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為左右袒

當劍橋大學的教師們在邊綫上越界時、當學生們互相踢人時,我一直維持了他們之間的秩序。我在古巴國家體育場擔任過國際賽事球員的裁判。有人提議讓警察護送我離開球場,以保護我不受憤怒的黑社會人士傷害。我可以告訴你,足球裁判的生活是不會枯燥乏味的。

我在倫敦長大,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當裁判了。作為一名足球運動員,我的天賦有限—好吧,我就是個垃圾—從表面上看,當裁判似乎更容易些。在協助管理我的青年俱樂部球隊時,我有機會參加了一個裁判課程。課程要求很高,但我通過了考試,在16歲的時候,我進入了一個美麗的新世界,那裏有哈克尼沼澤(Hackney Marshes)上的泥濘球場、充滿了動力的球員和憤怒的觀衆。

我一開始是南奧聯賽的一名邊線裁判員,現在是一名助理裁判。那裏的水準很好,球員們和你在頂級水準比賽上看到的任何球員一樣熱情和用心。很快,我開始負責比賽,很多的比賽。一場周六的比賽,另一場在周日的比賽,通常還有一場周中的比賽。我拿到了工資,忙碌的一周可能會看到我口袋裏有五、六十英鎊,對於一個即將去法學院的小夥子來說,這是一筆很有用的收入。

完成訓練

在倫敦城市大學學習法律期間,我繼續擔任當地聯賽足球的裁判,但當我搬到劍橋完成碩士學位時,我放棄了這一工作。反而,我在歷史悠久的劍橋大學協會足球聯盟(Cambridge University Association Football League)的贊助下,負責「杯賽」—不同學院之間激烈競爭的淘汰賽。我記得我身處一些半決賽和決賽中的情景。那是很棒的日子,我非常享受這段經歷。

作為一名法律專業人士,裁判的吸引力是顯而易見的:執法,努力做到公平,並根據每個個案的是非曲直來判斷。那次過遲的鏟球是否故意?那是故意的手球嗎?當然,我白天的工作通常是站在一邊代表我的當事人,而裁判則讓我成為法官,立即伸張正義。這是我喜歡的角色。

我於1981年8月來到香港,很快就在香港足球會負責比賽,在那裏我成為了會員。在很短的時間內,足球會接受了我的裁判資格,我開始擔任乙級比賽的裁判。通常情况下,這些比賽是在兩支幾乎不會說英語的當地球隊之間進行的,但是,足球是一項普遍的運動,我們配合做得很好。我記得有一次對賽後,警察護送我離開賽場,那次對賽的特點是一些需要處罸的鏟球和出示幾張警告牌。我問為什麽,他們回答說:「那邊有幾個人想殺了你!」顯然,我的一些判決並沒有得到本地三合會的贊同。

在轉到法律界聯賽之前,我參加了幾個賽季的乙級聯賽。然而,我的大部分裁判都是周五晚上在足球會的友誼賽進行。別被友誼這個詞愚弄了,這些運動的特點是一些運動員在他們的巔峰時期非常優秀,而他們的競爭本能也在這展示出來。

果斷出牌警告

我經常被問到球員作出投訴的問題,以及我是如何對待他們的。我完全喜歡開玩笑,但是當越界到持不同意見時,我是零容忍的。為此,我開發了一種獨特的警告牌系統,對我很有用。除了標準的黃色和紅色,我在口袋裏放了一張橙色的牌,當球員太多嘴的時候就揮舞這張牌。這意味著他必須下場,允許替補上場,如果他道歉,我會讓他再上場。

我在足球會的參與導致我成為英式足球部的臨時主席,當時他們想參加甲級聯賽的比賽,這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因為「足球總會」的規則要求頂級球隊必須完全專業化。這個角色和我主持過的任何一場比賽一樣具有挑戰性。這樣做的後果是我代表我們的球員在足總紀律委員會出席聆訊。當時我對違規者的忠告—「保持安靜,讓我來說話」—總是能幫助他以相當輕的懲罰逃脫。

正是通過足球會,我認識了我的隊友Henrik Lorenz,並最終在世界的另一邊擔任裁判。Henrik是一位德國商人,他為足球而活、呼吸著足球的氣息;他在2006年去世,遺憾的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他在整個比賽中都有人脉,並會招募Jurgen Klinsmann、Alan Kennedy和Tony Morley等前球員為他的洛倫茨全明星隊(Lorenz All Stars)效力,並於足球會一年一度的足球七人賽參賽。Henrik帶著他的球隊進行了海外巡迴賽,我在2001年的一次委內瑞拉和古巴的這樣的旅行中被邀請擔任裁判。我們在古巴的最後一場比賽是在哈瓦那的國家體育場舉行。我清楚地記得,主隊和比賽的官員一貧如洗,我們最終捐出了我們所有的裝備、靴子和其他所有的設備。

要像Mike一樣

我最終成為了七人足球賽組委會的成員,這導致我帶著傳奇主教練Harry Redknapp(一位朋友的朋友)來到香港,在賽前晚宴上發表講話。這就是我如何認識英超裁判Mike Riley的,他在執教澳大利亞一名重要的國脚後順便來看了幾場比賽。Mike非常喜歡香港,他開始每年都來香港。在他退役並接任英超裁判機構主席後,他每年都會派出一名高級職員,而我們會在錦標賽前組織布高江律師行裁判午餐會。我們有Chris Foy、Lee Mason、PhilDowd及Kevin Friend這樣的人在這個活動上發言。

2018年我們做得更好,當時Martin Atkinson是獲提名裁判。Martin正在計劃一次史詩般的1700英里的慈善自行車騎行,從英格蘭到俄羅斯的世界杯;布高江律師行決定給他推動發車。我們的午餐也是一次籌款活動,其中包括一場足球紀念品拍賣—Frank Lampard和Wayne Rooney簽名的球衣、比賽球和節目—最終獲得134,100港元的慈善騎行資金。Martin欣喜若狂。

繼續談回饋運動的主題,在過去的四年裏,布高江律師行在倫敦郊區贊助了一群年輕的足球運動員,他們在我的老朋友、球隊主教練Danny Harris的悉心照顧下開始了個人成長之旅。他們現時在競爭激烈的桑巴青年聯賽中為VCD Athletic U18比賽。這些年輕人中有許多來自弱勢家庭,足球給了他們一些生活技能,例如尊重、團隊合作和體育精神,以及建立他們的自尊。

足球帶著我周遊世界,支持車路士和英格蘭—後者總是抱著希望,而不是預計。我參加過無數的錦標賽,既喜歡比賽,也喜歡同志情誼和觀光。我花了五周時間參加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並計劃在今年的歐洲杯上花上一個月時間,現在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的原因推遲了12個月。

在等待杯賽的過程中,我將在周五晚上繼續在足球會擔任裁判,穿上英超比賽官方裝束來維持比賽秩序,這件衣服是由Mike Riley親切贈送的,這件衣服給我注入了一種更高的權威感。如果你是一名球員,請欣賞比賽並尊重我的裁判,否則我可能要向你出示橙色的警告牌。

英超裁判Phil Dowd盛裝出席布高江律師行裁判午餐會。

英超裁判Chris Foy在布高江律師行裁判午餐會上吸引所有人注意。

在香港某一晚餐期間,高恒坐在英超裁判Bobby Madley(左)和Paul Tierney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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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se Cohen & Collins高級合夥人

高恒於 1985 年與人共同創立了這家最終名為 Boase Cohen & Collins 的律師行,並於 2004 年成為高級合夥人。他的主要執業領域包括刑事訴訟和複雜的企業罪案,因此他在香港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中協調辯護團隊。高恒因其公益工作、社區事務推廣 和對各種慈善事業的承諾而受到認可,他於 2012 年獲授予香港榮譽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