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公司的衍生訴訟–實質與程序的區分

冼耀仁合夥人,毅柏律師事務所(香港)

香港原訟法庭在Wong Ming Bun v Wang Ming Fan [2014] 1 HKLRD 1108一案中,審視了哪些法律對提起衍生訴訟的法律地位作出了管限。

吳嘉輝法官在剔除原告人所提出的申索時,認為能否提起與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有關的衍生訴訟,視乎當地的實體法作何規定。

法院根據所得的事實資料作出如此的結論,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法院所提出的理由亦會導致產生一些可能在其他案件引起爭議的問題。我們會概述衍生訴訟後再回來討論這一問題。

普通法下的衍生訴訟

當少數股東針對公司管理層提出申訴時,衍生訴訟可以是其中一個補救選項。它是一個程序性的機制,讓少數股東可透過這一機制,以公司的名義起訴公司管理層。

要讓少數股東提起衍生訴訟,便必須首先處理Foss v Harbottle (1843) 2 Hare 461, 491–92一案所訂下的規則。簡單而言,該項規則規定,如果有人對一家公司犯了過失,表面上唯一合適的原告人應是該公司本身,而該公司的股東並不可以代表其公司提出訴訟,要求法院給予濟助。然而,這項規則的適用存在一些例外情況(例如,Edwards v Halliwell [1950] 2 All ER 1064, 1067一案曾考慮這一問題)。以下為公司股東可提起衍生訴訟的有限情況:

例外情況一:不合法或越權作為

假如控制公司的人士(其董事或大股東)導致該公司行事超越了自身權限,又或是超越了該公司的法律行為能力,例外情況便可因此而適用。倘若該公司的作為並未受其組織章程大綱或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授權,又或是不符合該公司必須遵守的法定規則或規例,那麼該公司的作為可能超越了自身的權限。

例外情況二:多數的規定

任何必須獲得特別或「極之」多數的股東同意才能作出的作為,不能單憑股東的過半數同意,便可使其成為有效。要是真有此等情況發生,少數股東也可提起衍生訴訟以推翻該等不合法作為。

例外情況三:對小股東作出欺詐

這一情況被廣泛認為是Foss v Harbottle規則的一個最重要例外情況,即股東必須首先證明有對小股東進行欺詐的情況。這兒所指的欺詐,與普通法下的欺詐比較,前者所適用的範圍更廣,並且包括大股東或董事所作出的,導致公司或少數股東蒙受傷害或不公平的作為。

股東在代表公司提起衍生訴訟前,必須證明:(i)大股東從中謀取了一定利益﹔(ii)該利益是在犧牲公司利益情況下獲得的,又或是導致該公司蒙受了若干損失或損害﹔及(iii)大股東運用其控制權,阻止該公司向他們提出起訴。

在香港提起與BVI公司有關的衍生訴訟

Wong Ming Bun在其申索中,尋求代表Creative China Limited(一家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在香港的法院提起衍生訴訟。

Creative China Limited的主要資產,包括在中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持有重大持股量。原告人藉提起衍生訴訟,要求撤銷一份導致該公司股權變更的協議,並要求法庭宣告該公司向第一及第三被告人發行的新股無效並應將其取消。

法院於2013年7月接獲三項與原告人之申索有關的申請,當中包括被告人以不具法律地位(locus standi)為由,尋求將原告人所提出的申索剔除之申請。訴訟雙方之間的一致看法是,原告人在展開訴訟前並未尋求英屬維爾京群島法院的許可。被告人成功爭辯稱,原告人因此並不具備法律地位代表該英屬維爾京群島公司提出申索。

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733條規定,在香港法院提起的、與香港的公司及某些在其他地方成立的公司有關的衍生訴訟,必須獲得法院的許可。Wong Ming Bun一案指出,該項訴訟並非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32章)第168BC條(當時的適用條文)而提出的法定訴訟。

吳嘉輝法官引述了Graeme Johnston在The Conflict of Laws in Hong Kong (2nd ed., 2012)一書中的一段文字(at 592):

是否能夠在香港提起衍生訴訟,須視乎該公司之註冊成立地的法律而定,儘管它亦須符合在香港提起該等訴訟的程序上規定。

法院引用上述這一段話,引發了哪些規則屬程序性,哪些屬實體性的問題。法院引用了Lawrence Collins J 在Konamaneni v Rolls Royce Industrial Power (India) Ltd [2002] 1 WLR 1269一案中判決裡的一段話(關於適用Foss v Harbottle規則的例外情況,亦曾在East Asia Satellite Television (Holdings) Ltd v New Cotai LLC [2011] 3 HKLRD 734一案中被引述)如下:

雖然純粹就英國本身而言,該項規則的例外情況,可被視為一項程序性的設計,但從國際層面來看,我並不認為它的真正性質屬於程序性。

法官因此審視了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法律,要提起該項訴訟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有關衍生訴訟的法定條文,已在《2004年英屬維爾京群島商業公司法》(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下稱「該法案」)第 184C條至第 184F條中訂立。

該法案第184C(1)條規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院可應當地公司成員所提出的申請,批准其以該公司的名義並代表該公司提起訴訟,又或是介入該公司作為訴訟一方的法律程序,以代表該公司繼續進行法律程序、在有關法律程序中抗辯,或中止有關法律程序。

法例要求在提出衍生訴訟前,需要先取得法院的許可,目的是要作出把關,防止有人提出不必要或缺乏理據的訴訟。因此,第184C(2)條列出了英屬維爾京群島法院在批予許可前,須予以考慮的若干因素,其中包括,該衍生訴訟是否符合該公司的利益﹖該項法律程序是否有勝訴的可能﹖以及,是否另有任何可替代該項衍生申索的補救措施﹖

第184C(6)條訂明,除非該法案另有規定,否則任何成員不得以公司名義或代表公司提起或介入任何法律程序。

Nigel Gray v Allan Leddra and Pro-Flex Packaging Co. Ltd BVI HC (COM) 79/2011一案中,Justice Bannister QC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商事法院裁定,在未有事先取得法院許可的情況下而擬提起衍生訴訟程序,屬於濫用程序,因此剔除以衍生訴訟方式提出申索的那些部分。

吳嘉輝法官在Wong Ming Bun一案中裁定,是否能夠在香港提起衍生訴訟,須視乎該公司之成立所在地的法律而定,儘管也必須符合在香港提起該等訴訟的程序性規定。由於原告人未有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法律取得所需許可,因此法院接納被告人的申請,批准以法律地位為由剔除該案的申索陳述書。

吳嘉輝法官對於香港法院是否可以取代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法院批予許可表示懷疑,並指出「本庭並沒有獲提供任何典據,支持以下的主張﹕該具有追溯效力的許可 (即使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法律如此允許),可以從香港的法院而不是從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法院取得⋯⋯」(Wong Ming Bun, para. 44)。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法律,上述情況大概不可能發生,因為第184C條是用大寫來表示「法院」一詞,而該法案也將法院界定為(英屬維爾京群島)高等法院。

雖然第184C條被描述為﹕將英屬維爾京群島公司的成員提起衍生訴訟的權利編纂為成文法則,但我們須以審慎態度看待這項描述。毫無疑問,第184C條的規定,是要額外增加(而非取代)Foss v Harbottle規則的其中一項例外情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第184D條至第184F條賦予法院權力,可在衍生訴訟的過程中作出進一步的命令。這包括 「就法律程序的進行作出指示」的權力(第184E(b)條)。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假如香港法院決意就第184C條下的許可問題遵循英屬維爾京群島法院的規定,那麼香港法院是否也必須對第184E條下有關法律程序進行的問題,遵循英屬維爾京群島法院的決定呢?

與百慕達及開曼群島的公司有關的衍生訴訟

與英屬維爾京群島不同,百慕達的《1981年公司法》沒有為衍生訴訟提供任何法律框架,因此可以根據普通法提起該等訴訟,並運用上述英國判例所發展出來的原則。

由此可見,就百慕達法律而言,任何百慕達公司的成員,均可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以百慕達公司的名義提起衍生訴訟(而無需獲得百慕達法院的許可或允准)。但這在香港的法律下是否可能,大抵取決於該公司是否符合《公司條例》第 733條中有關的法定要求。

至於開曼群島,當地的《公司法》並沒有任何關於衍生訴訟的規定。

然而,在開曼群島,倘若某宗訴訟的被告人已發出了擬抗辯通知書,那麼原告人便須向法院申請繼續進行這宗訴訟的許可,並須提交一份誓章,核實有關申索以及代表該公司提出起訴的依據。這是《1995年開曼群島大法院規則》(Cayman Islands Grand Court Rules, 1995) (源於前《英國最高法院規則》的一條相應規則)第15號命令第 12A條所作的規定。

在許可申請的聆訊中,開曼群島的法院除了可以批准繼續進行訴訟又或是將其撤銷外,還可以將有關申請押後,排期在較後的日子進行聆訊,並作出其認為適當的其他指示。

根據第15號命令第 12A(12) 條規定,在法院給予繼續進行有關訴訟的許可後,如果有關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則被告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原告人提出因由,解釋為何法院不應撤銷該訴訟或撤銷該等以衍生訴訟方式而提出的任何申索。

《大法院規則》適用於在開曼群島大法院法官席前提出的訴訟,而且其性質主要是程序性的﹔但卻回應了Lawrence Collins J所提出的質疑:第15號命令第 12A條規則(取得法院許可)在國際環境中的真實性質是否屬於程序性呢?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爭辯說,它們不應有別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的規定。這取態似乎表示,被告人於外國(香港)進行有關法律程序的期間,可以根據第15號命令第 12A(12) 條的規定,重回大法院要求重新審理在環境改變的情況下,應否繼續進行有關訴訟。

結論

基於《2004年英屬維爾京群島商業公司法》第184C條中的明確條款,法院在Wong Ming Bun一案中所作出的裁決,也許並不會令人感到意外,而且該案亦與Microsoft Corp v Vadem Ltd, C.A. No. 6940-VCP (Del. Ch. Apr. 27, 2012)(美國特拉華州的裁決)一案中的類似裁決一致。然而,在涉及開曼群島公司(而非英屬維爾京群島公司)的衍生訴訟中,人們仍可爭辯稱,須獲得法院許可的條文只屬於程序性質。這似乎與 Lawrence Collins J的評論並無抵觸。他所作出的與衍生訴訟規則之實質性質有關的評論,涉及處理Foss v Harbottle規則的例外情況(而非關乎取得法院許可的規定)。

對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來說,此等情況中的較穩妥做法也許是,先嘗試取得英屬維爾京群島法院的許可。

對於開曼群島的公司來說,這做法似乎難以實行。第15號命令第12A條規則乃適用於藉令狀而開展的訴訟,而案中的被告人亦已發出擬抗辯通知書。然而,這說法只是設想該訴訟是在大法院進行。倘若該訴訟已在海外法院提出,那麼便不可能提出有關的許可申請。

在所有此等情況中,較為適當的做法是,權衡在公司成立所在司法管轄區的法院提出有關申索的利弊。這一做法,可以避免出現難以處理的法律衝突問題。但假如被告人在該司法管轄區並沒有任何資產,要強制執行該項判決便可能需要較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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