,以涵蓋財產完全「或主要」處於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的申索。(4)擴大閘門(a),以涵蓋有資產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的任何情況。(5)對於違反保密規定和濫用私人資料,從而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造成傷害的申索,或就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的某作為而提出的申索,增加了另一個閘門或擴大侵權申索閘門。(6)擴大侵權申索閘門,以涵蓋未來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蒙受損失或作出有關作為的情況。就閘門(a)而言,新加坡的做法是將規定延伸至被告人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內擁有資產或經營業務的情況。就資產而言,外國判決倘若可透過在本司法管轄權範圍以外送達法律程序文件,從而對在香港的資產實施強制執行,那便沒有理由說,香港判決不應透過在司法管轄權範圍以外送達法律程序文件,從而對在香港的資產實施強制執行。此等有效改革消除了無故存在的異常差距,或將所有源於某特定事宜的爭議集中於某一個司法管轄區的情況,而這一切對香港而言看來都是合適的。

《東加勒比民事訴訟程序規則(英屬維爾京群島)》確立了與以下各項有關的申索閘門:「(a)公司組織章程、行政、管理或事務處理;或(b)擁有或控制一間在本司法管轄區註冊成立的公司。」。由於它涵蓋不公平損害呈請和其他事宜,因此會就上述討論的關注事項作出回應。香港在地理上雖是一個小地方,但卻是一個國際企業聚焦的司法管轄區,而政府亦鼓勵企業以香港作為區域性業務基地。正如上文指出的,所出現的結果是,許多與企業有關的爭議都涉及海外合作夥伴,而這一改革讓涉及香港企業的爭議,可在海外向所有必要的參與者送達法律程序文件。

面對現代的競爭激烈爭議解決環境,此等改革將可使第11號命令切合實際需要,並為香港帶來額外的商機。

Jurisdictions: 

執業大律師及仲裁員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