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開口說抱歉

香港律政司轄下的調解督導委員會於近期發表了一份諮詢文件,檢討在爭議情況中作出道歉所具的法律含義。

該委員會建議通過立法,鼓勵爭議的當事方作出道歉,但不會有導致承擔法律責任之虞。此舉是為了促進當事方在早期達成和解,並將訴諸正式法律訴訟的可能性降低。

然而,此一建議是否能夠實現預期的目標,而當中又會產生什麼連鎖效應呢?Julian Copeman、May Tai及Gareth Thomas三位律師於今年較早時候,就香港調解服務的使用,向大約100位客戶進行了調查1,並突顯了這項法例可能存在的隱憂。

有關建議

倘若《道歉條例》會依照該諮詢文件所建議的方式獲得通過,它將會對尋求爭議解決服務的人士及其顧問帶來重大的影響。

該項法例將會使一切形式的道歉(包括表示遺憾的「有限度道歉」,以及承認法律責任的「全面道歉」)在「民事法律程序」中不被接納。這當然包括所有非刑事法律訴訟,但同時也包括各個審裁處和審裁組(包括仲裁及紀律程序)。

該督導委員會建議,道歉不應該構成承認在《時效條例》下的訴訟權利。此外,他們亦建議,道歉不應該對保險構成任何影響(例如,因承認法律責任而導致保險失效)。

在適當情況下及於適當時候所作的道歉,肯定能提高和解的機會。然而,道歉法例似乎並非實現這一目標的最有效途徑。它可能具有的優點(鼓勵作出合乎道德的行為,從而促進和解),看來並非藉著先例來建立,而且也不能掩蓋它存在的實際缺點。

道歉法例假如在香港獲得通過,可能會導致出現以下情況:

  • 令爭議解決程序的當事人及其法律顧問在處理其相關事宜上情況變得複雜﹔及
  • 減損了在「安全地」作出道歉(包括有限度及全面道歉)方面,範圍已經相當廣泛的「另類排解糾紛的程序」(此等程序必須保密並享有特權)(以下簡稱「另類排解程序」)所起的作用。

錯誤的理據

透過各種形式呈現的道歉法例,雖然在多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實行,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及英國,但證明它確實產生積極作用的實證證據卻是十分有限。

在1987年與1990年進行的學術研究(在「另類排解程序」主流來臨之前) ,是就道歉對和解所產生的積極影響作出評估的依據。但實際上,較為近期的文憲顯示,道歉法例並未能改變文化,而法院對其作出解釋的情況亦有限,而且在解釋上亦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

「諮詢文件」所引述的一篇於2012年發表的文章,將該加拿大法例(當中涵蓋全面道歉並反映該項向香港建議的法例)形容為一項「幾乎隱沒」的法例,而根據一篇於2013年發表的文章,澳洲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雖然這些國家擁有獨立的州法例及地區法例,但該等法例之所以未能改變人們的行為,並不能單純以此等司法管轄區實行聯邦制度作為問題的答案。

較為近期的研究顯示,人們只有在美國的醫療保健領域,才所以發現道歉能有助緩減當事人隨後提起法律訴訟的情況。幾乎所有被引述的各美國州份,都只是制定了有限的法例(只適用於有限度道歉,並通常見於涉及醫療事故的個案中)。有些司法管轄區根本完全沒有制定道歉法例,只是援引醫院的計劃方案和政策(而非法例)作為主要手段。

這表明,要加強道歉在適當情況下所發揮的作用,其實無需進行廣泛的立法。相反,訂立以特定範疇為依據的條文才是充分和有效。

將道歉適用於各種民事法律程序(包括所有審裁處和審裁組)是錯誤的做法。道歉立法在今天所獲得的支持,以及它已被證明能夠起建設性作用的情況,實際上都只是非常有限。我們可以看到,在人身傷害或涉嫌醫療疏忽的個案中,道歉可以起相當的作用。然而,為了取得一致性而將道歉的實施伸展至各種不同形式的爭議 (但不包括刑事申索),這做法看來並不可取。此舉是假定所有爭議的申訴人都希望對方作出道歉,但事實上,申訴人希望對方作出道歉的情況,實際上是非常有限。雖然道歉肯定可以緩解其他一些類型的爭議(包括商事案件—正如成功的商事調解個案所顯示的),但將道歉法例適用於各種形式的爭議,這做法顯然並不相稱。

導致問題變得複雜

對於尋求訴諸法律途徑的人士來說,法例應當力求簡化,而不是導致問題變得越加複雜。為了消除法律上的不確定性,因此有必要清晰界定「道歉」的含義。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案例顯示,目前並不存在足以避免產生爭議的「萬無一失」定義。

我們建議香港採取廣泛的定義和適用範圍,以提高其明確性,但出現此等結果的可能性似乎並不高。事實上,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從屬訴訟的出現,而不是訴訟數量得以減少。

當所建議的法例就時效的目的而言,承認不成為承認,知悉不成為知悉,而對法律責任的承擔又並非為保險的目的時,我們實在難以看到如何能避免訴訟的進行。

儘管香港在推行「另類排解程序」方面已見成效(尤其是調解),但基本上,香港仍然是一個由訴訟主導的司法管轄區,因此道歉法例只會令情形激化。

此外,道歉法例對時效所產生的影響,也會令情況變得複雜。當中的重點,是減少窒礙人們作出道歉的可能障礙(關於時效期限的延展),而並非這項條文可能產生的影響。

正如加拿大所出現的情況—該國需要制定與時效計算有關的詳盡法例。在缺少近期證據證明道歉法例有助促進和解的情況下,我們不應干擾《時效條例》的運作。

同樣,關於道歉(什至包括承認法律責任的道歉)不應該對保險構成影響的建議,當中可能會衍生各樣的後果。

實際上,香港的承保人只會在有限的情況下(例如涉及明顯過失),才會同意當事人作出道歉。尤其是對於複雜的申索,承保人會就(早期的)「無損權利」道歉作出警告。

在美國的一些醫療糾紛中,道歉結合承保人所採取的「披露、道歉及建議」(“DA&O”)模式,能夠產生良好的效果。醫生及醫療機構獲提供機會向申索人作出道歉,而不必擔心所說的話在未來會被對方在法庭上提出,作為對他們不利的指控。然後,有關機構會聯同其法律責任承保人,向患者作出在金錢賠償方面的公平與適時建議。但一般而言,在該等情況中,只有透過對意外事故的根源分析,證明醫療服務提供者或醫療制度確實曾在可預防的事件上犯錯,承保人才會提出賠償建議。

濫用情況

該法例容易導致被告人為了促使申訴人/原告人接納對他們較為不利於的和解條件,而作出「空洞」或策略上的道歉。

(準)被告人知悉其即使承認過失,但並不會帶來不利的法律後果,因此不會擔心自己的情況。但當申訴人/原告人得知其對手在公開承認過失後,雙方若然無法就有關爭議達成和解,申訴人/原告人並不能利用這一點來維護自身的利益時,他們可能會對此感到震驚。

作出無損權利的承認是另一回事,因為它在法律上已享有相當清晰的地位﹔但道歉法例會導致申訴人/原告人必須以其他方式提出對方犯錯的證據。這情況不單無法促進司法公義,更會令人們對有關制度的信心下降(而非增加)。

在《道歉(蘇格蘭)法案草案》中存在另一個可能出現的問題,並涉及(書面)道歉中所載的事實陳述,以及應當如何對其作出處理。它們是否可被接納作為證據?

蘇格蘭的立法機關認為它們不應被接納作為證據。這再次導致容易被濫用的情況出現,並可能會進一步扼殺申訴人/原告人的申索權利。然而,另一個替代方案—只有(函件中的)事實陳述可被接納作為證據,但就相關法律責任所伴隨作出的道歉/承認,則不可被接納作為證據—同樣是言不成理。

這議題突顯了道歉法的複雜性,以及其衍生混亂和從屬法例的可能。

「另類排解程序」就是答案?

「另類排解程序」受「無損權利」特權的保護,並享有保密地位。凡是曾經說過或作出過的事情,又或是為此目的而建立的文檔,均不得在隨後的訴訟或仲裁中被提出作為證據(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才會有例外情況出現)。

尤其是,對於為調解目的而進行的通訊,香港《調解條例》充分保護其保密性。除了「另類排解程序」外,為和解目的而進行的談判及通訊,也享有無損權利的特權。

因此,情況看來應該是,香港與其制定新法例,倒不如盡量提升人們對「另類排解程序」的了解和支持。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要填補「另類排解程序」使用者之間的「知識缺口」,需要下的功夫顯然還有不少。但是,制定道歉法不大可能會促使人們更多使用「另類排解程序」。

因此,更為可取的做法應該是,積極推廣香港的各種「另類排解程序」(部分是一般性的,其他的則是針對特定範疇的),並提倡在一切爭議中使用「另類排解程序」(並在適當情況下使用道歉方式)。

此外,在道歉看來具有相當成效的實務範疇中(例如醫療事故)試行道歉規定,相信也會帶來裨益。


1. 參見《從當事人的角度:香港調解實務這五年來的發展》, 2015年4月號《香港律師》(http://www.hk-lawyer.org/en/article.asp?articleid=2801&mid=&sid)。

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 執行合夥人

Copeman先生是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大中華區的執行合夥人,以及全球龐德會議香港區籌組委員會的主席

Copeman先生於英格蘭、香港及其他地方,擁有超過20年的爭議解決經驗,當中涉及各種形式的國際爭議解決,尤其是在公司與股東爭議、銀行及金融事務、跨境欺詐訴訟、科技爭議等重大商業糾紛方面。

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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