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郵騙案:採取緊急行動以追討被詐騙款項

據南華早報報導,國際詐騙犯在2016年的商業電郵詐騙案中,利用香港的銀行賬戶,合共騙取了幾近15億港元,而當中的一宗交易,導致一家外國銀行被盜取了5億港元(參見 International email scams involving Hong Kong hit HK$1.5 billion for the year so far, 南華早報,2016年12月12日)。今年到目前為止,電郵及電話騙案已帶來了超過5.8億港元的損失(參見Dedicated Hong Kong police unit set up to handle phone scams, 南華早報,2017年7月21日)。

騙徒在這些電郵騙案中,入侵目標公司的電郵賬戶(該等賬戶一般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登記),目的是為了更深入了解有關公司的業務,然後根據所取得的資料,偽冒該公司的職員和供應商,以達致騙取該公司款項之目的。根據香港警務處所刊登的《「電郵騙案 」最新手法 - 假冒行政總裁電郵騙案》(Latest Trend of Email Scams – CEO Email Scam)資料,電郵騙案的騙徒一般會採取以下犯案手法:

  • 銷售合約騙案:騙徒根據盜取得來的電郵,得知A公司(賣方)與B公司 (買方)的業務往來情況。其後,騙徒假扮A公司發送虛假電郵予B公司員工,訛稱A公司的收款銀行賬戶號碼已經更改,要求B公司員工將應付的款項存入一個在香港新開設的銀行賬戶。
  • 假冒公司高層:騙徒假冒受害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向該公司的財務部門員工發出虛假電郵,訛稱要緊急匯款給外國生意伙伴或進行業務投資,並指示該公司的財務部門員工將款項存入一個在香港開設的銀行賬戶。

在這情況下,外國公司也許會要求香港的律師提供協助,追討該等被盜取及存入了香港銀行賬戶的款項。本文將討論香港律師可以採取如何的策略,以:(i)防止騙徒所盜取的款項被相繼轉移;(ii)查找該等款項的下落;及(iii)協助當事人追 討有關款項。

向香港警方舉報

受外國公司委託的律師一旦發現了欺詐情況的存在,便應當考慮立即向香港警方舉報有關的電郵騙案,此舉可促使「聯合財富情報組」(Joint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向有關銀行發出「不同意」書,告知該銀行「聯合財富情報組」並不同意其處理該存入了有關款項的香港賬戶中的交易(《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第25A(2)(a)條)。然而,該「不同意」書並不具備法律效力,可以凍結該香港銀行賬戶,或是保障該外國公司在該賬戶的款項中的權益。因此,即使該銀行收到了「不同意」書,它仍有權決定是否執行其客戶的指示 (Interush Ltd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2015] 4 HKLRD 706, para 50–52)(儘管在實際運作上,銀行始終會履行其在反清洗黑錢法例下的義務)。但不管如何,律師不應倚賴香港警方為其當事人進行追 討。

「所有權強制令」和「資產凍結強制令」

律師應當建議該等外國公司考慮在香港法院提起緊急法律程序,以防止銀行處理該等涉及香港賬戶的交易,並設法追討有關的款項。此外,作為案中原告人的外國公司,也可以單方面同時向法庭申請「所有權強制令」(proprietary injunction) 和「資產凍結強制令」(Mareva injunction)(以下簡稱「資產凍結令」)。

法庭頒發「所有權強制令」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該等原告人可對其提出所有權申索的資產。原告人若遭遇電郵詐騙而被誘使匯出款項,收受了有關款項的人,可被視作以「法律構定信託」(constructive trust)方式,為原告人持有該些款項。在JS Microelectronics Ltd v Achhada [2016] HKEC 694, para. 60一案中,法官指出:

「任何財產若是透過欺詐手段而被收受或取得,對於運用欺詐手段而取得此等財產的人,又或是明知此等財產是藉不公平手段剝奪原告人而得來,但仍然保留或收受它們的人,衡平法將對其施加法律構定信託,而在衡平法下,該等信託財產將可予以追討和追尋。」

另一方面,法庭頒發「資產凍結令」,是旨在保障原告人,以免被告人的資產在執行法庭的判決前遭到耗散(dissipation)。「資產凍結令」的頒發,並不取決於原告人對該些將會受到管控的資產,是否享有所有權方面的申索。因此一般的看法是,有關的財產倘若未被耗散,那麼與「資產凍結令」比較,「所有權強制令」應當是「較佳的濟助方法」。倘若該等財產有被耗散的風險,那麼較為審慎的做法,就是同時向法庭申請頒發「資產凍結令」,從而進一步「加強」對該些財產的保護 (Falcon Private Bank Ltd v Borry Bernard Edouard Charles Ltd [2012] HKEC 953, para. 78)。

與標準的「資產凍結令」比較,「所有權強制令」具有下列優點:

  • 「所有權強制令」的申請門檻較低。法庭在審理「所有權強制令」申請時,於權衡利便後,通常會認定適當的做法,是保存有關款項,直至有關的審訊程序展開。此外,申請人並不需要證明有關資產存在被不合理耗散的真實風險(像「資產凍結令」所要求的情況般)。最後,原告人只須根據實際情況,證明存在重大問題而須對其加以審理(參見Pacific Rainbow International Inc v Shenzhen Wolverine Tech Ltd [2017] HKEC 869, paras. 37–39一案)。
  • 被告人在一般情況下,不得將受制於「所有權強制令」的款項(該等款項被指稱是以「法律構定信託」方式持有),運用於法律費用的支付或日常業務支出 (Wharf Ltd v Lau Yuen How [2010] 1 HKLRD 783)。 相反,標準格式的香港「資產凍結令」載有此等運用被告人資產的例外情況。
  • 原告人可以要求法庭向被告人下達披露命令,以協助追尋原告人款項的下落。

披露命令

標準格式的「資產凍結令」,容許法庭向被告人發出披露命令,規定被告人須就有關資產的價值、位置所在及其他詳情提供相關資料(《實務指示第11.2項》)。然而,上訴法庭在Pacific King Shipping Holdings Pte Ltd v Huang Ziqiang [2015] 1 HKLRD 830, para. 30–32一案中,裁定任何「資產凍結令」倘若並不涉及所有權申索,法庭通常不會就被告人資產的轉移或耗散,發出進一步披露的命令;但倘若有證據證明被告人違反了相關強制令,情況則屬例外。

就「所有權強制令」的頒發而言,原告人如要求追尋在衡平法上屬於他的財產,法庭可命令被告人披露該等財產的下落。此外,法庭也可以命令第三方銀行披露與該被指涉及欺詐用途的被告人銀行賬戶有關的文件(參見 Pacific King Shipping Holdings Pte Ltd, para. 29一案)。

《證據條例》(第8章)第21條規定,法庭可下達命令,賦權原告人查閱銀行紀錄內的任何記項,並製取有關副本(包括銀行結算單)。這項命令可以在相關法律程序的早期非正審階段作出,包括單方面聆訊(參見 CTO (HK) Ltd v Li Man Chiu [2002] 2 HKLRD 875, para. 7–12一案;法庭根據單方面申請而作出披露命令的例子,可參見 Golden Brothers Inc v Medicare Asia Ltd [2016] HKEC 2246一案)。向第三方銀行發出披露命令的好處,是可以讓原告人迅速得知其款項的下落。

第二層收受人

原告人的代表律師如發現被告人已將有關款項轉移(轉予「第二層」收受人(“second layer” recipient)),他們須就應否要求法庭向第二層收受人發出「所有權強制令」和「資產凍結令」,向其當事人提供法律意見。假如第二層收受人所收受的款項,顯示源於欺詐所得,那麼原告人有權就第二層收受人所持有的款項,根據衡平法提出所有權申索,惟須受制於並不知情的真誠購買人所作的有值交易 (Pacific Rainbow International Inc, at para. 64; Arrow ECS Norway AS v Xin Cheng Holdings (International) Co Ltd [2016] HKEC 1063, para. 13)。 此外,原告人可就第二層收受人如何處理有關款項(包括該等款項是否已經轉予「第三層」收受人(“third layer” recipients)),要求法庭頒發披露命令。

然而,當中的潛在困難是,原告人的律師對被告人與第二層收受人之間的交易(包括雙方是否存在任何業務關係)是一無所知。在香港的一些近期案例中,第二層收受人聲稱其與被告人之間所進行的純屬合法交易,故要求法庭解除有關的強制令。

其中的一個例子是,第二層收受人辯稱,他們只是在涉及鞋類、電子產品和凍肉銷售的交易方面,以及在將人民幣兌換成為港幣或美元的「灰市」交易中,收受被告人的款項。在若干案件中,第二層或第三層收受人所提供的解釋,足以解除相關的強制令(例如,在Arrow ECS Norway A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Umitoys v Nice Fame Trading Ltd [2017] HKEC 1295一案中, 當中的第一層收受人獲得法庭解除「資產凍結令」)。在其他案件中,法庭裁定有關的交易證據不足(例如,Pacific Rainbow International Inc一案)。

法庭在Arrow ECS Norway AS, para. 30一案中指出,如果只是透過某地下銀行系統收受有關款項,「這並不足以認定當中存在不法行為。控方必須證明收受人知道或有理由相信,有關款項涉及不法來源」。然而,該項分析備受各方批評,理由是法庭並非以認定當中存在「不法行為」,作為頒發非正審強制令的必要條件。在Ferrari North America Inc v Changhon International Energy Co Ltd [2017] HKEC 1324, paras. 19 and 25一案中,法庭指出:

「本席同意,如果僅因存進銀行賬戶的款項,是來自一個不相關的來源,這並不足以質疑當中是否存在某些不誠實行為。然而,如果根據其整體狀況觀察,該等事實可以讓人質疑當中存在不誠實行為,那麼在「資產凍結令」的階段,法庭無需強制原告人必須證明該等款項的收受人涉及「犯罪行為」。

法庭經常察覺到的一種情況是:在發生了互聯網電郵詐騙後,經常會有大筆款項存入某家公司的賬戶中,然後,該筆款項會馬上被分散存入其他一些公司 (存入的金額數目似屬隨機性質),而這些公司與存款人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關係。同樣,另一種經常發生的情況是,這些款項的最終收受人會聲稱,他們所收受的款項,與存款之時正在進行的某宗交易恰好吻合。這些都是法院應當關注的『巧合情況』。 」

第二層收受人在收受有關款項時,是否並不知悉當中實情,而且是以有值方式進行有關交易,這須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而定。法庭須審視有關的交易文件、業務紀錄,雙方進行交易時是否銀貨兩訖,以及轉移有關款項的時間和所涉及的金額,並據此評估是否存在有關該宗交易的任何可靠證據。

結語

律師一旦受外國公司委託處理其所涉及的電郵騙案,便應當即時採取行動,以免所涉及的款項被相繼轉移。香港法院向來願意協助保護外國公司的資產,因此對於緊急的「所有權強制令」和「資產凍結令」(並連同附帶的披露命令)的發出,通常會給予積極考慮。但時間越久,有關款項轉移至第二層及第三層收受人,又或是被完全移離香港的可能性便越高;這樣一來,向不法者進行追討的法律程序亦變得越複雜。

Jurisdictions: 

Gilt Chambers, 大律師

Luxton先生是Gilt Chambers的大律師,從事商業法,保險和海事商法。他在澳大利亞和香港作為處理商業糾紛的事務律師有近十五年經驗之後,獲認許成為大律師。他在欺詐事宜,破產糾紛,合約申索,僱傭法和銀行法以及有關的禁制令申請方面解具有經驗。他經常參與在香港高等法院的海事訴訟和海事仲裁中。